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记者陈庆港
新闻记者是一个值得让人尊敬的职业。你认识的新闻记者有几个?下面是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个著名的记者，供大家参阅。
新闻摄影记者陈庆港
陈庆港，著名记者，生于1966年6月，连云港市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摄影系，曾供职《青年时报》等多家媒体，现为浙报报业集团视觉中心首席记者，浙江农林大学教授。
人物简介
陈庆港，1966年生，江苏盐城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摄影系，曾就职于多家媒体，曾在该市《大众用电报》、《苍梧晚报》摄影部工作，后为杭州日报首席记者。代表作《走出北川》获得52届荷赛突发类新闻一等奖。
荣誉奖项
主要作品有《20世纪末中国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状况调查》《细菌战调查》《外省人—农民工生存调查》《中国慰安妇》《灰度空间—抑郁症》等。其中《中国慰安妇》2005年获首届国际新闻摄影大赛金奖，《灰度空间—抑郁症》2007年获国际新闻摄影大赛金奖;《拉萨刻石者》获第四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金奖;《山村教师》获第五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金奖;《走出北川》获得52届荷赛突发类新闻一等奖。此外，还获得中国新闻摄影年赛“金镜头”金奖3次、银奖2次，浙江新闻奖一等奖、浙江省新闻摄影年赛金奖等全国、省、市各种奖项30余次。
人物事迹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8.0级大地震，职业的敏感和历史责任感驱使陈庆港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不仅用手中的相机真实记录了这场中华民族的空前劫难，还一次次放下相机参加抢救伤者。他拍摄的反映八名解放军战士奋力抢救一名幸存者的作品《走出北川》，获得第52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突发新闻类单幅一等奖，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在巨大灾难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抢救每一个生命“不放弃，不抛弃”的伟大精神。荷赛是公认的全球最权威的新闻摄影大赛，而突发新闻类一等奖是荷赛最具含金量的奖项，陈庆港为中国摄影记者实现了荷赛突发新闻类奖项中零的突破。这幅《走出北川》，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鲍洪俊认为，陈庆港在荷赛获奖，不仅是记者的职业殊荣，也是杭州、浙江乃至中国新闻界的骄傲。从2004年起，陈庆港在全国范围内对二战期间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幸存者进行调查采访，这是一次历时很长、跨地域广、涉及人物多、难度很大的采访。4年中他赶赴海南、云南、湖北、山西、河北、江苏、上海等省市，几乎采访到了所有国内目前还活着、并愿意公开自己那段历史的慰安妇老人。拍摄的《中国慰安妇》是我国目前第一部关于“慰安妇”的大型长篇纪实摄影作品，获的首届华赛金奖等多项国际、国内大奖。记述“慰安妇”老人们口述实录的专著《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历史文献作品。
从1998年开始起，陈庆港数次前往西部贫困地区，行程数万公里，从山西、陕西、甘肃、贵州、云南……对十余个贫困家庭进行长达十余年的跟踪采访，用大量图片和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所有贫困家庭的变化，看到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正在摆脱贫困、以及他们走向富裕的这一史诗般的伟大历史进程。陈庆港的事迹和新闻摄影成就，引起了读者广泛关注，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内的全国数十家电视台、报纸、杂志、网站都报道过他的事迹，东方卫视曾特派摄制组行程两万公里，制作他的个人专题纪录片和多集系列片。陈庆港还出版了《真相》(江苏文艺出版社)、《陌生地带》(人民日报出版社)、《血痛》(北京出版社)等多部新闻摄影专著。
他的故事：一个人的玛格北
脚下的废墟深处不断传来受难者的呼救与呻吟，我第一次对自己手中的相机有了怀疑，摄影是无力的，摄影者无法选择他们的场景，唯一能选择的是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这样的世界。
