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影响毕业论文_货币政策研究毕业论文

2017-03-10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预期影响的联结点和传送点,其选择和调整是制定货币政策的关键性步骤之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货币政策影响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货币政策影响毕业论文篇一

《 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数理模型 》

摘要:

本文构建货币政策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数理模型,选取7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为样本,基于2007-2013年年报资产负债表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行为。结果表明,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与资本充足率负相关,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明显增强;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可能存在资本监管套利行为。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论证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

关键词:

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资本充足率;资本监管套利

一、引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世界主要国家监管部门开始反思过往微观审慎监管的漏洞,着力构建并推进宏观审慎管理以预防系统性风险,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国内外政策界和理论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给出解释,逐步引起对货币政策风险传导机制的重视,比如Borio和Zhu(2008)开创性的研究了货币政策影响金融稳定的传导机理,这一作用机理被称为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他们认为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选项,通过影响资产价格、融资成本等因素,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定价、承担,进一步作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和资产管理决策,最终影响总产出和金融稳定。

可见,这一理论着重从21世纪以来美国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持续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信贷过度扩张、资产价格泡沫不断积累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出发,论证了金融稳定目标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协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国长期坚持稳健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商业银行体系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货币政策是否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呢?本文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考察金融机构信贷行为,以不良贷款率考察金融机构风险承担,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考察货币政策,以GDP增速考察经济增长和波动,运用2001-2013年年度数据描述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见图1和图2)。

图1显示,货币政策宽松程度与金融机构信贷增速高度正相关,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用于应对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分析表明,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和增速扩张明显,商业银行可能承担了货币政策扩张风险。图2显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呈现负相关关系,随着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明显的升高趋势。这进一步表明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商业银行可能承担更大的贷款违约风险。综上所述,聚焦货币政策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问题是货币政策研究领域和宏观审慎监管研究领域有机结合的关键。我国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和风险承担的统计性描述初步证实了我国商业银行可能承担了货币政策风险。下面将在文献综述和统计描述的基础上,利用7家全国性上市股份制银行2007-2013年年度财务数据,对货币政策、不良贷款率、贷款损失准备、贷款余额如何影响资本充足率进行研究。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研究,Schwartz(1988,1995)认为维护货币稳定(价格水平稳定)的货币政策既可以降低金融不稳定发生的概率,同时也会降低金融不稳定的严重程度,为经济提供稳定并且可预测的利率环境,有利于保持较低的利率不匹配风险,有利于保持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上述研究虽然引起一定的关注,但直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研究才真正成为焦点,Borio和Zhu(2008)将之概括为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被认为是以往被忽视的货币政策影响金融稳定的传导机理;张亦春和胡晓(2010)以宏观审慎为视角,主张货币政策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应对金融失衡,“强化的灵活通胀目标制”是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统一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马勇(2013)总结了基于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框架,认为纳入相对更高的利率规则值可以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风险承担;方意等(2012)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问题以及在哪些情境下分别采取何种协调政策配合使用。

关于货币政策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及作用机理,张强和张宝(2011)进行了系统总结,货币政策立场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即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增强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其内在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估值、收益和现金流机制(valuations,incomesandcashflows),可以理解为银行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机制;(2)追逐收益机制(searchforyield);(3)中央银行的沟通及其反应;(4)杠杆机制。方意等(2012)指出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还存在正向关系,可以概括为风险转移效应,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负债制度条件下,银行出于资本充足率和特许权价值考虑,过度承担风险的激励较小,表现为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存款利率下降仅有部分传递到贷款利率,从而使得银行利润增加,降低银行承担过度风险的道德风险。实证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基于我国商业银行数据的检验证明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主要表现为负向关系(方意等,2012;张雪兰和何德旭,2012)。关于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资本套利的研究,一般认为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综合风险的重要指标,资本充足率监管也成为金融监管的一大支柱之一,比如巴塞尔委员会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提高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然而,资本充足率高并不一定代表银行就越安全。杨熠和林仁文(2013)指出银行为满足不断提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可能会从事高风险业务以增加当期收益,这反而可能加剧银行的风险。张雪兰和何德旭(2012)指出宽松货币政策立场会助长银行在资本充足率达标前提下的风险承担意愿。杨熠和林仁文(2013)还指出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并非越高越好,其变动本身可能产生新的风险,这需要银行加以关注并努力控制;同时,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方式取决于监管者对银行资本的定义,因此监管者需要谨慎制定相关规定,以进一步保障银行业的安全与稳定。

