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现代文学的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凝聚着现代中国丰富的历史体验，是现代中国人文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现代文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现代文学的论文范文一：现代文学史教学创建思考
一、文学教育的终极目的与文学是人学思想
古希腊雅典德尔菲太阳神庙的传世格言是“认识你自己”，这也是古希腊哲人的崇高使命，像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无不致力于提升人的理性能力，促使人认识自己。与古希腊哲人的理性追求不同，耶稣基督给世人带来的爱神、爱人如己的福音与诫命，爱成为人最大的理性。其实，无论是释迦牟尼，还是老子、庄子、孔子等人类的先知，无非教导人如何认识自己的理性，以及突破自我，爱人如己而已。这便是人类教育的终极目的。费希特曾说:“人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观察天国。”[1]的确，观察天国，就是瞩望人存在的最理想状态，就是体验生命的极乐状态，就是重新发现直面神的音容笑貌。人生在世，舍此目的，更有何物?古典时代，人类的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神圣世界的律令和人类社会的法则，教育也是围绕着此等核心事件展开的。进入现代，人类的科学研究慢慢地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三大领域，其中自然科学研究慢慢成为统领一切的学科，人文学科原来的中心地位被自然科学取而代之，甚至其基本原则也受到自然科学的殖民。与此相应，现代教育也慢慢转变为工具性教育，教人成人的人文教育受到挤压，沦为点缀。正是针对这种倾向，英国学者舒马赫曾高声疾呼:“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教育的目标就应该是传播价值观念，让我们知道活着要做什么。毫无疑问，我们当然也要传播技术知识，但这一定只能居于次位，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如果不先弄清楚承受权力的人有无足够知识使用权力，就贸然赋以重任，那可就真是不用大脑，胆大妄为了。全人类眼下就有生命之虞，原因并不是我们对科技的技术知识不足，而是因为我们不以智慧运用这些知识，反而以流于毁灭世界的方式使用它们。只有当教育能培养更多智慧的时候，才能帮得了我们。我认为教育的本质乃是传授价值，但是除非价值体系已变成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体系，构成我们心灵的一部分，否则就无法在生命历程中为我们指引迷津。”[2]
的确，舒马赫意识到人文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终极目的地位，他的呼吁振聋发聩，对日暮途穷的现代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文史哲等学科在传统的人文学科居于核心地位，它们的研究和教育就更应该明确自己的终极目的。冯友兰曾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3]其实，这不但是中国哲学的传统，更应该是整个人文学科的传统，哲学如此，文学亦然。如果文学不能启发人的灵性，不能抒发心灵，不能反思人生，不能培育人的精神自觉，不能提升人的生命境界，那么，文学的意义到底何在?曾有学者精辟地指出:“诗的立场天然地就是非实践的，是反思的，是审视的。它站在现世的功利活动的另一面，它关注着这个世界，但并不参与这个世界;它要反思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种种事业到底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它要看看人类的种种奋斗、争夺、忙碌到头来离当初的希望到底有多远?它要审视人间的种种苦难、不幸和悲剧是不是源于我们本性深处的贪婪和邪恶?很显然，文学不是站在一个现世的立场看世界的。所谓现世的立场就是理性和计算的立场，理性地设立一个功利性的目标，周密安排必要的计划，并诉诸行动把它实现。文学站在现世立场的另一面，以良知观照人类的现世功利性活动，提示被现实围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文学的立场是超越的，所谓超越就是对现世功利性的超越。”[4]人性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自然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但在现实社会，通过道德、法律、经济制度等人们只能保守着有限的人性现实，而遮蔽了更为广大的灵性空间。文学就是要把人从狭隘的世俗世界、功利世界、道德世界中解放出来，把人带入灵性空间，充分展示人性与世界的丰富与复杂性。文学就是要让个人突破个体化原理与社会化原理的制约，重新领悟到众生的生息相通，突破世俗世界，让人性向更丰富、更美好、更自由的境界成长。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文学教育到底应该干什么。丹麦著名的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早就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5]
无独有偶，我国著名学者钱理群也曾指出，文学史的研究目标“是在发现与揭示特定历史时代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描述人的生命涌动轨迹”[6]。因此，文学史研究和教学根本目的不是单纯的客观知识传授，更不是文学技法的梳理和铺陈，当然也不是为了论证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深入探索人性，更新眼光，提升精神，是与历史深处的鲜活生命对话，同时也就是与每个人的人性可能性对话。这其实就是回归到“文学是人学”思想的根源处。1957年，钱谷融为了反驳当时甚嚣尘上的几成教条主义的唯物主义文学观，发表了论文《论“文学是人学”》，系统地阐述了该思想。在他看来，过去杰出的哲人、杰出的作家们都是把文学当做影响人、教育人的利器来看待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诗人，都是本着这样的理想来从事写作的。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楚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7]。应该说，“文学是人学”表达的是文学不容置疑的真谛，其实也是常识。但即使是常识，从1949年到1976年间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它饱受批判，无法得到普遍接受;近二十余年，竟然由于世俗化浪潮的工具主义思想泛滥成灾，它也无法在大学文学教育中得到较好的普及。
二、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去人学化倾向