刚刚结束的52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PP)中，3次捧得过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金杯的中国摄影师陈庆港，又凭一幅北川地震救援照片,为中国人赢回“荷赛”的突发新闻单幅一等奖。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摄影专业的陈庆港，在辗转就职过多家媒体后，现为《杭州日报》首席摄影记者。他是该报摄影记者中工作方式最特殊的一位。“基本上我可以拍摄自己感兴趣的任何题材，不受缚于报纸日常的拍摄任务，每次我有大的专题出来，报社也总是给我最充分的版面。”
在杭州时，他每天可以睡到中午，当然下班时间也随之顺延了，常常是在12点以后，开着他那辆老凌志上演午夜狂奔。
一年中的约一半时间，他跋山涉水，行走在中国的远疆，常常天不亮就起来拍片。另外一半时间，这位硬汉住在风景秀美的杭州，尤喜深夜在“平湖秋月”痛饮自家的女儿红。
他酒量不算大，但酒瘾不小。这一晚，陈庆港吆喝着打开了两瓶5年陈的绍兴花雕、一瓶肯尼亚的红葡萄酒，其中一半倒进了他自己的肚子里。他对酒的品种倒是没什么讲究。在藏民家里，他们为他端上自酿的奶酒或青稞酒，就着手抓毡粑或口感像木头的风干生羊肉，他都能喝得津津有味。有一年，拍《20世纪末中国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状况调查》，他在黄土高原上一个紧挨着黄河的小村“木头峪”过年，年夜饭是每人一碗“搓搓面”。炕上无菜有酒，油灯下，主人讲不出宽慰喜庆的话，说，我唱首信天游给你下酒。言毕，老汉伸长脖颈，涨红着脸吼起来：“这么长的辫子哟，探不上天;这么好看的妹妹哟，见不上面;这么大的烫锅啊，没有两粒米;这么旺的火焰哟，烧不热你……”
滚烫的陕北民歌，比烧刀子酒还暖人胸肠，老人唱了一夜，陈庆港跟着吼了一夜。完了便在老汉家的长条炕上和衣睡去，老汉和他5个孩子也一溜睡在这条炕上。炕里头最暖和的一边让给陈庆港，这是待客的礼遇。
辗转全国，经常寄宿塞北或边陲的农民家中，陈庆港睡过的床何止百张，有时他会把这些床拍下来，留作纪念。它们大多破烂不堪：有断了一条腿的木板床、有掉了碴的土坑、有肮脏不堪的地铺，也有四周贴满了报纸的板床……而最让他睡不着的，是从前江南大户人家代代相传的厚重的四角雕花床。睡在这样的床上，每次他都会忍不住浮想联翩：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张床上寿终正寝，又有多少人在这张床上交欢生子，上演爱恨情愁……
他家里的床是宽大而整洁的，他把床对面的整整一面墙都印上自己喜欢的浙江古镇堂梓上的风光，这样，每天一醒来，相对的就是粉墙黛瓦和湿漉漉的乡愁。
刻经人原来不识字
药王山，是陈庆港每次进藏必去的。这是一座不高的小山，就在布达拉宫的斜对面，山上刻满了佛像、经文和六字真言，挂着五彩的经幡。每天早上都有很多藏民在佛塔和壁画下面磕着等身长头。陈庆港曾经获奖的名为《拉萨刻石者》的一组摄影作品，就是表现药王山下刻经人的生活。
甘珠尔石经塔矗立在药王山上，由当地活佛主持修建，经费全来自朝圣者的布施。《甘珠尔》乃是藏传佛教重要经籍，造塔人要将整部《甘珠尔》经刻在石板上，并用无数片这样的石板砌成一座金字塔型的宝塔，整个塔就是一部博大的经文。药王山的甘珠尔石经塔始建于10年前，要完成这一整个浩大工程，药王山下的刻经人要用15年时间，消耗大量的石经板。现在石经塔还只剩下3层没有完工。
药王山下随处可见磕等身长头的藏民，有的三步一磕头，有的原地磕头——胸前挂一块牛皮，手上拿一块木板，地已经被他们磨得锃亮。特别是家中有人患病的，会很虔诚地到药王面前许愿、还愿。“再穷的人进寺庙，都会买一小包酥油，放进油灯里。每个佛像前都围着大量的人，有些人根本挤不到佛跟前，就隔着人群把洁白的哈达扬过去。”
为了拍摄药王山下的刻经人，陈庆港几次单身进藏，住在刻经人益西尼玛和洁珍两口子家中，日则同饮同食，夜则同屋而眠，处成了相当好的朋友。
刻经人的生活清苦平静，但他们极虔诚。药王山下的一排小木屋，就是刻经人的栖所。几乎每个刻经人都是异乡人，他们在来到药王山之前都曾四处漂泊，身无长物，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也不过是几只木碗，皮口袋装着的糌粑、酥油、奶渣和风干肉，一把榔头、几根錾子，以及他们世代相传的刻经技艺。
让人吃惊的是，这些以篆刻经文为生的藏民，大部分根本不识字，甚至藏文都不认识。对他们来说，经上的每个文字，不过是些带有神秘力量的图案而已，刻字就是按着经上的文字图形照葫芦画瓢。但有一个人是识字的，他和喇嘛一起负责校对，把刻错的地方凿掉重刻。益西尼玛就是负责校对的识字工匠。
不管是识字还是不识字，刻经人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合作者，识字的并不比其他工匠地位更高。他们似乎全然没有汉民族里常见的知识崇拜。