方意等(2012)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机制中,资本充足率起重要作用,在资本充足率高时,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呈负向关系,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降低,风险转移效应逐渐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的负向关系逐渐减弱,甚至可能转为正向关系。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已经展示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问题的重要性,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证参考,本文的研究视角有以下独特之处:(1)上市股份制银行的市场属性要强于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该类银行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情况有必要单独进行检验;(2)考察资本充足率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加入不良贷款率、贷款损失准备金和贷款余额等变量可以更加清晰的刻画货币政策对上市股份制银行对不同货币政策的反应;(3)资本监管是现代金融监管的核心支柱,上市股份制银行可能具有更强的资本监管套利动机,有必要进行验证。

三、研究设计及数据描述

(一)研究设计根据本研究的问题聚焦和数据情况,我们设计了两个层面的实证检验:第一,检验我国上市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根据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商业银行放松信贷审批条件、高估抵押资产价格,进而愿意承担更大的信用风险,其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对风险资产的风险低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应与货币政策呈现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银行资产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也应与货币政策呈现负相关关系。然而,宽松货币政策也可能对风险承担具有风险转移效应,另外,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可能具有自发的逆周期调节资本机制,使得资本充足率与货币政策可能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认为,上市股份制银行在资本充足率达到监管标准的前提下,负相关关系仍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检验我国上市股份制银行是否存在资本监管套利行为。根据资本监管套利的定义,商业银行往往通过诸如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方法和“摘樱桃”等信贷行为,在不降低总体风险的前提下有针对性的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做法。基于本文研究的上市股份制银行样本,资本监管套利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操作价值,在判断样本银行是否存在监管套利时,也就不能简单认为资本充足率越高就一定存在资本监管套利行为,也可能是上市股份制银行更加注重资本管理的结果体现。

核心一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供给、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股东权益包括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等,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股东权益/总资产比率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分母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分母经过资产风险级别认定和加权计算,而总资产并不区分风险等级。本文参考了翟光宇和陈剑(2011)的测算方法,验证上市股份制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股东权益/总资产比率之间的偏差程度,如果某银行股东权益/总资产比率偏低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较高则存在资本监管套利的可能性较大。本文采取的检验方法主要通过绘制散点图、观察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股东权益/总资产比率分布象限的情况进行判断。

(二)数据描述本文选择平安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等7家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样本区间为2007-2013年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上述上市商业银行历年年报,数据处理采用EVIEWS7.2对计量模型进行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估计。各变量的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如下。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我国上市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分别估算了混合效应(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程,混合效应仅作为参考,而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该如何选择呢?除了拟合优度差别外,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2)表明应该选择随机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方程估计结果显示,方程的总体拟合程度基本较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大部分变量拟合系数显著,与实际经济含义相符合。具体来看:第一,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与资本充足率负相关,表明宽松货币政策会引起上市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应有值。

这说明我国上市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确实会对货币政策做出反应,宽松货币政策鼓励该类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由此推断,我国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可能存在明显的亲周期行为,而建立逆周期资本管理机制平抑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

第二,贷款损失准备金/总资产比率与资本充足率负相关关系不显著。这表明我国股份制上市银行并没有进行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目的、以贷款损失准备为途径的资本管理运作。在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商业银行承担了更多信贷风险并低估风险,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上仍有所不足,没有形成对资本管理的良好补充。

