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经济学的定义
市场经济对强者跪拜，向弱者下刀，社会保障是保护弱者，让失去战斗力的弱者休养生息，让恢复自信的弱者继续战争。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成功经济学的定义，欢迎阅读!
成功经济学的定义：
演讲者简介：张五常，1935年出生于香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 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著作有：《佃农理论》《蜜蜂的神话》、《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等。以下是张五常演讲的成功经济学的定义：
女士们、先生们：
我想花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总结一下我40年来所学到的经济学的精髓。
现在经济学似乎已非常技术化、非常复杂化，但是事实上我们所归纳出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却是非常简洁的、非常简单的。我总是试图用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世界，而尽量避免复杂的技术。
经济学中有两个基本原理，对这两个原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能反映一个经济学者的水平。其一，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其二，是在一般情况下需求曲线斜率为负。也许有人认为规模效益递减也是一个原理，但是，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当你牵涉到实际问题时谈到产品需求或要索需求已经足够。换句话说，在实际运用中没有必要把后两个原理分开，它们讲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两个最基本的原理：1.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2.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在我看来，整个经济学讲的就是这两个原则。现实世界当然非常复杂，但是这两个原则已足够解释世界。我在多年的研究中发现只有这两个原则可以解释我们碰到的所有经济现象。我跟其他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我只用这两个原则来说明问题：
其实，这两个原理都是武断的假设。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你的经济学研究不能违背这两个原理。世界上任何经济规律都离不开这两个原理，如果有任何经济规律违背了这两个原理，那么，整个经济学就自相矛盾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两个原理是对人类行为的武断假定。我之所以说这两个原则是武断的，意思是说你不能跟我在这两个原理上有任何不同意见。我觉得经济学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能只用这两个原理来解释世界。刚才我已指出你不能对这两个原理有任何疑问。因为，它们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它们是对的，而且，经济学家永远不会有任何其它原理。我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永远不会有任何其它原理跟这两原理矛盾。同时我也认为，任何经济学家如果用其它的原理而不是这两个原理来解释经济现象，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谦虚一点说，有99%的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阿尔钦、科斯和我都遵守这两个原则。
那么，下面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原理到底有多大的用处。要想检验在解释经济现象时这两个原理的有用性，唯一需要做的便是去思考这两个原理意味着什么，以及从这两个原理推测出来的假定是否正确。简单他讲，现在真正可以测试的假定有A和B 两种。假设如果A发生，则B发生;反之，若B没有发生则A肯定没发生。如果在实际测定中，B没发生而A发生了，则原假定就被推翻了。其实，所有科学都要遵循这一规则。
因此在我们检验假设时，就需要看当B没发生时，A发生与否。当然，A与B的可观察性是根本前提。有些假定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如果它们是不可以观察到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其进行测定，因此，我认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重要的是确定那些经济变量是可观察的。比如，需求规律表明当价格上升时，需求量下降。其中，价格是可观测的，但需求的数量上升是不可观测的。所以，需求规律本身是不可观察的，它只是经济学家想像出来的，其实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由于消费者的意愿没法测定，从而导致整个需求规律没法检验。所以，一个真正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就会设法把A、B转换成可观测的变量。如果你看一下经济理论的汪洋大海，其中很多规律并不存在，它们都是经济学家想像出来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很多人在创造大量名词的同时却不知道其确切含义。例如，有人认为“短缺”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短缺到底是十么?如何测量?他们并不知道。短缺等于需求超过供给的那部分，正如我们已指出的，供给和需求反映的都是意愿。没法观测。所以，从本质意义上，短缺没法测量。
