论邓小平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论文

2016-11-10

论邓小平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全文如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开始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新途径，到1929年底，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平江、黄麻、百色等100多次武装起义。但受“中心城市论”的影响，有不少起义未能成功。所以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胜利，对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所取得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实践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阵地

第一，邓小平成功发动闻名全国的百色、龙州起义，实践和印证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性。1929年9月，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不接受中共的劝告，仓促反蒋(介石);当时的中共广西党内对革命发展方向的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为此，邓小平经过深入分析后，力排众议，强调指出，在敌人兵力集中的地方闹革命，是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应考虑我们党在左右江山区的群众革命基础优势。10月，俞、李反蒋失败后，邓小平果断地摆脱“城市中心论”框框的影响，把中共广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左右江山区。邓小平等把第四、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等革命力量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后，坚持把加强党掌握的正规武装改造同左右江工农运动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时，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极大地调动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经过几个月的缜密细致准备工作，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先后举行了闻名全国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广西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局面，与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遥相呼应。邓小平把左右江山区作为广西革命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不仅与毛泽东1927年进军井冈山的伟大创举是同曲之作，而且还体现了毛泽东和红四军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对邓小平领导左右江革命斗争实践的巨大的积极影响。这不但可从1930年1月中央的肯定评价中得到佐证，“七军是仿朱毛编制，这是对的”[1]197，而且还可从邓小平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邓小平曾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听了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经验，“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2]87。

第二，邓小平创建全国瞩目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朱(德)、毛(泽东)路线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所以，他把广西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同湘粤边界的朱毛红军相结合，并取得当时中共中央的同意。邓小平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既体现在革命斗争区域和发展方向上的选择，又表现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和建设工作上。如把武装斗争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民族工作以及土地革命等结合起来，特别是他灵活运用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把广西红军建设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新型人民军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由于把各项斗争和建设都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拥有20多个县、5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正规红军近万人的为全国所瞩目的革命根据地，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封建反动统治，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并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百色起义“在全国政治上同样具有极伟大的意义”[3]。1999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又曾称赞百色起义“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4]。由此可说，邓小平在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第三，邓小平成功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1927年9月毛泽东等领导秋收起义，在“中心城市论”的影响下，起义部队连连受挫。对此，他果断地把起义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在井冈山开辟了我们党和红军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变。由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和所处环境的限制，更由于当时我们党内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强大势力，同时还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方面的阻力和干扰，致使他的全新思想未能在当时的党内起决定作用，直到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城市中心论。

1929年9月(过去长期以来对此存在多种误说：1929年初、夏、6月、7月、8月6日，笔者近来据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考证应是1929年9月)邓小平从中央到广西领导武装斗争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都指示他和广西党的组织应以“最得力的工作同志”，“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浔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1]69，即向梧州、桂平方向发展。1929年9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也要求：“全省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城市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1]59，甚至批评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邓小平在斗争实践中，不盲从上级指示，而是将党中央指示同广西革命实际相结合起来，并借鉴毛泽东的井冈山经验，突破“城市中心论”框框，创造性地将广西革命的主要力量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我们党有群众基础的左右江山区，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所以，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

(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理论

第一，邓小平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邓小平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既不同于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也不同于先举行武装起义受挫后向农村转移的秋收起义，还有别于依靠农民武装逐步发展成立红军的横弋起义。它是邓小平等有组织有计划地率领革命军队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同当地工农运动相结合，在分兵围歼地方豪绅团局和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后，发动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因而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壮大，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且还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内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改变旧军队成份、加强部队整训等举措，开辟了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途径;二是通过必要准备、选择时机以及把正规军队同工农武装相结合的措施，创造了武装起义的新形式;三是通过统战、计划组织以及把反帝斗争与建立革命政权、土地革命与民族工作结合起来等措施，开创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四是初步总结了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规则和定向、内线外线、避实击虚、发动群众等新思想。

第二，邓小平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理论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在反对和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建发展起来的，在实践斗争中又善于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各项建设有机结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新鲜经验：

一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抵制党内“左”的干扰，开展上层统战，同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重建革命统一战线后建立起来的，这一实践回答了党的六大期间没有解决好的正确对待中间阶级策略问题，为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新鲜经验;