第三,不良贷款率、贷款余额/总资产比率与资本充足率负相关,表明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提高会降低资本充足率,贷款余额增加会降低资本充足率,这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和实际经济含义相符。需要关注的是,贷款行为为事前行为,不良贷款为事后行为,这进一步证实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以应对宽松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机制的复杂性。

(二)我国上市股份制银行是否存在资本监管套利行为的统计检验结果判断某银行是否存在监管套利的关键在于确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股东权益/总资产比率的分界值。参考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巴塞尔协议Ⅱ、Ⅲ和已有研究,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分界值确定为8%,将股东权益/总资产比率的分界准值确定为6%。本文分别绘制了7家银行和总体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纵轴)和股东权益/总资产比率(横轴)散点图,两轴交汇于分界值(见图3-10)。

可知,分布在第二象限的点数越多,存在资本监管套利的概率越大;分布在第一象限的点数越多,存在资本监管套利的概率越小。从单个样本来看,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存在资本监管套利的可能性较大,尤其是兴业银行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存在资本监管套利的可能性较小。从整体样本来看,超过三分之一的点数落在第二象限,说明7家上市股份制银行可能存在资本监管套利行为,而分布在第一象限的点数较少也进一步说明7家上市股份制银行不存在资本监管套利行为的概率较小。

五、结论及启示

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问题和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问题是近年来各国学者和业界人士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本文验证了宽松货币政策是否会鼓励银行承担更多风险、是否会降低银行资本充足率以及银行是否存在资本监管套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通过对我国7家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3年资本充足率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不良贷款率、贷款损失准备金/总资产、贷款余额/总资产等指标的随机效应估计表明,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与资本充足率负相关,宽松货币政策会引起上市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应有值,风险承担意愿明显增强。

第二,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与资本充足率负相关关系仅在8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负向关系占据更大比重,但正向关系也有所显现。本文认为在我国银行业具有较强垄断性特征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资产负债管理能力较强的上市股份制银行扩大信贷市场份额、提高自身经营能力、打破国有及国有控股行业的垄断,上市股份制银行的有效资产负债管理可以增强其逆周期资本管理的能力。

第三,我国上市股份制银行存在资本监管套利的可能性较大。7家上市股份制银行存在监管套利行为的概率较大,这意味着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虽然普遍达到监管要求,但是可能存在资本充足率的人为高估和贷款损失风险的人为低估,不符合宏观审慎管理对预防系统性风险的要求。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重要启示:第一,我国货币政策框架需要加入金融稳定目标,促进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有效协调极为必要。

第二,我国银行业在宽松货币政策下风险承担意愿较强,上市股份制银行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具有较强的弹性,风险转移效应和逆周期资本调节可能率先在股份制银行得到实施。第三,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指标虽然均已达标,但可能并不十分真实和有效,如何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可靠性是监管面临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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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西征,刘志远.货币政策调整如何影响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分配———来自微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J].财贸经济,2011(8):59-67.

货币政策影响毕业论文篇二

《 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率的影响 》

摘要:

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而发生变化,但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同时,国家会采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因此,不良贷款率同时受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的双重影响。本文利用结合Johanse协整检验和VECM模型,得出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GDP增长率、M2增长率之间存在短期影响关系以及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即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的越快,不良贷款率越低,但是在长期内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增长呈正向相关关系;在短期内,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会使的不良贷款率增加,但是随着滞后时期的延长作用效果越来越弱。

关键词:

宏观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不良贷款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各国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而商业银行作为强周期性行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比较大,在经济收缩和扩张阶段,对未来经济走势的不同判断,导致其愿意承担的风险和信贷标准不一致,信贷规模也随之变化,进而信贷风险水平呈现周期性变化。美国的次债危机,显示了不良贷款率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信贷快速扩张会引起未来不良贷款大量积聚的风险,当经济形势变化时,收紧银根,大量不良贷款暴露。因此,研究经济周期波动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与不良贷款率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的选取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反映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重要指标,根据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1-2]表明,GDP增长率、M2增长率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考虑对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率高,说明金融机构收回贷款的风险大;不良贷款率低,说明金融机构收回贷款的风险小。GDP,由于中国的经济周期,更多表现为GDP增速的加快和放缓,增速加快则经济处于上行,增速放缓则经济处于下行。M2,反映货币供应量的总要指标,流动性偏弱,但反映的是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和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状况,能够体现现实的购买力和潜在的购买力。在货币政策工具中,M2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最大,而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较小。由于我国的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而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型工具较为猛烈,所以我国常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3]。