在经济学家队伍中，有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满嘴都是自己想像的变量。我跟别人不同之处在于我只用最简单的、最本质的原理解释经济现象而能直指本质。
在我讲产权经济学以前，我重新强调一下，人的行为的基本原则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当然最大化的是自己的效用或福利等。显然测量效用和福利也是机会成本。因此经济分析究其根本可以归结为三点：
1.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某种利益，而所谓最大化某种利益，指的是至少有某种东西，对于你而言，有比没有要好，即经济物品(经济物品的意思是说多比少好);
2.需求曲线斜率为负;
3.机会成本。
下面我们先看一个最简单的经济体系——罗宾逊经济。在这一体系中，他也要最大化某种东西，他有自己的需求曲线。由于只有一个人，所以不存在市场，也就没有市场价格。但是，如果他想得到某种东西，就必须以牺牲另一种东西为代价，这种牺牲可看作是他的成本价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指的也是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上述三个基本原理。
对于一个人的经济体系，我们只要花费两个小时就能说清其中一切问题。经济学的真正困难在于再加一个人后的情况。两人经济体系我们研究了30多年还没有说清楚，这是因为当两个人都想最大化某种物品时，竞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永远不要说世界上没有竞争，竞争无时不在，只在形式不同。如果你说这是个垄断市场，没有竞争，那就错了，因为每个人都在竞争垄断的权力，所以竞争无处不在。当然，如果岛上再加一个女人(假设把她也看作一种经济物品)，竞争就会马上更加激烈。有些经济学家区分完全竞争和非完全竞争，其实，这是很陈旧的观念了。竞争就是竞争，只是形式不同。
提到竞争，自然会有输赢，也就是说一定要决定谁输谁赢。比如，打网球是个竞争，最后一定要决出胜负。而要决定输赢，必须要有规则来评定，也就是游戏规则。如果改变游戏规则，很多变化就会出现。比如，中国乒乓球队雄视世界，但如果我们改变了发球的规则，那么结果就会不一样。如果你改变游戏规则，结果就不一样。因此，有的人喜欢这一类游戏规则，另外的人喜欢另外一类游戏规则。例如考试时，有的人喜欢论述题，有的人喜欢多项选择题，有的人喜欢数字化的题目，有的人喜欢非数字化的题目，各不一样。所以如果改变规则，人的行为就会相应改变，结果就会不一样。归纳起来，竞争总是有三点。1.必须决定输赢;2.要有一个游戏规则;3.为什么用这一个游戏规则，而不用其它的游戏规则。
人们不同的行为，可以由不同的游戏规则本身解释。在香港，如果你想买一栋楼，无论是从李嘉诚那儿，还是从别的土地发展商那儿，只要你出价最高你就能得到。发展商也不会因为我是张教授就给我优惠一些。所以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出价高者得。但是在香港大学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分房是按分计。我是院长，有7分，有太太再加7分;若有一个孩子加7分，二个加14分，以此类推：在香港大学工作一年加2分，四年加8分。谁积累的分最高，谁就最先得到房子。因此，如果我想从土地发展商那儿买房，我就得付钱，为了得到钱，我或者好好工作，或者去抢银行。但在港大我想要快点得到房子，我就得多睡觉、多生孩子。由此可见，游戏规则不同，行为就不同。我说的不是笑话。在墨西哥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时，就是根据孩子多少进行徘序，这也是墨西哥人口剧增的原因。中国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有众多人口，就是因为当时实行的政策，在中国早期，人们甚至会杀掉女孩子以多得男孩，所以当你改变游戏规则，人的行为就会改变，收入的分配形式就会改变，资源的分配就会改变。随之，经济发展速度也会改变。
在经济社会中，基本的游戏规则即产权的规则。谈论产权，我们其实在谈论约束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如改变游戏规则，输赢条件就会不同。如果我是土地发展商，我不会在乎你是男是女或别的什么因素。我唯一关心的是你出多少钱。在这里，市场价格是唯一分配资源的方式。在现实世界中，还有其它分配资源的机制。我在港大的办公室比赵海英(港大一位女助教)的大，不是因为我比赵海英有钱，而是因为我的位置较高。如果我的办公室要自己去租，那么我就不会租;因为太贵了。