“他们最羡慕、崇拜的是那些虔诚的人，那些花几年的时间走几千里路去磕长头的人。他们对这样的人特别尊敬，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在喇嘛中也是如此，谁云游过的知名寺庙越多，谁就越受尊敬。”在重来世、轻今生的淳朴藏民心目中，谁离神近，他们就羡慕谁。
喜玛拉雅签下生死合同
藏民都说，没有去过阿里，你就没有真正了解西藏。陈庆港最初来到西藏的时候，旅行社还没有阿里这条线，也不通车，自己租车去要2万多块钱。他去各个旅馆贴小纸条，征集同行者分摊旅费，结果来了一大堆应征者。“我就进行挑选，像敢死队一样，最后选了8个人，有大学生、画画的、拉小提琴的、制作小提琴的……还有一个德国工程师。”
他们租了两辆车，一辆丰田吉普载人，一辆大卡车拉装备：粮食、罐头、帐篷……一路上连加油站都没有，他们买了一吨多汽油，用卡车拉着。
“我们先过了日喀则，在冈底斯山脉和喜玛拉雅山脉之间，沿雅鲁藏布江一直向西。那趟真是无比惊险，过了日喀则没几天，就有个女孩子不行了，感冒，要死要活。在高原上感冒是很可怕的，时间长了会致命。之后，陈庆港自己也受了风寒。
在萨嘎县“除了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的医院里，他们找到医生，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番，告诉他们，病情很危险，需赶紧治疗，但目前医院没有一点药。“过了喜马拉雅山有个边防团，那里有药，也许能救过来。”
“我们自带的各种感冒药都吃了，一点作用都没有。那个时候的藏区是最缺药的，你带钱、带金子，都不如带药给藏民。”他们马上开车去部队，边防团立即抢救：双剂量地挂水，打针，丝毫不起作用!
同行的女孩子病得最重，大家觉得她快死了，把她抱在怀里，眼泪吧嗒吧嗒就往她脸上掉。到了第二天又有人病倒，“我们开紧急会议，这个地方海拔太高，不能久留，要决定是带着病人走，还是就把她留在部队治疗算了。她就躺在旁边听，真的是很残忍。有人说不能带她，这一路上太危险;也有人说，一定要带着走，要么就一个都别走!”
女孩很坚决：要走一起走，死了就死了，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于是签署生死合同，由陈庆港起草：我们自愿组合，同赴阿里，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生命、财产安全均不负任何责任!
生死合同人手一份，每人签字画押，悲壮得一塌糊涂。5个健康人带着3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车子颠簸了两天，到了美丽的浦南小镇。
这里跟印度交界，离神山和圣湖不远，“神山冈仁波钦，是藏传佛教中最有名的一座山，圣湖玛庞雍错特别漂亮，相传她与神山是夫妻。那里海拔比较低，只有3000多米，有树，有水，空气特别好。在那里住了两天，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全好了!”
这份生死合同陈庆港到现在还留着，偶尔还拿出来看一看。那一个月里结交下的伙伴，是过命的交情。
休整了几天以后，“敢死队”决定取道古格王国遗址，去往阿里，没想到路上很快又出了状况。“我们都是自己做饭，带着高压锅。谁知道高压锅在卡车上颠啊颠，把排气阀门装置颠坏了，气排不出来。当天我们开午餐肉罐头煮面条!一个大学女生负责做饭。我们正坐在外面享受夕阳，忽然听见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女孩子从小木屋里冲出来，满身满脸都挂着面条，都烫伤了!”
大家走进小木屋里一看，几乎笑倒，屋子里到处挂着炸出来的面条。幸好高压锅爆炸事件没有酿成人员伤亡，但自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吃到过熟的东西。“后来我的胃就坏掉了，吃什么吐什么，回拉萨打了很多天针。”
回到拉萨的旅馆，8名已经浑身发臭的敢死队员才洗了一个月来的第一次澡。那一个月让陈庆港真正了解了西藏，让他知道了在大自然面前，人是多么渺小。
摄影的技术归零时代
照相器材之于摄影记者，相当于名马利剑之于良将。陈庆港最早的一台专业机是Nikon Fm2，现在的装备则是Canon的“马克•吐温”。
最初接触的相机，是在外地工作的哥哥手中的一台“海鸥双镜头”，逢年过节回家，哥哥会用这个神奇的黑匣子为家人拍很多照片，并在自己布置的简易暗房冲洗，这让当时十一二岁的陈庆港无限着迷。
少年陈庆港从未想过摄影会成为他以后的职业，那时他梦想着成为一个画家。“我还尝试过写作、绘画……最终发现摄影是我最得心应手的表达工具。很多国外摄影师的作品，比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给我的冲击力都大，像萨尔加多的《劳动者》、美国女摄影家南格拍的大萧条时期流落街头的难民……那么直接，那么强烈——我看史密斯拍的《酸雨》，当时就恨不得把那个(制造污染的)厂砸掉，摄影的力量就有这么大!”