(二)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和东方财富网站提供的数据,搜集到2006~2015年的季度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NLPt代表不良贷款率,采用原始数据;GDPt代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2006年第1季度作为基期;M2t代表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以2006年第1季度作为基期。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通过软件,分别对3个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NLPt、GDPt、M2t一阶差分后平稳,均为I(1)过程。

(二)协整检验1.协整阶数确定在无约束水平的VAR模型基础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比较LR值、AIC值、SC值等,选择滞后阶数为8。2.协整方程的建立通过Johanse特征根迹检验,假设含有截距项,确定协整关系的个数。由表2可以看出,检验结果是3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3个协整关系。本文选择的是第1个协整关系,其对应的协整方程。其中,协整方程的估计参数都通过了统计检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国内生产总值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国内生产总值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关系。

(三)VECM模型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3个变量间的长期协整关系。为了研究短期的均衡关系,建立VECM模型。由于选择的原时间序列的最大滞后期为8,因此一阶差分序列的最大滞后期就应该选择为7,得到计量检验的估计结果。这里只给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系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的R2=0.9224,对模型进行LM检验,检验结果显示,LM1=3.071937,p=0.9614,故不存在自相关性。总之,模型不存在设定偏差,且有较高的稳定性。从协整模型可看出在长期内,经济增长会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增加。由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显示,ΔNLPt的误差修正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变量间短期偏离长期均衡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力度大,调整方向符合调整机制,可以保证并自动调节3个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在短期内,GDP的增加会使得不良贷款率先减少再增加,但是随着滞后期的延长,GDP的增加带来的效应是负的,这与长期的负向关系相吻合。同时,在短期内,M2的增加会使得不良贷款率增加,而且随着滞后期的延长ΔM2的系数在减小,即正向影响逐渐消弱。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经济增长对不良贷款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不良贷款率[4]会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而波动,随着经济增长,企业盈利能力提高,有足够多资金偿还贷款,信贷风险降低,因此在短期内,宏观经济状况与不良贷款率成负相关。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过热,国家会进行宏观调控来熨平经济波动,央行会收紧流动性,不良率在短期又会上升。

但是,从长期来看,宏观经济状况与不良贷款率成负相关,随着经济增长,不良贷款率是下降的,这就意味着当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整体会变好,商业银行贷出的钱会很好地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用于企业投资,从而提高国民收入,形成良性的循环。货币政策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具体可分析如下: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增加,使得商业银行会扩大贷款规模。但是企业在经营环境趋紧和盈利能力下降的同时,融资需求会下降,还贷能力和还贷意愿会受到一定的冲击,这就造成部分银行的信贷质量下降,不良贷款率相应上升。

但是,这种正向效应是会随着滞后期的延长而不断消弱的[5]。因为,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会通过利率机制影响经济,货币供应量增加引起利率下降,从而刺激投资的增加,最终使得国民收入增加。因此,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会消弱其对不良贷款率的正向效应。

(二)政策建议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与相关结论,为了加强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以及针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应当提高对商业银行的管理,促进其信贷风险管理能力。银行对贷款投放行业的发展前景、盈利空间、竞争环境等要有足够的认识,能够战略化选定业务发展的方向,以防止由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6]。此外,加强货币政策的实施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当经济过热时,采用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以熨平经济波动,减小企业的还款压力,降低不良贷款率。当经济低迷时,采用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提高信贷质量,但是这需要经历一段滞后期。就当前的国家形势来说,虽然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短期内其产生的效应是提高了不良贷款率。因此,在短期内应该通过利率传导机制,鼓励投资,提高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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