二是百色、龙州起义的发动、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邓小平勇于探索突破党内“城市中心论”框框，果断实现革命立足点转移，将正规武装同工农武装相结合的胜利革命成果，有力地回答了党的六大期间没有解决好的革命动力和党的工作重心问题，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三是百色、龙州起义的发动、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在以壮族为主、壮汉瑶苗等族杂居地区进行的，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树起的一面“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旗帜，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实践，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新鲜经验。

第三，邓小平领导左江革命斗争坚持反帝反封斗争相结合，为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增添了新内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位于祖国西南边疆，西南面与法属安南(越南)毗连，当年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创建左江革命根据地，曾给予安南人民极大鼓舞与影响。所以当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遭到法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不但多次派出飞机入侵龙州领空而且还不断配合新桂系军阀军事封锁左江革命根据地。对法帝国的挑衅和侵略行径，邓小平等及时制定了反帝斗争策略。

l930年2月7日，他从上海回到龙州后，就立即加强了对反帝斗争的领导，并于当月10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是2月19日，笔者经考证认定为2月10日)，领导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没收了海关、领事馆和教堂的非法财产，并将法领事驱逐出境;同时还在会上宣读了《告全国民众书》，并用英、法两种文字通电全世界。龙州军民的英勇反法帝斗争，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高度关注。这样，邓小平领导左江革命根据地军民把阶级性与民族性融合起来，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掀起了反帝斗争高潮，为全国革命根据地的反帝运动谱写了新篇章。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理论的实践与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在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依据根据地以壮族为主、壮汉瑶苗杂居的特点，因地制定并实施了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少数民族人民登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舞台，成功地解决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复杂民族问题，既为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形成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又为中国特色民主革命民族理论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党在民族地区树起的一面“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旗帜

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90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在重视和加强民族工作，并适时地制定了一系列民族团结政策和措施，为做好各个时期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1922年7月，党的二大明确把解决民族问题列为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之一。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要求中央临时政府重视民族工作。各地方革命根据地尤其是民族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成功地实践了党的民族团结工作。

诚然，客观地说，在长征之前，由于我们党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接触不多，加之党又处在幼年时期，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都缺乏详细的了解，党的民族纲领、政策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真正付诸实践。尽管在党的民族纲领、政策的指引下，南方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踊跃参加第一次大革命斗争，推动了少数民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引起了我们党的关注。对此，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派遣了一大批干部到民族地区发动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如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军政干部到湘西组建工农革命军和创建苏区;1929年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邓小平为中央代表，以及贺昌、陈豪人、张云逸等40多位干部先后来到广西成功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到鄂豫皖边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然而，由于深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致使许多民族地区的起义没有成功。

左右江地区是壮、汉、瑶、苗等民族聚居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在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同时，还实施挑拨离间的分化政策，所以左右江地区的各民族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在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前夕，亟待采取民族团结政策措施，促进左右江各民族空前大团结，为壮大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和巩固革命政权贡献力量。为此，邓小平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中，始终坚持党为各族工农群众谋利益的宗旨，采取一系列体现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措施，成功地解决了根据地中的复杂民族问题，为胜利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巩固发展左右江根据地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可以说，各民族团结奋斗是百色龙州起义取得胜利之基。

还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境内聚居有少数民族的主要有左右江、琼崖、闽东、湘鄂川黔、西北等革命根据地。但除琼崖革命根据地外，其余几个聚居有少数民族的革命根据地，都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建立，且这些革命根据地内聚居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主体民族，其中人口数量较多的黎族在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畲族在闽东革命根据地中，也仅占10%和5%，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的壮族人口占85%，汉族仅占10%[2]51。显然，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是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树起的一面“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旗帜，谱写了一曲壮、汉、瑶、苗等各族军民团结战斗的胜利凯歌。

(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形成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在百色起义前的1929年10月，邓小平指示右江地区的党组织派出钟鼎、严敏、李朴等到东兰县协助韦拔群制定和颁布《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强调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对瑶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人身等方面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1]94-95。尽管这一政策中仅提到瑶民，但在左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是左右江根据地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政策依据。在发动百色起义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后，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在认真总结韦拔群领导的东(兰)风(山)地区各民族的团结斗争经验，积极贯彻中央关于苏区民族工作的指示原则的基础上，又相继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如《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红七军政治部：土地革命》、《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苏区壮、汉、瑶、苗等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一律平等的主张，充分发挥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各项建设中当家作主的作用。