当前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的主干课程是各门文学史，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再加上文艺学基础理论。这些课程教学中都存在着非常惊人的去人学化倾向，也就是说，文学是人学思想基本上被大学师生弃若敝屣。我们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为例透视一下这种去人学化倾向。一是客观的知识主义倾向。如前所述，文学史本来是要探索人的心灵的历史，但当前大学文学史教育中奉行的基本上都是客观的知识主义倾向。那些动人的作家故事，他们独特的心路历程，他们应和着时代探索的精神苦旅，他们塑造的人物的人性内涵，他们表达的人学见解，等等，在既有的教学中大都被忽略了，反而是文学流派的兴衰、文学运动的起落、作家的创作特点、创作方法的嬗变等知识性的东西占据着核心位置。例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第一个十年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文学团体，第二个十年是左翼、京派和海派，第三个十年是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文学，如此构造出来的文学史格局中，文学的人学内涵几乎无法凸显。二是把文学视为技法的技术主义倾向。在既有的文学史框架中分析文学作品，无论是文学史教材还是大学教师都是把相关作品划分为主题和形式技法两部分来分析，但这种分析是典型的技术主义。对于大部分教师来说，似乎一部好作品是因为写了个好主题，再加上采用相应卓越的创作方法。例如，分析鲁迅的《狂人日记》就主要分析他的传统文化批判主题和象征主义、意识流技法，而分析《阿Q正传》就是分析它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和创造现实主义文学典型的技法。三是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倾向。文学就是关于诸多价值观的不同表达，而价值多元是现代人面临的基本处境，但是承认价值多元并不就意味着只能陷于无能为力的价值相对主义。可是，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诸多完全相反相悖的价值观均得不到有效的分析和反思，各自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没有被梳理清楚，无论是教材还是教师都对之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例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柳青乃至革命样板戏等的价值观念彼此差距甚大，有些乃至扞格难入，但是少有教材和教师能够对之进行人学层面的价值反思的;更多的是采取所谓表面上看是兼容并包而实质上是相对主义乃至犬儒主义的价值立场。可以说，知识主义、技术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都是把文学教学去人学化的倾向。在这些倾向的主导下，文学无法带来心灵的启迪，无法拓展人性的可能性，更无法在理性和情感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对于大部分大学中文系学生而言，学习文学史仿佛就是为了记住那些基本的知识点，就是知道文学史发展的脉络，然后就是应付考试，拿个毕业文凭了事。如此学习文学，无疑是对文学的极大嘲弄，是对文学的人学内涵的彻底颠覆。此种去人学化倾向的原因难以尽数，兹举其要者简略述之。
就社会思潮而言，整个社会的实用主义思潮伴随着市场化、世俗化浪潮滔滔而来，裹挟一切。人文科学本是灵性之学，难以适应此种思潮，被边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文学亦难逃此劫。在普遍响应的文学无用论中，文学研究者和教学者自己也丧失了自信，慢慢地接受强势的自然科学法则的殖民统治，放弃了进一步发展人的灵性之要求。因此，大学文学教育的知识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主要是受到自然科学的强势殖民所致。而大学文学教育的价值相对主义则主要是受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思潮影响。现代社会崇尚民主，尊重多元，本是好事，但是民主、多元的另一方面往往就是“怎么都行”的犬儒主义式后现代主义。这种社会思潮显示的不是现代人在价值方面的包容和强大，而是无能无奈和放任自流，其骨子乃是抹平一切价值差别的虚无主义倾向。应该说，在金钱至上的消费社会中，这种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直接影响了大学文学教育。例如，中国当代文学中，那么多作家大肆书写色情和暴力、表现出颓废情绪的，就很难得到义正词严的分析与批判。此外，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也受到现代文明的专业化倾向影响。专业化是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专业化是促进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对文学等人文学科而言，专业化却有百弊而无一利，尤其是文史哲等传统人文科学也在专业化的名义下分道扬镳，这就直接决定了文学的人学视野急剧地变得狭隘，甚至丧失了人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很难想象像苏轼这样的大文学家对儒家、道家、佛教的哲学和相关的历史典籍毫不知情就能够成为大诗人，而现在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学生就对文学知识以外的哲学、历史等知识极其孤陋寡闻，如此又如何能够理解文学的人学内涵呢?当然，当前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无疑也受到当前中国行政化的大学体制的严重影响。大学行政化已经饱受社会舆论诟病，但是要作出些许改变却是难于上青天。别的且不说，单就全国较为统一的文学教科书而言，就严重地加剧了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既有的由教育部推广的大学文学教科书基本都是由多人(三四十位专家)参加编写的，这种集团作战式的教科书基本不可能突出个人创见，更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人学蕴涵，所能做到的只有所谓尽可能客观的知识梳理。也许像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那种个人著述永远不可能成为现有体制中的教科书。
但是，作为人学的文学需要恰恰不是集体的协作，而是个人的突破，是个人的精神阐扬。现代大学体制的设定也促成了文学的去人学化倾向。可以说，现代大学体制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法则之上的，而与人文学科的要求相去甚远。现代大学体制中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机械的功能关系，彼此构成一种交互的功能符号，而不是一种血肉相连、生命可感的有机联系。这种师生关系明显不利于文学的人学传达。大部分大学文学教师仅靠教书谋生，一个讲授文学的教师对文学的美感往往是无动于衷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学制培养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博士、硕士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行列中，更是加重了这种去人学化倾向。受现代大学体制的影响，学习文学的大学生往往也认为只是到大学来学点文学知识，不再精心地阅读文学经典，只想获得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占有一点生存资源而已。对于大部分大学中文系学生而言，文学似乎都是与人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东西。可以说，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已经使我们民族内在的人文素质受到极大的伤害。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曾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环顾当今世俗化的中国社会，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到处都缺乏美上之感情、明敏之思想，在物欲狂欢底下乃是人生之枯寂真相，因此，大学文学教育的再人学化乃是迫不及待的。
三、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再人学化