最打动陈庆港的是那些纪实主义作品，尤其是表现苦难的作品，这也为他自己的摄影趣味定下了基调。有人问他为什么始终拍摄黑白照片。其实摄影之初，他也喜欢彩色的丰富，但在拍细菌战调查这个专题时，那些受害者血淋淋的、溃烂的双腿实在是让观者难以承受。不得已，他将图片后期转成了黑白，自那以后开始逐渐发现黑白的力量。
大学时攻读摄影专业，学院里最强调的是技术，大量课程是关于技术的：暗房、光线原理、相机的解体……“老一代摄影家的幸运是，他们能拥有相机就是别人无法实现的特权，拥有一台相机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摄影家。我没想到的是，数码这么快就取代了胶片，随着相机的普及和自动化功能的不断进步，任何人都可能拿出一张好照片。”陈庆港开始悟到：技术归零的时代，一个摄影家需要的不再是专业技巧，而是他的拍摄理念——选择拍什么，用什么方式看待和表现这个世界。
于是，从1999年的贫困家庭调查开始，几乎每两年，陈庆港就会有一个宏大的摄影专题问世：《侵华日军细菌战调查》、《农民工生存调查》、《中国慰安妇调查》、《灰度空间——抑郁症》……他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回到偏远、贫穷的地方，记录下他所关照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其中，仅《20世纪末中国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状况调查》这个专题，他就连续跟拍了10年。
这个地方，我以后还会来的
这些极富视觉冲击力并带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摄影作品为陈庆港带来广泛的声誉，也为他带来普遍的不解。东方卫视曾派出摄制组跟拍关于他的纪录片，两名年轻记者扛着重达44斤的电视拍摄设备，前后花去一个月时间，跟着陈庆港“在中国地图上最穷的点绕着走了一圈”，并坐遍了所有可能的交通工具：卡车、拖拉机、人力车、骡子……
一次，在盘山小路上步行累到打跌时，东方卫视的女编导苏菲坐在地上问陈庆港：这么苦的差事，又没人非要你做，是什么驱使你一直做下去?
陈庆港答非所问：这个地方，我以后还会来的。
这是典型的陈庆港式回答。他内心重情，却非常克制，不善言辞，要他说一句“有意义”的话，他的舌头就有些大，简直结巴起来。
报社开设“月月大讲堂”，请他讲课。他就把自己拍摄的14户贫困家庭的照片，理出500多张，带去放幻灯。每张照片简单讲解两句来龙去脉，打发了两小时讲座时间。而这500张图片，不过是他近10年作品的沧海一粟。他的每个专题，所拍摄的照片张数，几乎都是以千甚至是万来计算的。
他最广为人知的摄影专题是关于慰安妇的。为拍摄这些老人，他跑了上海、江苏、湖北、山西……最先去的是海南岛。“首先查资料，海南省文史档案馆拿出大量的史料，一个一个翻，我是他们第一个接待的摄影记者，之前居然没有人这样做过。”
“一位快90岁的蒲阿白老人曾经被日本人抓走过。我来到老人家里，家人说她在市场上卖槟榔呢。我就到市场上找，看到她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面前放一个蒲匾盛着槟榔，她自己也在嚼槟榔，红红的汁水染了一嘴，当时是下午最热的时候，市场上根本没有买菜的人。那幅景象我一直不能忘怀。”
“白天她们被逼着在慰安所干活，晚上沦为日本兵轮奸泄欲的工具，有时一晚要接待二三十个日本兵，受到非人折磨，很多人丧失了生育能力。但更严重的伤害是精神上的。”陈庆港说，“由于有一段不堪的经历，她们总认为自己是不洁的。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我在海南保亭县找到的一位姓杨的老人每晚都会梦到日本兵来抓她，她的床头永远都放着一把刀，没有刀她根本就睡不着觉。她们是受害者，但回乡后，周围人对她们常常充满鄙视和凌辱，叫她们‘日本妓’、‘日本老婆’。有些人不得不隐姓埋名，在家人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的遭遇。”
在他描述中国慰安妇经历和现状的图书《血痛》出版后，江苏文艺出版社又跟他签下了另两个专题。陈庆港说，自己所能做的无非是把能记录的记录下来。这些老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活着的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历史书里也从来看不到这些。很多次接到采访过的慰安妇病危的消息，他心中不忍，常常自掏腰包，坐飞机去见老人最后一面。
投入产出如此艰辛的拍摄方式，自然意味着陈庆港多数时候是一位独行者。世界首屈一指的新闻图片社是“玛格南”，可惜陈庆港并不是其中的成员，于是，他为自己的图片博客命名：玛格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