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小说：我的苦难我的大学

(一)

【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一直以为，"萍"是个十分美丽的名字，又好写又好看，还好听。可是，当我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我的命运，就是萍的命运。一生漂泊着的萍的命运。从江苏到安徽，从安徽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逆流而上，逆风而行。而萍草，一般来说只能顺流而下，随波逐流的。而我却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我逆流而上的性格，才使自己到达了人生的"上游"。而我到达的每个地方都濒临长江，这不得不让我相信，我命中注定离不开水，离不开漂泊。

这让我想起刘德华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梦》，其中有几句歌词特别打动我--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欢乐都不能由我……

这首歌有点感伤，却十分符合我的心境。只是刘德华与他追逐的梦最终"擦肩而过"了，而我，却紧抓梦的手，直至将它变为现实。

如今，我漂泊到了武汉，这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会是我最后的栖息地吗?我是否还会继续漂泊?一切都是未知数。

而我最大的优点是，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立即生根发芽。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面临的挑战比我的想象要严峻得多。《知音》编辑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数。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工作经验，我都一片空白。我以前只是写作，不会编辑，也没有作者，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试用期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里，突破自己。

刚来时，单位一时没有合适的宿舍安排给我，于是，单位斜对面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临时宿舍。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小吃摊上解决的。武汉的饮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响，有点偏咸和辣。一开始，我怎么也吃不习惯，要知道，在上海，是连咸菜也要放糖的。但我也许天性是个随遇而安的命，很快便习惯了吃又干又硬的武汉著名小吃热干面，1.2元一碗，一个月下来，体重明显增加。吓得再也不敢每天吃了。

我每天早晨七点钟便起床，洗漱完毕，到楼下吃早点。然后走上两分钟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厦。单位规定8点钟上班，以签到为准。中午11：40下班，下午2：30上班。考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知音》杂志社严格的管理体系在期刊界有口皆碑。经常会有一些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取经。

在三楼正对楼梯的大办公室里，已经安排了我的办公桌。位置十分理想，对面就是高高的梧桐树。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以对面的一幢大楼为标准，目测梧桐每年又长高了多少。我刚进《知音》上班的时候，从我的座位处，刚好可以看到梧桐树的树梢与对面招待所的房顶平齐。过了一年，它们就超过了招待所的房顶。我看着它们快速而欣喜地成长着，它们也看着我辛勤地工作着。

那时单位还没配电脑，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后，都必须抄写一遍，如果主任修改过了，还必须再抄写一遍，这样才能方便主编阅读。有些编辑自己抄不过来，就花钱请一些大学生、退休老师抄写。两块钱一千字。那些年，《知音》编辑们不知为多少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们提供了轻而易举挣钱的好机会。

第一个月，我一篇稿子都没有。编辑部主任关前(现为《知音·海外版》执行副总编)指点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订本猛读一遍，充分了解《知音》的栏目、风格、要求，以及了解哪些稿件我们已经发表过，以免犯重复编辑同一稿件的低级错误。

于是，我找陈清贫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订本，一篇篇认真啃读。其实，我在上海时，基本上每期必买《知音》，都是读过了的。但现在的读跟以往的读不一样了，以往读是新奇，现在读是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做笔记。同时，我买来大量的哲学论著、文学名著慢慢地"消化"。这些，会有助于我将文章编辑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个月，我基本上是在阅读和帮别的编辑抄写稿件中度过的。帮别人抄写稿件有个好处，就是学习别人怎么修改文章，包括引言、小标题和编后的制作等等。这是最简单的"偷师学艺"了。

(二)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万事开头难，开头真难。

第二个月，编辑部主任关前带我出了趟差，到我熟悉的上海与南京走了一趟。关老师给我介绍了不少他的作者给我认识，我见了不少人，逢人就谦恭地喊老师，就谈选题。也有两个作者答应给我稿子的。可惜，一趟差回来，我依然没拿到一篇稿子。后来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放心把稿子交给我这个新编辑的，怕我糟蹋、浪费了他们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给上海一位在《知音》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某老师，向他约稿。某老师先不谈稿子的事情，却婉转地问我："小赵啊，听说你学历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编辑不容易吧?"我马上谦虚地说："这都是《知音》给我的机会。"某老师话锋一转，"你以前从来没做过编辑的工作，你会编辑稿子吗?会做引文吗?会做小标题吗?"

这时，我依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这种问题，我虽然听得不多，但有如此疑问的人一定不少。我说："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么都会的，只要肯学，就没什么学不会的啊!"

