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白先勇散文
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名家白先勇散文，供大家欣赏。
名家白先勇散文：明星咖啡馆
“明星”大概是台北最有历史的咖啡馆了。记得二十年前还在大学时代，“明星”便常常是我们聚会的所在。那时候，“明星”的老板是一个白俄，蛋糕做得特别考究，奶油新鲜，又不甜腻，清新可口，颇有从前上海霞飞路上白俄西点店的风味。二楼陈设简朴，带着些许欧洲古风。那个时期，在台北上咖啡馆还是一种小小的奢侈，有点洋派，有点沙龙气息。幸而“明星”的咖啡价钱并不算贵，偶尔为之，大家还去得起。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庆南路，门口骑楼下有一个书摊，这个书摊与众不同，不卖通俗杂志，也不卖武侠小说，有不少诗集诗刊，也有《现代文学》，那便是孤独国主周梦蝶的诗之王国。周梦蝶隐于市，在车马喧嚣中，参悟到明年髑髅的眼中，虞美人仍旧抽发茁长。《现代文学》常常剩下许多卖不出去的旧杂志，我们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让周梦蝶挂在孤独国的宝座上，然后步上“明星”的二楼，喝一杯浓郁的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那时节“明星”文风蔚然。《创世纪》常在那里校稿，后来《文学季刊》也在“明星”聚会。记得一次看到黄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楼。六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杂志，大家就这样乐此不疲的做了下去。当时我们写作，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崇高的使命感，没有叫出惊人的口号——就是叫口号，恐怕也无人理睬。写现代诗、现代小说，六十年代初，还在拓荒阶段，一般人眼中，总有点行径怪异，难以理解。写出来的东西，多传阅于同仁之间，朋友们一两句好话，就算是莫大的鼓励了。然而在那片文学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与外人道的酸甜苦辣。于是台湾六十年的现代诗、现代小说，羼着明星咖啡的浓香，就那样，一朵朵静静的萌芽、开花。
这几年来，台北沧海桑田，面目全非，踟蹰街头，有时竟不知身在何方。东区新建的高楼大厦，巍巍然排山倒海而来，目为之眩。台北饭馆多，其来有自，但是这次回来，我发觉台北的咖啡馆，竟也大街小巷，栉比鳞次起来，犹如雨后春笋，完全取代了早年的“纯吃茶”。而装潢之瑰丽，五光十色，纽约东京瞠乎其后。有些名字取得妙——“梦咖啡”。听说还有一家叫“杜鹃窝”的，不知道什么人去光顾。价钱也不对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块，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许是我的偏见，这些新兴的咖啡馆，豪华是豪华，但太过炫耀了，有点暴发户。我还是喜欢武昌街上那间灰扑扑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来，香醇依旧。
九月十五、十六、十七日，《现代文学》与作家们举行了三次的聚会，我和“远景”的沈登恩商量，地点就设在“明星”三楼，也是叙旧的意思。头一天光临的是诗林高手，《创世纪》、《蓝星》、《龙族》、《草根》，各派宗主，一时到齐。难得孤独国主周梦蝶下凡一游。管管有多年没见面了，上一次遇见他是十七年前在陈若曦永康街的家里。张默来了，送了一套《创世纪》给我。《创世纪》是九命猫，比《现代文学》的历史还要古远，这两本杂志，可算历尽沧桑。还有洛夫、商禽、辛郁、蓝星诗侣罗门蓉子。痖弦带来了他的手下大将丘彦明，《台湾时报》的梅新、《中华日报》的蔡文甫、“尔雅”的隐地、难得露面的张健、爱吃西瓜的罗青、喜欢写蝴蝶的景翔，统统围成了一桌，当然还有《现代文学》元老何欣与姚一苇两位先生。高上秦姗姗来迟，晚了半个钟头——这样的集会，真是难得。人生聚散无常，这么多老朋友济济一堂，机会不多。二十年前叶维廉头次带痖弦到我家，记得韩国诗人许世旭先生也来了。我家住在松江路——那一带还是一片稻田，野趣横生——我们一行数人，步小径，谈诗。痖弦刚写了《巴黎》，文坛哗然。(亏他想得出来，把女人的嘴唇比做丝绒鞋!)许世旭初试汉文诗，头几首便发表在《现代文学》。今夏“联副”有一个餐会，设宴在松江路的“金玉满堂”，我去一看，原来这家巍峨堂皇的大饭店竟坐落在从前我家的旧址上。真是巧，那天韩国诗人许世旭赫然在场，一别二十载，旧地相逢，令人感到时空交错。去年许世旭寄了一本韩文版的《台北人》给我，是他译的，我当然很兴奋，只是看不懂韩文，满纸的小圈圈，觉得很好玩。许世旭的汉文修养如此深厚，译笔必是好的。可惜他早返韩国，未克参加这次《现代文学》诗人欢聚。明星的西式午餐很简单，一菜一汤，与“金玉满堂”的华筵不能比，但我看见大家还是满兴高采烈的，故人相聚，何况又在怀有共同回忆的地方。有的白了几根头发，有的添了几条时间的痕迹，然而我讶异诗人们豪情不减当年，意兴飞扬，尤有过之。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尚文精神勇猛如昔?大概还是他们的诗吧!这群拓荒者已经替台湾的现代诗铺下了一条道路，这条路虽然曲折、崎岖，有时惊险重重，而且分歧，但路总是筑成了，后人走起来，至少有条途径可循。