其实，面对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去人学化倾向，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现出深广的忧虑，并尽可能地作出努力，超越现状。清华大学中文系徐葆耕教授在近二十年教授《西方文学》时就尽可能地恢复文学的人学面貌。他曾说:“把教材写得千篇一律，枯燥无味，已成为现今教材建设的通病和痼疾。这种通病和痼疾的病源在于，以为文科教学仅传授某种固定不变的知识和观点，而不是启发学生的创造精神，提高他们的素质为依归。”[9]他就把西方文学视为人类心灵的一种历史，要从心灵深层揭示西方文学生生不息的运动历程。他所教授的《西方文学》就颇获学生好评。台州学院蒋承勇教授在西方文学研究方面也试图突出人学的立场，他在《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一书中说:“西方文学在不断地与自然、社会、自我的交互作用中推动着文明的进程，作为‘人学’的西方文学也始终描绘着西方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西方文学不仅表现人们为展示人的本质力量、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外在行动，也表现他们因丧失自我、丧失自由时的内在精神痛苦，回荡着不同时期社会中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贯穿着深刻而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蕴。可以说，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发展史，也是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的演变史。”[10]因此，他在专著中以文学作品为依据，以人为基点，透析西方文学中“人”的观点的历史嬗变，力图建构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递变的基本框架。这都是非常可贵的在文学教学研究中的再人学化努力，不但对于外国文学史教学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也同样意义深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苏州大学文学院朱栋霖教授也试图重新把文学是人学思想贯穿到文学史编写中，从而引导大学文学教育的再人学化倾向。
他曾如此发问:“所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甚至整个文学史的叙述与把握，是否可以有一个比社会学更合适的角度来切入?什么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与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我想，20世纪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是关键，这也就是说，‘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观察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所谓‘人’观念，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性、个人、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观、人道观、义利观、荣辱观、幸福观、爱情婚姻观、美丑观、友谊观等，人的未来与发展等。我们是什么?我们从哪里而来?我们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可以拥有与享受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与实现自我?我们向何处去?”[11]长期以来，我们文学史的叙述基本上依附于政治、历史等外在社会学论断，无论是对作家作品的价值判断，还是对文学史分期等重大问题的梳理，大都如此。我们不是高扬革命意识形态，就是猛摇现代化旗帜，但无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无非是社会学层面的潮流。朱栋霖举重若轻地拈出了人的发现和人的观念演变，由此透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实在是重新呼应了钱谷融于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文学是人学”之语。但这绝非老调重弹，钱谷融意在呼唤人道主义，而朱先生的“人的发现”具有远为宽阔、远为开放的人学观念，把“文学是人学”真正落实到文学创作的根源中了。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由于参编人员众多，史识难以统一贯穿，这种人学思想尚难以统一整体的文学史叙述。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笔者以为，今后大学文学教育的再人学化要充分地汲取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可以继续在如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加大力度推进富有人学思想的、探索性的、独创性的个人文学史著述，若可能的话，应该鼓励大学教师采用此类著作为教材，而把那些没有独创性的、由众多专家学者协力编撰的偏重于知识性传授的文学史著作列为参考书。教材是大学教育的根本，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教材的去人学化。而鉴于文学学科的独特性，只有少数独创性的个人才有可能提振大多数的精神，而不是相反，因此，要务必尊重、推崇少数独创性的个人著述。其次，在具体教学中，大学文学教育必须再次把重要作家的人生故事和人生经验复活起来，让学生能够体味到文学家是如何以他们的独特人生为这个世界增添色彩的。我们既有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没有作家的人生故事的文学史，也就是没有作家的个人生命体温的文学史，这种文学史是很难感动读者的。再次，对具体文学作品分析中，必须要尽可能地深入到人学思想中来分析，要发掘文学史的人性内涵，要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例如，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对曹禺前期悲剧中生命的挣扎和宿命的分析就非常有人学内涵，从而也打动人心。最后，必须确立文学的超越性立场[12]，也就是人类性的宏阔视界，对相关的价值问题进行精辟而到位的价值分析和追问，要引领我们的心灵不断地向真善美之极境迈进。有论者在论述苏州作家范小青曾说:“她善于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深藏的佛理玄机，善于通过对生活的哲理点化启迪读者去发现人生的辩证法，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中感悟智慧。”[13]其实，大学文学教育也就是要引领学术从日常世界去感悟智慧。当然，大学文学教育要求大学师生把自己真正地放入人学的广阔天地之中去，但要意识到文学从根本上不是给我们提供什么客观知识的，而是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存处境，超越狭隘的自我，提升我们的生命境界，弘扬我们的卓然爱心的。育人，成人，这才是文学的人学目的。
有关现代文学的论文范文二：现代文学审美批评重建分析
一