这个时候，我明显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轻笑，那笑与一般的笑不一样，是带着鼻音的、短促的一声"哼"，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不屑和轻蔑的笑。"知音这样下去，能办得好吗?"某老师像是自言自语说出了这句话。如果真是他自言自语就好了，偏偏让我听到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我抑着气说："某老师，你忙吧，不打扰了。"我正准备放下电话，某老师的话又传了过来："小赵啊，我跟你们那里的几个编辑都很熟，他们老缠着我要稿子，你嘛，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说"谢谢，不用了"，迅速挂掉了电话，我怕自己没出息的眼泪会掉下来了。

难怪我刚来时，关老师就对我说：好多人都看着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

5月中旬，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播出了以我为主的打工妹专题片。一时间，我的电话信件不断。人们都很好奇，无一例外地询问，我是如何从一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的打工妹成为一名记者、编辑的。这些来信来电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现在不仅是少数的几个人在看着我了，而是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了。如果我几个月后因工作无法展开，而被《知音》辞退的话，我颜面何在?后路何在?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第三个月，我单独出差去了北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两眼一抹黑。北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太大了，大得感觉自己像个蚂蚁，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个角落里爬来爬去，还很难办成什么事情。

我是奔着北京几位和我同时参加过香港和泰国的笔会的作者们去的。我们在海外又是亲密合影，又是谈笑风生，还约定我以后有机会去了北京，他们请我吃饭什么的。但是，我到北京之后，打了那么多电话，有些人不是说忙，就是说手头没有稿子，不好意思……只有严欣久老师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北京的写手。至今还记得，那位可以做我妈妈的严老师，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个个作者的电话，联系地址等等，还亲自帮我一个个打电话跟作者先通了气。虽然严欣久老师也没给我写过稿子，但她的热情帮助我至今难忘。有些人，虽然只有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许会让你铭记一辈子。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为没有经验，尽管我频频出差，依然没有收获。有时组回一堆稿子，到报选题的时候，才发现都是不痛不痒的，跟其他同事的题材比起来，简直是一堆垃圾。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我焦头烂额!

第四个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故乡啊!我希望在那里会有所收获。果然，故乡没有使我失望。回去后，我找到了芜湖市文联的王永祥老师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张国军法官，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了芜湖政法委的王昌银老师。王昌银老师刚好新近写了一个案子，题材不错，凭直觉，我就觉得是必发稿。果然，就是这篇我家乡发生的案子，打开了我的编辑生涯的第一炮。

对编辑来说，组稿好比买菜，菜买回来后，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编辑出一篇好文章，不仅标题要凝练，引题要出采，编后要深刻，更重要的是如何提炼出新颖不俗的主题。这对我来说，都是需要下大功夫去学习的。好在，《知音》的领导们都很敬业而随和。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关前没少关照我，每月编稿期间，他都十分耐心地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做小标题，如何写编后，如何把一篇题材新颖但写得很平庸的稿子编出新意来。

同样是农村出身的雷总编也对我厚爱有加。每当稿子到了三审时，他发现某个稿子编辑没到位，他都会把编辑轮流叫进他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为编辑讲解分析这篇稿子的重点在哪里，该如何提炼主题。有好几次，我对一篇稿子失去信心的时候，雷总会这样鼓励我："小赵，你能到今天十分不容易，我们都相信你会做个好编辑的，我们当初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也正是看中你身上那种能吃苦的精神和你的聪明才智。只要你能下苦功，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谆谆教诲如同春风拂面，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三)

【我可以想象，就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季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才三个多月。刚从安徽出差回来，如果我迟回来两天，那么就有可能被水堵在半路，回不了武汉了。那时，连《人民日报》都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忧。

这时，为配合全国的抗洪救灾，杂志社决定加印抗洪特刊，紧急派遣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陈清贫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也决定不放过这一次采访的机会，急匆匆跑到雷总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却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女编辑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坚决要求去。在雷总面前，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固执。最后，大概是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和胡总他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经溃口的簰洲湾。

当时，我是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一起去的簰洲湾，时值8月，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我到簰洲湾的当夜就病倒了，该死的偏头痛又犯了，头痛欲裂，喉咙不知为何也溃烂了，无法吞饭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镜子照了照喉咙，发现喉咙里白白的，以为是白喉，吓坏了。当地的妇联干部四处为我找药，但也无济于事。妇联干部担心我的安危，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着消炎药，每天硬挺着到处跑。

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解放军某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我请求他们将我带进水里，配合我的采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答应了。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战士们满脸肃穆，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高高的意大利杨树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我不由为这几只可怜的鸡们哀痛起来，其实，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几只鸡呢!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我听到冲锋艇上的战士们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哽咽。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