第一天来了一位年轻作者李捷金，他本来属于第二天的聚会，因有事，提前来。前年在“联副”上我读到一篇小说《猫》，笔调沉着老练，老年人的心境写得体贴入微，我原以为作者李捷金一定是个阅世已深的中年人，没料到竟是个在学的青年学生，大为诧异。可惜那篇小说没有得到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奖”，甚感不平，去年李捷金荣获“中国时报小说奖”第二名，夏志清先生特别推崇他那篇《窄巷》，所见略同。现在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真不得了，又多又好，各有千秋。第二天到了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陈铭，还有七等生——我和七等生神交已久，这次却是首次见面。他支持《现代文学》，十数年如一日，投在《现代文学》的小说稿，篇数第二多。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今年都得到《联合报》的小说奖，古蒙仁也得到《中国时报》的小说推荐奖，皆大欢喜。台湾文学，现在属于小说时代，年轻小说家，扬眉吐气，比比皆是，真为他们高兴。从前我们写小说，是没有几个人看的，谁还会想到给我们奖金?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给我的感觉是扎扎实实，不飘不浮。到底他们土生土长，跟台湾这块土地完全认同了，台湾文学的旗纛应该由他们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们是同一辈的人，我们的哀乐大概是可以沟通的。难为七等生特地从外埠赶来台北，大概也是为着对《现代文学》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十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B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十七日晚还有奚淞、姚一苇、沈登恩，五个人一起在“明星”三楼喝了几瓶啤酒。姚先生的结论是：只有文学值得奋斗。廉颇未老，豪兴依旧。沈登恩的勇气也不小，《现代文学》这付重担，“远景”也敢来扛。西谚“人生短暂，艺术长存”，在这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人世间里，这句话大概还有几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离开“明星”，台北已经渐入深夜。我们沿着重庆南路一路徜徉了下去。奚淞与我有许多共同的了解，我们谈起话来，很省力。奚淞建议我回来居留一个时期，我说我很想这样做。我有根深蒂固的怀旧习惯，对台北这份执着，情不能已。台北虽然变得厉害，但总还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说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
名家白先勇散文：恐惧与悲悯的净化
大学求学期间，恐怕是一个人一生中对人生意义的探求，对精神生活的向往，最强旺的时期。如果这时候有幸读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心路历程。
我念大学的时候，在研读过的西洋文学书籍中，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本小说，曾经给了我最大的冲击与启示。我是在爱荷华大学念书的时候看的，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雪夜，我在宿舍里看完这本书，已是天明，从窗外望出去，只见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我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奇异的感动，我不是基督徒，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那一刻我的确相信宇宙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正在默默的垂怜着世上的芸芸众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惊心动魄的旷世杰作，激起了我那片刻几近神秘的宗教情感，猛然间我好像听到了悠悠一声从中古教堂传出来的格里历圣歌，不禁一阵悯然。
《卡拉玛佐夫兄弟》是陀氏晚年扛鼎之作，享誉之高，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齐名，是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一双瑰宝。陀氏与托翁同时代，处于俄国十九世纪新旧交替大变前夕，他在政治上、心理上、精神上，屡遭困厄，年轻时，曾因参加激进党政治活动被捕下监，险遭枪毙，放逐西伯利亚十年，恢复自由后，反过来猛烈抨击左翼虚无分子，陀氏相信只有希腊正教才可拯救俄罗斯民族，而左翼分子只有将俄国拖向万劫不复。他的寓言对了，俄国后来果然产生了斯大林的恐怖政权。他一生执着于研讨人与上帝的关系，经常摆荡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穿梭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直到他年届六十，终于写下《卡拉玛佐夫兄弟》，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竖立了一座高峰。
这本小说是叙述卡拉马佐夫一家四个同父异母兄弟的故事，四兄弟分别代表了情、理、圣、魔人性中的四种可能，四个手足相生相克，显示了人性中生而俱来无法消弭的基本冲突。陀氏在这本小说中说道：“这是一场上帝与魔鬼的战争，战场就在人的心中。”陀氏是研究人类心灵中善恶冲突最深刻的小说家，在这部书中，杜氏对于人类善与恶的检视，已经提高到了宗教的层面。他在另一本小说《罪与罚》中写道：“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确，如果没有代表道德力量的上帝存在，那么弑父也随时可以发生的了。“弑父”这项最违反人伦的罪恶便是这本小说的主题。西方文学从古希腊索福克利斯的悲剧《伊底帕斯王》到陀氏的《卡拉玛佐夫兄弟》，许多杰作都在挖掘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人伦禁忌，证诸佛洛伊德学派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我们不能不懔然于人心惟危，在重重宗教、伦理、道德的压束之下，而人类那股最原始的嗜血乱伦的冲动却仍旧蠢蠢伺机而发。西方文学的深刻处在于敢正视人类的罪恶，因而追根究底，锲而不舍。看了《卡拉玛佐夫兄弟》，“恐惧与怜悯”不禁油然而生。恐惧，因为我们也意识到我们本身罪恶的可能;怜悯，因为我们看到人竟是如此的不完美，我们于是变得谦卑，因而兴起相濡以沫的同情。文学最大的功能，大概就是唤起人类常常处在休眠状态中的恻隐之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