以上草案、政纲和条例的制定出台以及贯彻落实，使党的民族平等主张和民族团结政策在右江革命根据地付诸实践。应当指出的是，如前所述，在长征之前，从总的来讲，我们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完全真正付诸实践。因此，尽管从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民族自治”问题以来，我们党也曾在一些地方对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方针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1926年1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提出了《解放苗、瑶决议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得到贯彻执行。由于江西是我国少数民族成份较少的省份，所以，红四军在1929年1月颁布的布告中，也仅提到了我们党早已提出来的“满蒙回藏，章程自定”的纲领性口号，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民族政策措施。在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尽管在实践中也解决了一些民族关系问题，但真正地将其提到民族政策的执政高度并付诸实践的还极为少见。

与此同时，1928年党的六大也曾做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陈述了民族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并要求各地准备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在今后召开党的七大列入议事日程并写入党章中。但由于缺乏实践的经验，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使得党的六大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也没有对民族问题做出具体的明确规定。在左右江特别是右江根据地中，邓小平把民族工作提高到局部执政的高度，对民族问题做出具体的明确的规定，把过去我们党对民族问题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内容，又使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操作层面。左右江根据地对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有益探索，引起了当时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在1930年3月2日的中共中央指示信中，就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对于瑶族，“我们去同化他们一定要站在整个的阶级观点上，注意他们的生活苦痛，宣传汉瑶平等待遇，要发动他们的自决权”[1]239。以上历史史实毫无疑问地说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形成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实践和丰富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理论

邓小平在组织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土地革命政策与民族政策结合起来，正确解决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最重要的土地问题。总起来讲，主要采取了以下五大措施：

第一，把开展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教育与民族党员干部开展工作结合起来。邓小平在领导红七军前委和地方党组织，通过会议决议、布告以及报纸、标语、小册子和口头宣传等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同时，又指派民族党员干部把左右江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工会、农会建立起来，通过这些组织中的民族党员干部把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宣传贯彻落实到广大群众当中去，架起了党联系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桥梁，促进各族人民与党形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

第二，把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与开展土地革命相结合。邓小平在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一方面及时总结了韦拔群在领导东兰农运中所提出的“严禁虐待瑶民”的主张，以及“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1]93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依据右江地区的民族特点，同韦拔群、雷经天等相继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有机地把民族政策的实施与土地革命的开展结合起来，极大地激发了右江地区的各族群众为创建、保卫根据地而浴血奋战的巨大热情。

第三，教育培训大批少数民族党、政、军干部，推动革命斗争的开展。在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通过办班短期培训、选送正规院校培训、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斗争实践锻炼等途径加大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力度，使一大批少数民族党、政、军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右江地区的革命中坚力量。据统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共产党员、近10000名红军战士。其中，在右江特委的11名委员中，有9名委是壮族;右江苏维埃第一届执委的11名执委中，有6名壮、瑶族执委，第二届执委中全部为民族干部;在团县级以上党、政、军、群团机构领导干部中，有壮族干部108名[5]。

第四，废除民族歧视，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文化中的地位，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不仅给予少数民族人民有居住、行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切实保护和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给予少数民族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和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且还禁止买卖婚姻，反对包办婚姻和虐待、拐卖妇女儿童，解救丫头，以保障婚姻自由权利和保护各族妇女儿童的权益，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风土人情，遵守少数民族公约，以切实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社会地位。第五，在邓小平、左江特委和红八军的领导下，左江地区各族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法帝斗争，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极大地激发左江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民族解放斗志。

由此可说，邓小平成功地在民族地区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灵活地把民族团结与阶级性、民族性结合起来，广泛开展社会动员，首次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沿边革命红色政权中，有效实施社会基层改造，架起了党联系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桥梁，建立起新型的民族团结革命红色政权，从局部执政层面对民族理论问题进行了实践与探索，创造了一个既属于全国工农民主专政的一部分，又“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区域革命政权模式的雏形”[2]258，是我们党深入了解、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典范。