我的判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很落后，表现为:其一，理论体系不完备，不稳定，学术界对文学批评缺乏充分的研究，也缺乏基本的共识。其二，批评家人数相对较少，批评家的理论素养和批评素养总体不高，大批评家尚未出现。其三，文学批评的影响有限，作家对文学批评并不信服甚至不屑一顾，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其研究并不建立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对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也不信任、不认同。在造成当代文学批评落后的众多原因中，高校文学教育体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根据高校文学课程体系，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基础课，而文学批评甚至连选修课都不是，仅在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略有涉及。文学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意在培养文学研究的学者，而非培养文学批评家，这便造成了文学研究生教育中重学术研究能力轻批评实践能力的现状。这样，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就是:一方面，文学史研究、文论研究队伍庞大、人才济济，因而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相对成熟、成果丰硕;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队伍弱小，且多由“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作家批评”构成的“乌合之众”为主。“学院批评”越来越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力军，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高学历、高潜资，但很多均为半路出家，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批评的学术训练，且只在学术之余兼做文学批评。
与作协的理论机构不同，在大学中文专业中，文学研究在人们的意识中实际上是分层的，古代文学是最纯正的学术，其次是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再次是当代文学，文学批评是极端边缘化的领域。究其原因，与文学批评自身的学术性关系不大，而是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尚缺乏充分的积累和建树。而研究机构的文学批评和媒体的文学批评就更糟糕，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专业知识都非常欠缺，其反应的迟钝以及批评上的浅薄与当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不真正切中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也不能为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提倡有效的帮助和借鉴，不仅作家不买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界也不认同。基于此，中国当代文学很多重要的作品和现象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批评，当代文学批评很少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定位是很不准确的。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功能最后只能由文学史研究的补课来完成。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作品的“重读”成为文学史借以完成文学批评未竟使命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准确的定位，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和纷繁的作品，批评家们似乎手足无措，不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非重点?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来展开文学批评?批评家们缺乏足够的学术和批评的训练:对于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问题缺失必要的敏感和历史反思，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他们的评论要么缺乏真知卓见、流于肤浅，要么恣意抬高或者恶意攻击;要么泛泛而谈，空洞无聊，不着边际，简直是“放之四海皆准”。近年来，在文学评价制度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成为掌握话语权力和操作权力的工具，很多缺乏自身基本原则和标准的批评家，在利益的刺激下热衷于各种评奖和作品推广和研讨会，作出了很多并不切实际的评论和评价。
而当前的文学评价制度也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可能。近10年来，中国文学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官方的，民间的，其中很多批评家都参与其中，很多批评家更像行为艺术家，而不是批评家。也就是说他们“出场”的意义远大于他们批评的意义。但凭心而论，这么多文学奖中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少得可怜。可悲的还在于，有些奖反而成了负面经验，文学史可以据此而放心地忽略它的存在。我的判断，文学批评在当代似乎已经丧失了其基本功能，变得可有可无。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薄弱并不能全然怪罪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它与审美批评的缺失和混乱有着密切关联。如果从更宽泛的视界来理解，审美批评就是重视文学性、艺术性和美感的文学批评。与其它文学批评不同，审美批评更重视文学的内部构成和形式，比如写作技巧、写作手法、叙事方式、结构、虚构、想像、联想、语言、风格、意象、形象、修辞、文体等，通过解剖和分析文学作品，用理性的语言呈现向读者呈现作品之美。作为一种对作品的评价和判断，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对文学创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是对作品的推介、赏析与引导，这种引导包括对作家和对读者的引导。虽然文学批评类型各样、层次各一，但审美批评则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之上的基本的、基础的、第一层次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缺失、不健全，恰恰应证了当前文学批评的“基础设施”依然相当落后。纵观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功利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社会批评、政治批评、伦理批评、历史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等，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容，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二是审美批评，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以及文学作品对人的美感作用;三是从西方学习和借鉴而来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诸如语义学、接受理论、读者阅读理论、阐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前两者是传统批评，第三种则是现代批评。当然，三者并不在同一逻辑层次上，现代文学批评具有极大包容性，它包含了传统的审美批评和社会功利批评，比如象征主义批评、意象派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语义学批评、叙事学批评等就更接近审美批评，而精神分析批评、存在主义批评、荒诞派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则更接近于社会功利批评。
