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官传序的赏析

2016-11-08

《伶官传序》是一篇值得我们学习的文言古文,不过,不同的人看来这篇文章后却有不同的见解,下面请欣赏网络编辑为你带来的《伶官传序》赏析,希望你能够喜欢!

《伶官传序》的原文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伶官传序》的翻译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宗庙。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wWw.SLkJ.ORg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

《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伶官传序》赏析一

这是一篇著名的史论。作者认为,国家的盛衰,事业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人事,取决于执政者的思想行为。并扼要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具体论断,精辟透彻,发人深省。

本文阐明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五代后唐庄宗先盛后衰,先成后败的历史事实,例据典型而有说服力。在写法上,则欲抑而先扬,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壮”,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通过盛与衰,兴与亡,得与失,成与败的强烈对比,突出庄宗历史悲剧的根由所在,使“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与人”的结论,显得更加令人信服。文章笔力雄健而有气势,表达情见乎辞,篇幅虽然短小,却是一篇搏兔而用全力之作。

《伶官传序》赏析二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论点:盛衰决定于人事。聚焦庄宗作评论对象,紧扣“盛衰”二字,用晋王三矢故事,分别回顾“得天下”与“失之”两方面的具体史实来论证论点。“盛衰得失”四字,是全文的纲目。

本文就后唐庄宗时所出现的伶官之祸这一史实,对后唐的盛衰过程作了具体分析。文章提出了封建王朝的盛衰决定于人事的论点,这在当时对天命论的迷信思想是有力的冲击,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些结论,成为后人传诵的名句,至今仍有其教育意义。但是,作者的认识也有其局限性,他所讲的“人事”,从文章的具体内容看,仅仅是指封建统治者个人的品德和作为,这就并没有揭示出封建王朝更替的社会根源。

本文叙议结合,写得抑扬顿挫,辞气纵横,被前人誉为“《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开头开门见山地提出“盛衰之理”“岂非人事”的论点,全文便紧紧围绕“盛衰”二字展开叙事和议论。首先叙述庄宗秉承父亲遗命,兢兢业业,克敌制胜的事迹,证明后唐的兴盛全由于人事。然后叙述庄宗由胜利到灭亡的急遽变化,用高度概括的笔法隐括庄宗在灭梁以后纵情声色、迷恋伶人一段史实,揭示了后唐的衰亡也由于人事。最后转入评论,在再次申明成败“皆自于人”,回应开头提出的论点之后,进一步指出后唐的急遽衰亡是由于庄宗的“逸豫亡身”和“困于所溺”,给人们提供历史的鉴戒。文章在叙述和评论后唐兴亡的史实时,反复动用盛衰对比和先扬后抑的手法,把道理论述得酣畅淋漓。评论时又议论结合抒情,寄寓着自己的深沉感慨,使文章的论理富于感人的力量。

《伶官传序》赏析三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一直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官僚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还让他们享有免役、免税等特权。随着土地和财富的高度集中,北宋的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对劳动人民的榨取便更加残酷。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北宋王朝不但不力求振作,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和统一全国而斗争,反而忍受耻辱,长期向辽王朝输款纳币,以求维持苟安的局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欧阳修通过活生生的李存勖兴亡史,来呼吁“忧劳兴国”,警告“逸豫亡身”,便不能不说是对症下药的。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北宋王朝亡于女真族,南宋王朝又亡于蒙古族,原因之一都在于宋王朝的统治者只求苟安享乐,毫无进取之心。欧阳修早在北宋前期便能把这一点作为严重的问题提出,也说明他是有一定的眼光的。“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历史教训,在今天也可供人们借鉴。

…………

下面再谈谈这篇文章的写作艺术,准备谈三点。

第一,选材与剪裁。本文属于史论性质,而用的主要是归纳论证方法。运用这种论证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具体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晋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对此是下过一番选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历史家撰写历史都会面临两项要求,即记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发生矛盾。为了全面最好能“有闻必录”,但所闻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无征不信”的原则。“晋王三矢”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影响的。所以宋初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对此作了记录,以弥补薛居正等人所编的《旧五代史》的缺陷。现在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这条材料,恐怕难免被人讥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却又无法证明它确实可信。因此他采用了一种巧妙的处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庄宗本纪》中不用这条材料,表现了应有的谨严态度;同时却把这条材料写进《伶官传》的“序”中,并且加上“世言”二字,这就恰当地表明了这个材料的社会影响及其可信程度。这一处理不但解决了求全与求信的矛盾,而且对《伶官传序》来说还是一种积极的选材。因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庄宗本纪》写过的事来发议论,未免重复无味;而“晋王三矢”故事既是《庄宗本纪》所未记的,用在这里便显得新鲜,而且很有助于论证本篇的中心论点。这正是一石二鸟恰到好处。同时作者又通过恰当剪裁来突出这个事例。全文想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写得比较详细的只是这个“晋王三矢”的故事,加上兴亡两种不同结果,此外并没有写李存勖如何“忧劳”,又如何“逸豫”。然而读者对他从“忧劳”发展到“逸豫”却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举重以明轻”,表现了相当高的写作艺术。

第 二,叙事议论的波澜。《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篇幅不长,但由于叙事议论配合恰当,行文中又注意了轻重缓急节奏的变化,所以整个文章显得波澜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晋王三矢”故事叙述相当充分,笔势则比较平缓;等到摆完这个生动事例之后,便立即用繁弦促节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这两个长句,一扬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驾机起飞,直指长空;后者又似高山坠石,一落千丈,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个很有声势的大波。再则两个长句分别用“可谓壮哉”“何其衰也”两个分句感叹作结,也是又唱又叹,遥遥相对,使人感到笔墨酣畅,痛快淋漓。大波过去以后,下文还有小波与之呼应配合,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为天下笑”各句。这样便显得笔有余力,文不单薄。本文的中心论点在于宣扬“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对李存勖的扬和抑的对比度越大,便越能证明作者所要宣扬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现的波澜正是为表现中心论点服务的。

第三,语言的锤炼。锤炼语言不是为了卖弄词藻,而是为了准确而充分地表现主题。《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为了突出“忧劳”和“逸豫”的对比,很注意使用对称的词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难”和“易”、“成”和“败”、“兴”和“亡”等等,这些对称的词,散见于全篇。再从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骈散结合的特点。欧阳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则上是反对骈文的;但他没有陷入形而上学,而是很善于运骈入散、以散破骈,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现力。本文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凡是叙事议论吃紧之处,作者都着意锤炼了四六成文的对偶句,例如:“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这些句子都是经过锤炼的,很有助于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另外本文还比较多用转折句、疑问句和感叹句。前人说欧阳修的说理文“一唱三叹”,富有感情色彩,看来这和用语上的“三多”也不无关系。因为转折句使语气委婉,疑问句给读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这两种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于感叹句更是直接地表露着感情。当然本文之富于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于作者对北宋封建统治者满怀忠厚恻怛之情,这是应加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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