这一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既为我们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又为我们党在后来实现民族团结理论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有益的实践基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6]。这足以说明，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理论的实践与探索的理论价值，对我们党在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富现实价值。

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西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不唯书、不唯上，尊重客观实际开展革命工作，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既为我们党领导革命斗争提供了成功实践经验，又为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资源”[7]。

(一)实事求是开展统战工作思想初步得到实践

1929年夏，新桂系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了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由于广西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深厚的工农运动基础，尤其是右江地区在大革命失败后，仍有余少杰、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农军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所以俞、李想借助中共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多次要求中共干部到广西军政机关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于当年6月，先后派出张云逸、陈豪人等40多名军政干部到广西工作。9月又派邓小平(化名邓斌)为中共代表，到广西与俞、李接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领导广西革命全盘工作。邓小平通过成功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了广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一方面邓小平审时度势，从广西的实际出发，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制定了对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统战工作的正确策略：既把俞、李与国民党右派加以区别，对之实行团结、争取、教育方针，亲自做俞、李等国民党左派要员的统战工作，与他们共同筹划反蒋、反新桂系的大事;又坚持我们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相机发展革命进步力量。在对新桂系中的顽固派、亲蒋分子和国民党改组派等给予坚决打击和孤立的同时，还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社会关系进行统战，促使俞、李等新桂系左派要员积极与中共合作。其中，李明瑞毅然与旧营垒决裂，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参加了龙州起义的领导发动工作，后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高级指挥员。

另一方面，邓小平还依据形势革命发展积极开展“兵运”和发动工农兵工作。在俞、李旧军队中，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士兵委员会等组织;加紧发动工农兵的工作，经过活动，俞作柏拨出一个营的装备武装了韦拔群领导的东凤农军，大大地增强了右江农军的实力。同时，还通过训练教育，委派思想进步、接近中共的人担任教导总队的教官或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高中层军官(如徐开先、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广西教导总队主任、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大队长，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连排干部[8]47、48、50)，撤换反动的旧军官等措施改造旧军队，对教导总队和第四、第五大队的改造初步成功，为后来相继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及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和工农兵群众基础。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曾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内盛行“关门主义”、“孤立主义”之风，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最不可信认的阶层。1928年党的六大不但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而且还对中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策略。对此，当时的党中央指示邓小平要加紧与俞、李斗争，“对李明瑞绝不要存丝毫的幻想，……以群众的力量来赶跑他，决无所谓暂时与他合作”[1]182。因此，邓小平在当时对俞、李进行统战工作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但却是以非凡革命胆略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工作，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二)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特色道路思想初步得到实践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之时，全国的局势及广西的政局都发生了急剧变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一边在湖北策动张发奎夺取广东作为反蒋基地，一边又派特使到南宁游说俞、李共同反蒋。俞、李不听邓小平等人的劝阻，仓促同意出兵攻粤反蒋，但仅仅10天，反蒋活动便宣告失败，南宁政局一时大变，极为混乱。

在严峻的形势之下，中共广西党内对革命发展方向的意见分歧较大，有的主张打到广州去求发展;有的主张同俞、李到贵县、梧州方向发展;还有的主张在南宁直接发动武装起义。邓小平力排众议，认为以上三种主张的指导思想都是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敌之优势我之劣势，不可取;应当考虑我们党多年来在左右江地区所建立的革命群众基础：在左右江地区，仅东兰、凤山两县就有有组织的农民16万，可号召的有20万，有武装的农军1100人[1]82，这里既有革命斗争经验，又是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是我之优势敌之劣势，应当是革命的发展方向。为此，邓小平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西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在俞、李攻粤反蒋失败之际，果断地把我们党所掌握的革命力量带到左右江山区，同当地农民武装相结合，筹备武装起义并建立根据地，实现了中共广西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