但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倾向或者审美因素与传统的审美批评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倾向、因素与传统的社会功利批评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属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属于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二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但又具有观念和方法等方面的深刻差异。再如语义学批评和传统的语义分析，既有相似性，又有质的区别，它们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批评理念，也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作为理论基础，传统的语义分析依托于语言学，而现代语义学批评则是“意义”诗学。所以上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三种类型的划分其实也是权宜之计。当前，社会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占绝对的优势，是主流和主体，传统悠久、体系严密，从方法到观念都较为成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认同度较高。审美批评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其影响要小得多。其理论价值为大家所认同，而实际上它很难产生社会文化批评那样广泛的社会效应。而现代批评本质上是现代各种文学理论的衍生物，更多地是介绍、探讨和阐释，主要是理论探讨，并没有真正进入操作层面。主要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有些实验性的运用，比如运用某种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忽略的作品，或者重新解读一些经典作品。有人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历史批评在批评史上占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构成主流批评样态;在此后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型，前者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处于次要地位，新的批评形态如历史文化批评、文化原型批评、文本语言批评、解构批评、新文化批评等，居于批评的主导地位。”①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历史批评一直居于主导地位，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新世纪仍然是这样。
二
没有人会反对审美批评，源自对于审美批评的内涵、地位以及与其它批评之间关系的看法不同，因而存在争议。我认为，审美批评和其它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同一层面上的，审美批评是一切文学批评的基础，是其它文学批评显在或者潜在的条件。只有审美批评健全和完善了，真正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变成思维性的东西，其它文学批评才可以真正建立起来。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文学的本质就是审美，这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文学显然不只是审美，但另一方面，我们说审美是文学的基本特性这却是没有错的。文学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文学性”，即泛审美性。前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认为，艺术与其它形式的劳动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有意地创造审美价值，而且创造这种价值是艺术创作的基本任务”②。文学当然不只有审美性，它的其它特性包括思想性、历史性，还有伦理、道德、友谊、爱情、时代、阶级、民族、社会等，文学是人学，一切与人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文学中得到展示和表达，但无论是人性，还是思想，抑或情感，这一切都不能独立于文本和文学而存在，都必须通过审美方式来完成，否则它称不上文学，或者不成其为好的文学。鲁迅曾引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人“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抵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①。的确，人们看事物和现象，首先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的，但仅只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所看的对象并不能转变成艺术的对象，于文学来说，一个作品如果只有功利性而无审美性，那么它就不是文学作品。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就是让人获得美的享受，而其它的受益则是深层次的或潜在的，需要通过理性分析才能够认识到。对于文学来说，其思想性、社会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也非常重要。然而，文学中最重要的并非思想，而是思想的呈现，即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把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从而对人对社会发挥作用，这一过程才是重中之重。此外，“真实性”、“历史性”等都是文学的重要特性，但其重要性显然不能和“文学性”相提并论。虽然恩格斯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所反映的现实比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价值，即便如此，任何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不能以巴尔扎克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来作为证据。同样，历史上也有一些作品在思想上成就突出，甚至比历史和哲学更早地提出某些重大的思考，然而，在思想上，文学的作用和地位都非常有限。就真实性而言，文学不能和历史相提并论;就深刻性来说，文学没法与哲学相比。所以，真实性和思想性只是文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文学的充分条件，也可以说，文学不能是虚假的，不能没有思想，但这与其说是文学的本质，还不如说是人的本质，因为真诚和思想也是人的原则和生活的原则。生存是人的第一要务，人本质上是功利的，但人在满足了生存的同时，也会无功利目的地去审美，阅读文学就是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很少有人是为了获取知识而阅读，更多的人冲着审美享受而阅读。文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给人故事的同时，作品的思想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给人知识和教益，很多读者甚至最终忘记了审美和消遣娱乐的东西，而哲学和历史却在他们头脑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象，正所谓“得鱼忘筌”。所以，文学首先是文学，然后才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反映和表现，没有经过审美酿造的生活和思想无论多么真实、深刻和丰富，都不过是生活的记录和观念的演绎，称不上真正的文学。一部作品如果不真实，或在伦理道德上存在问题，当然不足以构成一部好作品。
