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家庭教育探究论文

鉴于家庭教育对儿童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和日本研究者对幼儿家庭教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和思考，众多研究者从家庭教育观念，家长教育期望，家长教育行为等多角度进行了探讨。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中日家庭教育探究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日家庭教育探究论文篇一

《关于中日幼儿家庭教育比较的研究综述》

【摘 要】鉴于家庭教育对儿童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和日本研究者对幼儿家庭教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和思考，众多研究者从家庭教育观念，家长教育期望，家长教育行为等多角度进行了探讨。本文通过对相关理论探讨和文献梳理，试图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幼儿家庭教育的认识，还为我们开展有关幼儿家庭教育的研究和教育项目提供了一定的启示：要注重儿童所处生态系统的影响，增强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也要关注家庭教育的“生态性”。

【关键词】幼儿;家庭教育;中日比较;生态

学前阶段的儿童尚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与父母保持身体和心理上的密切依恋关系，需要父母必要的甚至是全部的帮助。儿童的这种未成熟状态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接受来自家庭教育的巨大影响。因此，学前儿童家庭教育对儿童以后的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正如原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儿童教育的最重要的阶段，就是儿童初生几年的最初阶段。正是这个事情，儿童的脑和感觉器官才发展得特别急遽，许多偶然的联想―人的心理基础，特别迅速地形成起来，牢固起来。”[1]国际一些主要媒体和组织近几年来的民意调查，如全球最大的旅游网站Expedia对4000多名欧美酒店工作人员的调查显示，日本旅客在礼节、举止、整洁、安静等诸多项目中获得第一，并且综合排名位于各国榜首。[2]日本人之所以获得如此好评，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为主要的因素，因为家庭是教育的原点，日本《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报告》(2000年)指出，“如果教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家庭教育可能就是这条长河第一滴清纯的水”。通过文献分析，归纳了研究者关注幼儿家庭教育中日比较问题的理论框架，梳理多个中日幼儿家庭教育比较的角度，并对下一步如何研究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

一、多角度比较中日幼儿家庭教育

(一)家庭教育观念的比较

杨丽珠、李灵和田中敏明(1999年)对少子化时代下中、日、韩三国家长的教育观念做了跨文化的比较。首先在儿童发展观上，中日韩家长没有明显的差异，总体上都比较重视教育和培养的作用。其次在对幼儿忧虑的事情上，三国家长都比较关心幼儿体质的发展和性格的培养，中国家长很担心幼儿学习和纪律的问题，韩国家长重视体质和上进心的问题。最后，在幼儿的教育期望和儿童教育策略上，三国家长也有明显差异，中国幼儿家长最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孝敬父母的人，而日本则为有兴趣且快乐生活的人。中国家长在于幼儿交往上感到困难，而日本和韩国更多的是养育方法的困惑。

徐海青，傅毅茔，周爱琴，刘兴莲(2007年)对中日两国3岁儿童母亲教育观现状做的研究表明中日两国母亲在对子女学历的期待，将来的期待以及对子女职业的期待上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在实行“早期教育”会对子女的能力有所提高和发展的问题上：中国母亲持肯定态度，而日本母亲持否定态度。

一见真理子教授在她的一系列国际观察，尤其是对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关注和研究中发现：①中国的家长更愿意相信“三岁神话”，对子女的期待和关注度高。②中国的家长在子女的教育中存在性别差异。③在母子一体感上，中国和日本的家长没有显著差异。④对于从0岁开始的教育这个问题，中日家长持不同意见，中国家长觉的无法想象，日本的家长则比较认同。⑤相对于中国家长的明确态度，日本家长在选择上比较模糊，不确定的选择比较多，倾向于选择与政府导向一致的选项。[3]

(二)家长教育期望的比较

桑标(2001年)对家长对幼儿的行为期待做了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家长对幼儿行为能力期望的高低依次为自我控制、主动积极、合作协调、独立自主;日本母亲则为合作协调、自我控制、主动积极、独立自主。总体上中国母亲对幼儿的期望高于日本母亲，中日两国母亲职业层次和文化程度较高者对孩子行为的期望值普遍高些。

周爱保，陈斌和青柳肇(2007年)分析了幼儿做事能力与家长教育期望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与日本之间、日本与韩国之间幼儿做事能力差异显著，而中国与韩国差异不显著;中国家长与日本家长之间、日本家长与韩国家长之间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而中国家长与韩国家长差异不显著;幼儿的做事能力与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显著相关，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家庭教育观念是影响幼儿动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内田伸子在她的读写能力的获得与家庭教育的研究中发现，中日幼儿在读写能力的获得与家庭教育的关系上有不同，在日本3-5岁的幼儿中，宽容型家庭教育的幼儿在单词记忆上得分较高，而在中国，3岁的幼儿是宽容型家庭教育的孩子得分高，4-5岁的幼儿是专制型家庭教育的孩子得分高。此外，她还得出结论，经济的差别与幼儿读写能力的获得有显著相关。[4]

(三)家长教育行为的比较

南丁和曹凤仙(2001年)对中日幼儿家长教育行动(行为)做了中日比较。对“和孩子一同玩耍、游戏”、“让孩子帮助做家务”、“适时批评或表扬”等问题的回答率，中日两国大致相同。但是，总是“什么事都替孩子想到做到”的家长，日本仅0.9%，中国为41%，从这个有很大差异的数字是否也可以看出中国家长过度保护的状况。对“教孩子读书写字”这一问题的回答，日本占16.7%，中国占41.8%。日本的家长有些在家里教孩子读书写字(国公立幼儿园几乎是不教的)。但在中国的家庭，不教的仅2%。，日本约一半以上的家长会经常“和孩子聊天”，而中国由于大多数家庭是双职工，与日本相比，家长和孩子谈话聊天的时间就比较少。

田中敏明在他系列的中，日，韩的家庭教育比较研究中，对亲子交流，教育期待，幼儿游戏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发现：①中国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待过高，物质层面的满足多，而日本的家长则要增加与子女的交流时间。②中国的家长应增加子女户外和集体游戏的时间和场地，而日本的家长应与子女共进早餐，增加与子女共处的时间和机会。[5]

(四)父亲参与育儿的比较

金洁和田晓虹(2009年)对父亲在家庭中的教育行为做了比较。在“一起用餐”问题上“有时这样做”的日本有54.5%，中国有31.3%，“经常这样做”的日本有42.9%，中国有61.7%;“一起游戏”问题上“有时这样做”或“经常这样做”的日本有90.2%，中国有94.6%;差异不是很明显。在一些教育行为上，比如“准备或帮助穿衣”“帮助或以前入浴”等问题上，中日父亲还是有显著差异的。中国父亲在“帮助或一起入浴”问题上有81.9%的日本父亲“经常这样做”或“有时这样做”，中国有65.6%的父亲“经常这样做”或“有时这样做”，在“准备或帮助穿衣”问题上日本父亲有72.3%“经常这样做”或“有时这样做”，中国父亲有89.5%。

二、中日幼儿家庭教育比较的启示

布朗芬布伦纳(1979)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解释儿童的成长环境，该理论提出的四个系统(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中的三个都与父母卷入儿童教育有直接关系，其中的微观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家庭的父母教育卷入。从目前国内外对中日幼儿家庭教育的研究来看，中日两国家长在与幼儿教育上有很多的不同，差异明显。研究比较集中在家长教育观，教育行为对幼儿的直接影响，也就是微观系统的研究，对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社会的家庭教育指导系统，社会意识形态等对家长的教育观，教育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将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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