邓小平在当时把武装起义的地点放在左右江山区的决定，当时也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因为不仅1928年党的六大强调“城市中心论”，而且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也仍然把城市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并明确要求邓小平和广西党的组织向梧州、桂平方向发展。同时，1929年9月召开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也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城市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1]59。因此，在当时的“城市中心论”背景下，把左右江山区作为广西革命斗争的立足点，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以非凡革命胆略突破了当时党内的“城市中心论”框框，再一次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革命斗争中贯穿始终，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这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有步骤、有计划地加强党的建设。邓小平于1929年9月来到广西后，在客观分析中共广西党组织状况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亲共和中共广西党组织隶属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政治背景，以及广西经济不发达，现代产业工人极少和民族成份多，特别左右江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情况，制定了符合广西实际情况的发展党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利用对俞、李的统战合作有利条件，迅速恢复和发展广西地方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二是在不忽视发展工人入党的同时，还注意在农运、兵运中的农民和士兵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三是派雷经天、陈洪涛、严敏等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地区采取边建立、边调整、边发展、边巩固的做法，建立一支较大的由少数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党员队伍。四是健全了在前委之下的各级党组织机构，纵队设纵队委，营设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地方党部与所在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等关系，但受前委的指挥;根据地各县建立县委，或临时县委，个别县建立特别支部或总支。以上措施开创了广西党的建设新局面，为取得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好武装起义和创建苏区的准备工作。邓小平等率领革命队伍到达左右江地区后，鉴于农村存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甚至影响到武装起义的顺利举行。为此，邓小平与当地党组织讨论决定，不急于打出红军的旗帜，先积极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整顿自己的队伍，发动群众、扩大农军、开展工农运动，消灭左右江地区各县、乡、村的反动武装。在做好准备工作后，才相继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建立革命政权中，不搞统一模式，依据革命群众基础确定革命政权形式。在革命群众基础较好的右江地区普遍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在革命群众基础相对较弱的左江地区则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三，实事求是地开展根据地中的其他各项建设工作。在民族工作上，将贯彻落实党的六大正确方针同广西民族特征结合起来，灵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具体的民族团结政策：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把各民族平等放在第一位，在平等对待各族人民的同时，还照顾各少数民族的特点。比如，基于瑶族人民受阶级压迫最深、政治地位低下且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的实际，在1929年10月颁布的《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明确而系统地规定了“关于瑶民方面”的政策，当然，这一政策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在实践中，又给瑶民分土地山林、免费招收瑶民子弟入学。以上符合广西实际的民族政策，为争取最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红七军是植根于右江各族人民之中的革命武装”[9]。

在给养问题上，鉴于右江革命根据地不巩固、是游击区的实际，采取特殊的禁烟政策(重税限制发展)和税款政策(实行累进税新税制)[8]174、180，既为我们党筹措了发动百色起义经费，又解决了红七军的给养问题，还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积累了经验。在土地改革中的土地分配方式上，不搞同一模式，而是因地制宜地采取“共耕”、“平分”、和“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等多种形式;在管理上又采取“分耕分管”、“分耕共耕”和“共耕共管”[8]164三种形式。在群众工作上，不搞强迫命令和简单化，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说服工作。

第四，依据战争实况相机转变战略方向。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攻打大城市。在北上之初，为避免内部分裂，邓小平决定暂接受中央攻打大城市指令。在征战途中，邓小平基于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国民党反动力量异常强大，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多次提出放弃“攻坚”，避敌就虚，争取时间北上。在红七军主力攻坚湖南武冈县城失利后，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经过讨论放弃了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向湘粤赣边。这就使得红七军经过七千里转战，保存了基本骨干，终于汇入了中央红军的序列。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实践中，把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广西特别是左右江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不少艰难复杂的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这些经验在当时还没有达到理论高度，但作为他开始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来说，他的实事求是思想和创造性的工作作风，并非始于改革开放时期，早在左右江革命时期，就已闪耀了这一思想的光辉：实事求是地区分国民党广西阵营中的革命左派和反动派，卓有成效地对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统战工作，重建统一战线;实事求是地确定广西革命斗争方向，果断地把党掌握的革命力量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并把加强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同当地工农武装运动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制定和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团结各族人民在党的革命旗帜下，形成了军民和壮汉瑶各族团结战斗的壮丽篇章。

因此，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不仅进一步揭示了革命力量在农村得以存在、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印证了红军、游击队以及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还在实践上批判了当时党内的“城市中心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和理论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同时，邓小平在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事实事求的工作模式和思维特征，还显示出一种高扬革命主体精神的理论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对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