然而有些作品，问题虽然很陈旧，思想上也缺乏建树，但却优美动人，这仍不失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张爱玲，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再比如巴金，其思想非常简单，道理也非常浅显，但这并不影响他文学大师的地位。所以，文学在思想上的深度虽然重要，但是文学的重要作用是让思想对读者产生作用，而不是提出思想本身。既然审美是文学最重要的特征，那么审美批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不可或缺的;既然审美特性是文学的基础特征，其它特性都是建立审美的基础上，那么，审美批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首要的批评，其它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审美批评的基础上。别林斯基曾说:“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历史的批评了。”②就是说，文学批评首先是审美批评，然后才是其它批评。文学的审美性与历史性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其本身并没有层次，但人对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却是可以从理论上分层的。有人说:“文学作品的阅读是对审美对象的审美占有，阅读动机和期待，阅读效果和作品价值的实现都是审美的，在低层次上是娱乐、消遣、解颐，在高层次上是品味人生，理解生活，陶冶情性，精神解脱和慰藉，净化、提升人的灵魂境界。至于了解历史事件，学习各种知识，认识时代面貌，掌握各种阶级观点，是审美的副产品，在本质上不是审美化的阅读期待和阅读效果。阅读过程是审美化的。除了艺术传达外，阅读-审美欣赏是审美再创造的过程，它和写作-审美创造过程中的经验十分类似，同样经历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想象、审美体验等心理过程，最后把作品描写的一切整合为审美意象。”③我认为，这种提法非常有道理。
今天提倡审美批评，这不仅是理论的问题，更是基于文学批评的现状。基于当前文学史研究和审美批评的现状，我本人也反对文学史书写的“审美中心主义”①，非常赞同“不能用纯审美标准重写文学史”②的观点。作为一种基础批评，在很多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家更多地关注文学作品中的真实性、思想性，在这些方面分析得头头是道，而对审美批评不屑一顾，成为直接跳过或撇开了审美批评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没有审美价值的文字作品，无论多么深刻和真实，可以成为好的哲学作品或者历史作品，但不可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批评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既有文学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当然那时现代传媒尚不发达，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大众消闲方式，社会和文化都非常重视借助文学来实现目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就期待借助新文学运动来实现中国文化变革，从而推动社会变革乃至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变革。当时的知名作家凭借其强大的号召力，创作了大量的兼具文化性和社会性的作品，启蒙问题、国民性问题、救亡问题、人的问题、妇女问题、革命问题、农民和农村问题等等，社会思想文化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在文学中都有反应，很多问题甚至就是由文学发起和推动的。既然社会和文化问题是文学的焦点或者说亮点，那么，文学批评中关注社会文化问题也就是非常自然的，这一创作背景也造就了地位显赫、声势浩大、成就卓然的文学批评中的社会文化批评。
50年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学不仅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政治在文学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文学批评是政治批评模式，这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那时的文学批评非常明确，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有时甚至是政治标准唯一，而审美批评变得可有可无。这给中国当代文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教训深刻。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文学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学上，当今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90年代以前，一篇报告文学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可以对政府的决策都产生影响，但今天，报告文学甚至连主人公的命运都不能改变，相关部门完全可以对之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有人认为文学在未来会消亡，这当然只是一种悲观的看法或者预言，但在这个网络和电视取代文学作品的时代，80年代之前文学的那种崇高地位的确将难再现。除了一些通俗文学和类型文学以外，纯文学的读者非常少，而且越是优秀的文学读者越少，没有读者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任何时代都有纯文学，但今天的中国更接近纯文学的时代，文学越来越回归本位，也即越来越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审美，文学的审美性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本位和主体，虽然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但却意味着文学越来越走上正常轨道，五四时期文学那种巨大的启蒙意义，50年代之后巨大的政治效应都不再有了。文学变了，文学批评也应该相应地变化，今天，文学批评如果继续沿袭那种文化模式、社会模式、政治模式，就是错位的。
三
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批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充分学习古今中外审美批评的经验;二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丰富发展新的审美批评体系并使之系统化。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审美批评是一种泛审美批评，即重文学性、艺术性的文学批评，在文学中地位显耀。这种文学批评也高度重视作品中的社会、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等特性，但更强调其文学性，更关注文学的特性;在审美批评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重视理论上的建构，但更重视实践，更注重文本的把玩、品味和细读。比如，“诗言志”、“诗缘情”、“兴观群怨”、“经国之大业”都可以说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批评，《文心雕龙》从第六卷开始，基本上都是讲文学的艺术性问题，属于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可惜的是，中国古代像《文心雕龙》这样体系化的、理论化的文学理论著作极为罕见，而大量的文学论著则是文学批评，比如“诗话”、“词话”、“小说点评”、“赋话”、“文话”、“联话”，黄霖先生还提出“句论”①的概念。