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基础知识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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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知识学术论文篇一
解读公共知识分子角色
[摘要]公共知识分子是个从国外引进过来的概念，本文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即具有超越学科所限的广泛学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具有面向大众的能力;并且认为，这种概括与米尔斯所著《社会学想象力》中关于社会科学家理想形象的阐述是吻合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未必都是套共知识分子，但社会科学家不应放弃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与关怀。
[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科层制与专家;社会科学家;理想形象
有人说，“《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对象太锁定在‘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学家，这是个问题”这句话恰好揭示出了本书定位的一个特殊偏好。的确，无论是前半部分对当时社会学基本操作方式的批判，还是后半部分对社会科学研究前景的展望，全书贯穿始终的是米尔斯对社会科学家使命的追寻――运用社会学想象力这种理智工具，打破后现代知识垄断于科层制与专家的情况，教化科层制顶峰的领袖与弱智化的普通大众，使真正的自由和理性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可以说，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是米尔斯寻找到的“在当代对抗当代”的“历史主体”，“公共知识分子”是米尔斯为社会科学家找到的理想定位。本文首先试图界定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紧接着具体讨论米尔斯的观点是在哪几个方面契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含义，尔后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科学家使命的应然性和可能性。
一、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充满困难的范畴，尽管这个词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评选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该杂志给出了“谁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答案：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这样一个答案为公共知识分子戴上了“圣贤”的光环，尽管现实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无法在人格和学识两方面达到如此高的境界;这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可操作的定义，但这个排比句式的陈述代表了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期望。
学者朱苏力则在一篇专门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论文中，给出了一个价值中性的经验的界定：公共知识分子是“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他强调，一个人是否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不隐含对这个人人格或学术成就高低的评价，并不考虑他行为的动机和是否希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意愿，而仅仅考虑行为者是否经常发表评论和分析，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是否超出了其专业领域，是否在将专业知识大众化，以及是否在公共媒体(主要是大众媒体，也包括一些“白领”读物或非严格专业学术性的杂志)上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朱苏力在文中列举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却与《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出的50人大部分重合，可见无论是价值褒义的应然性概念还是中性的经验界定，都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含义有较为一致的认知。
二、米尔斯笔下的社会科学家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对社会科学家的理想形象的阐述散见于各个章节。但是进行归纳却可以发现，他所期许的社会科学家的形象其实正好吻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几个特征。 社会科学家应成为摆脱科层制的独立研究者。在本书的第十章，米尔斯明确指出了社会科学家作为理性人所自我期许的三种政治角色：第一种是“哲学王”，渴望赋予掌握知识的人更大的权力;第二种是成为国王的幕僚，个体社会科学家最通行的角色就是成为功能合理性的科层制的一部分;第三种是社会科学家在做自己的研究、选择自己的问题时保持独立性，不过其研究要面向国王和“公众”。第三种角色是米尔斯所极力倡导的，因为“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才可以称为社会科学的自控社团中的理性成员”，他们才可以运用社会科学想象力这种公共的智力工具。社会科学家在面对其他社会群体时，应当如何确定自身的定位呢?米尔斯告诉我们，社会科学家通常生活于阶级、地位和权力皆为中等的环境之中。他很难超然于社会之外，然而社会科学家不仅是一名“普通人”，正是他的学术职责要使他超越自己生活其中的环境。这种“超越自己生活其中环境”正是社会科学家独立性的体现。尽管米尔斯敏锐地发现社会科学家已经越来越远离权力的中心，但他显然并不希望社会科学家与政治有密切地联系。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他着力批判了科层制气质的渗透，也是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研究依赖于科层组织，他会丧失个人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可以理解为批判能力，更进一步说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本分。
社会科学家应成为跨学科知识的拥有者。承接上文，米尔斯接着指出，“按照工作性质，我们对于社会结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其运动的历史机制有所理解。但很明显，我们还无法掌握目前可以借之影响历史机制的主要权力手段。”尽管社会科学家“无权”，但社会科学家所拥有的知识使他们超越了“普通人”。可见，米尔斯笔下的社会科学家是社会的“文化精英”。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家所拥有的知识应该是跨学科的，因为“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社会科学家不必为了熟悉某一学科的材料和视角，以便运用它们解决他所研究的问题，而去‘掌握这一学科’。专业化应当以这种重要的问题，而非恪守学科界限的方式进行。”那么，我们如何能拥有“百科全书式般的头脑”，掌握各个领域的广泛知识呢?对此米尔斯的回答似乎并不确切，但他乐观地认为，社会科学家绝对有可能拥有这种自由穿梭于各个学科间的能力，“只要把握住专业的本质，也一样能逐渐领会这一制度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从而领会到与其他制度范畴的联系。”
社会科学家应成为教化大众自由和理性的公共教育者。社会科学家作为教授向学生授课，偶尔也通过讲演、写作，向更广泛的公众和具有更重要地位的人进行宣传。“如果他关注文科教育，也就是说有很大自由的教育，那么他的公共角色有两个目标：他应当为个人所做的，就是将个人困扰和思虑转换为可直接诉诸理性的社会论题和问题：他的目的是帮助个体成为自我教育的人，这只有当他获得理性和自由时才能实现。他应当为社会所做的，就是反抗一切摧毁真实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或者从积极的目的看，他的目标就是帮助培养自我修养的公众，并提升他们的修养。”我们可以看出，米尔斯赞成的是大学教育是人文教育的传统，他认为“大学文科教育的最终产品不外乎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男士女士;简而言之，即自由和理性的个体。”而在社会科学家教育公众的职责背后，最终包含的是米尔斯对“民主”社会的政治理想，他与许多人热切赞扬的“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有着本质区别。米尔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无论社会科学家的政治角色是什么，如何履行，效果如何，都是同民主的普及程度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选择了上述第三种角色，即独立自主的角色，则意味着我们努力在一个非全体民主的社会中以民主的方式行事，通过这种做法，“努力使社会更加民主”。即使民主的政党、运动和公众缺失，也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作为教育者可以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仍应努力将教育制度形成一个框架，使公众在其中得以解放，起码是开始解放，并在其中鼓励与维持讨论’他们仍应以非学院的角色教化这种公众。
三、社会科学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和应然性
尽管米尔斯热切地希望社会科学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社会科学家是否应该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其实远未在社会科学界达成一致。仅以社会学的传统为例，米尔斯将欧洲古典社会学解释为一个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向公众宣讲民主与自由价值观的话语载体，力图将社会学建设成为一个欧洲式的富于历史与现实使命的“公共社会学”，显然是希望涌现出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想象性的建构，都在反思自己该如何履行这个称谓的角色行为。换言之，何为知识分子的提问，决非抽象概念的厘定，更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关乎当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行为问题。米尔斯建构出的社会科学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在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成为一声与众不同的呐喊。尽管他的观点未必毫无争议，但无论任何时代，我们都应该在所谓大的洪流裹挟中保持一份清醒，坚守理想与信念。在我看来，这可能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留给当今时代、尤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最宝贵的精神遗产。社会科学工作者未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在某个领域某些方面深造并作出突出贡献，但社会科学家不应放弃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