这些“话”、“点评”等也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也有对理论的探讨，但更多地则是对作品的赏评，内容包括对作品的介绍、典故介绍、源流介绍，写作技巧分析、风格分析、词句分析、形象分析、意境分析等，表述多很简单，也没有什么逻辑性，没有过多的阐释和论述，三言两语有时甚至就是一个字，比如小说点评中的“好”、“妙”等，但这是建立在充分的对作品的品读的基础上，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审美，有所谓“两美”、“三美”、“四美”、“七美”、“十美”之说，对于作品的美也区分得非常细，比如“粹美”、“盛美”、“醇美”、“精美”、“健美”、“华美”、“秀美”、“高美”、“圆美”、“优美”、“壮美”、“清美”、“内美”、“外美”、“质美”、“和美”、“大美”、“真美”、“阴柔之美”、“阳刚之美”等，区分之细腻，这正说明中国古代审美批评的发达与成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当然也重视真与善，并且真善是比审美更高的层次，社会批评和伦理批评不能脱离审美批评，它建立在对作品具体感悟、细读的基础之上。所以可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情”、“景”、“境”、“文”、“辞”、“意”、“韵”、“气”、“趣”“味”、“象”、“形”、“神”等这些非常具体的、更强调艺术性的术语、概念构成了核心范畴。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写作技巧、文学作品的形成过程、文学风格等具体问题的研究，重视对文本的品尝和玩味，在充分欣赏的基础上得出评价。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批评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以及具体的操作模式都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资源。审美批评其实也是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纵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近代以来就产生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文学批评，总体上包括两大体系，一是社会文化批评，其成就显著，影响巨大，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文化批评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学批评就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批评，此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批评，创造社的文学批评，左翼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延安文学批评、国统区胡风等人的文学批评等都可以说是社会文化批评。二是审美批评，虽然其地位不像社会文化批评那样显赫，但同样影响巨大，成就非凡，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审美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国维，此后，周作人、废名、朱光潜、李建吾、沈从文、林庚都是审美批评的代表人物，为中国现代文学审美批评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流派来看，“京派”和“新月社”的文学批评偏重于审美批评。现代文学审美批评虽然深受西方审美批评的影响，但它同时也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总结，是建立在充分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所以，中国现代审美批评具有双重性，即兼具西方性和中国现代性，也兼具学习性和创新性，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审美批评，又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新型审美批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社会文化批评和审美批评是互补的，社会文化批评是彰著和显在的，而审美批评则似乎是低调而隐在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文化批评比作“花朵”，那么审美批评就是“绿叶”，不仅只是“衬托”，更重要的是“扶持”和不可或缺，就现代时期的文学批评来说，正是审美批评成就了社会文化批评。对于文学来说，首先是审美的必备条件，然后才有可能追求更高的目标比如立人、改造国民性、思想启蒙等，对于文学的评价和批评也是这样，首先是对文学进行艺术上的判断，在满足了审美的要求之后，才有必要对文学进行社会思想文化的评判。事实上，现代文学时期，对于大多数文学批评家来说，审美批评和社会文化批评是绝难分开的，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的文学批评，都是既重视审美批评又重视社会文化批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我把现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分为审美批评与社会文化批评两种类型只是理论上的大致区分而已。50年代之后，文学审美批评并没有从理论上被否定，但事实上，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政治批评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政治批评变成了文学批评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优先的批评，审美批判反而可有可无。这完全违背了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教训深刻。80年代中期以后，审美批评在理论上得到重视，有人主张恢复中国文学批评的审美传统，但实际上，审美批评由于太琐碎，太细致，操作性不强，社会反响欠佳，所以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和推广。80年代中期，真正得到恢复的是社会文化批评，与此相对应，受到冲击的是政治批评。90年代之后，西方各种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进来，这也大大冲淡和延缓了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重新建构。建立在审美批评基础上的现代文学批评是成功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积极的作用，而缺乏审美批评之基础的文学政治批评则有很多经验和教训，这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审美批评的重要性。今天我们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既要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正面经验，也要学习当代文学批评的负面经验。同时，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还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各种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在西方，审美批评是正统的文学批评，现已发展得相当完善。20世纪，审美批评与各种现代批评相结合从而产生了很多新质素。比如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的角度重新研究文学，对文学的审美本质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审美目的，而在审美过程。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是自动感知，而文学的感知则是审美感知，实现自动感知向审美感知转化的手段是“陌生化”，作家应该尽可能延长人们对事物的审美感知的过程。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非常重视从语言、形式、美感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有很多精湛的文学批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再比如英美新批评，非常重视对作品的细读。瑞恰兹认为，诗歌语言是一种情感语言，而科学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布鲁克斯认为，文学批评只应当关心文学作品本身。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文学语言常常具有反常规性，诗意常常是在词语的不协调和碰撞中产生的。韦勒克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分析和解释作品本身。他也非常强调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文学语言具有歧义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征性等特点。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具体细读，对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仔细甄别，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审美批评。其它西方文论如原型批评、意象批评、语义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表现理论、叙事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审美批评的因素，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充分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文论的审美论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一方面要整合各种审美批评的理论，另一方面则要发展，从而建构完整的、体系化、具有操作性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我认为，审美批评本质上是作品批评，是对作品从艺术即审美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评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重要的不是建构抽象的审美批评理论，而是探寻具体的作品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及其途径，纯粹审美理论属于美学理论范畴，而审美批评则是实践范畴。大致来说，我认为，审美批评要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综合、归纳、整理以及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
一、文学的审美特征问题，包括审美意蕴、审美感觉、审美知觉、审美认识、审美情感、审美理想以及审美风格上的悲剧、喜剧、优美、崇高、卑下、庄严、可爱、诙谐、幽默等，这些都属于美学范畴，但却是文学审美批评的基础，所以一方面需要清理、借鉴，更重要的是具体化，比如崇高在各种文体中是如何表现的?卑下的审美情感与日常情感有何区别?审美感知和认识与日常感知和认识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这种具体研究对文学的审美批评是非常有实践意义的。
二、文学呈现方式问题，包括写实、理想、变形、象征、夸张、荒诞等，特别是对于叙事性文学作品来说，这些呈现方式对其审美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与审美、理想与审美之间的关系研究得比较多，但对于现代文学中的荒诞、变形文学方式的审美研究还很薄弱，荒诞如何具有审美价值?变形如何具有审美价值?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都缺乏充分而有效的研究。
三、文学技巧问题，包括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反讽、布局、篇章结构、线索、时间、空间、修辞等。其实，作家是非常重视写作技巧的，作品的好坏，从作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技巧的问题。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内容，写作的方式不同，其审美价值也是不同的。读者有时只看到了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只是凭综合感觉感受到了作品的美，而忽略了作家的写作技巧，其实，内容也好，美也好，都与作家的写作技巧有关，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作家写作技巧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关系。叙事如何产生美?修辞如何产生美?反讽如何产生美?我认为这些都文学审美批评的基本问题。
四、文体问题，主要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四大文体。传统的文体比较单纯，而现代文体则出现了新的审美趋向，除了交叉融合比如“诗化小说”、“诗剧”、“散文诗”等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种文体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变体”，出现各种与传统文体迥异的文体，比如“情景剧”、“荒诞剧”，“新小说”、“意识流小说”以及各种后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诗歌、后现代主义戏剧等，它们在审美原则和审美追求上与传统的小说、诗歌和戏剧有根本性的不同。事实上，文体也具有审美性，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具体诸如人物、典型、情节、情境、冲突、意境、意象等如何构成?如何具有审美性?过去的文学批评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是非常简化的，缺乏更深入的分析和剖析。
五、语言文字问题，主要是字、词、句、段落、篇章、语音、音调和节奏等问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文学性”或者说审美性就表现在语言的表述之中，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诗性”，文学语言更注重修辞、旋律和节奏，更注重形象，那么，文学语言的“诗性”是通过字词句章表现出来，这同样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当然，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批评，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迫切任务，不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来说，审美批评的重建都是一项紧迫而关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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