在大学系统下，因为我是院长，我就可分配到大办公室。但如果我的办公室不是大学的，而是私有的，情况就会不一样，谁出的价高谁就得到。你有没有办法想像，我作为院长却没有专门的停车位，而校长们以及会玩办公室政治的人却有：如果你是残疾人士你也有，当然我不是，所以我没有。但是，我可以非法泊车，如果大学给我一个警告，我会把警告信仍在垃圾袋，但赵不敢，而我每天都在做这类事。那些会玩办公室政治的人能得到专门泊车位，但他们只是这方面比我强。我之所以敢非法泊车，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一定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会到法庭上告他们说整个分配制度是不对的，如果我告他们，在香港就会是很大的新闻了。所以当大学的人看到我非法泊在那里，他们就会想，这是张教授的车，给他一封警告信就得了。所以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下，人的行为就不同。在泊车场私有的情况下，只要你付钱你就能得到泊车位，你甚至可以付足够钱不允许其他人泊车，或者甚至拆掉整栋楼。所以你可以发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很难讲。比较香港大学泊车分配系统以及私人泊车场很唯判断优劣。
在经济的世界里，你改变产权的规则，你就改变了整个系统。私有产权非常独特的一点是：只有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人们才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我没有说，私有产权比另外一种情况要好，我只是说如果你想利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你只能选择私有产权;我也不是说，你有了私有产权，就一定会有市场价格存在，我只是说要有市场价格，就必须有私有产权存在。这是因为市场机制有时有很高的运行成本，所以有时你有了私有产权，但是并不一定会有市场价格存在。这一点是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本质》以及我自己在1983年《企业的合约本质》中阐述的中心问题。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在私有产权下公司仍要存在，而且公司内部并不是用价格机制来运作的，但是，反之，任何东西在市场上交易，它必然是私有的。因此中国现在想要建立市场机制，而不想有私有产权，其本身是矛盾的。
当然还有其它资源分配的方式。但只有在价格进行分配的情况下，才没有租金的消散。如果我把金表放在桌上并说明，明天谁最早进来谁得到它，那么很多学生就会在外面排队，甚至晚上睡在走廊上，因此会浪费很多时间或遭受痛苦。于是，学生们就会衡量金表的价值和所付代价孰大孰些但是他们所费的时间及遭受的痛苦对我却没有任何好处。然而，如果我换一个规则说把我的表给武汉市漂亮的女孩，那么就会有很多女孩子费尽心思打扮自己;如果我说我会把表给孩子最多的人，那么人们就会把别家的孩子拉来充数。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这表不是我的，人们就会进行无谓的浪费来得到表。但如果这表是我的，我就会把表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且要求的价钱一定不少于金表价值。由此你会发现若产权不是私有的，为了行使产权，很多资源被浪费了。
在阿拉斯加淘金热时有一个规则——谁来得最早，谁就可以在那儿挖金，因此人们就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训练他们的狗，而这本身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浪费。你们也一定记得，在中国以前，很多事情需要开后门才能得到。比如，为了得到好的医疗，你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去开后门、走关系等。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事实。现在你着想买鱼出钱到市场上去买就行了，但在20年前，你还必须早起排队。当然，如果你是党员、干部，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在这种情况下，鱼的价值由于你的等待所费的时间和精力而消散了。即使你说你可通过政治关系得到鱼，但你得承认你的政治关系也是付出一定代价才得到的。所以除非你用价格机制分配资源，任何其它方式都会引起价值的消散。自由市场上，卖鱼的人只要你付足够的钱就会把鱼给你，而不会考虑其它因素，而为了得到所需的钱，你必须工作(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如果是市场决定鱼的价格，你为了买鱼所付出的钱能反映你对社会做出的真正贡献。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若等4个小时去买鱼，你所等的4个小时，对社会没有任何好处，或者你会玩政治关系也一样。所以我们说私有产权好并不是基于价值判断，而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租金的消散最少。这就是为什么改革20年以来，我们一旦以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经济发展速度马上就会加快。
但是，你也要意识到用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本身也有成本。任何一个经济系统都有其交易成本，我不想再花2个小时谈论什么情况下交易成本低。我并不是说私有产权是最好的系统。有时要形成这种系统成本很高;而且另外要指出的是，在任何系统下人们都会最优化这一系统内的租金消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60、70年代中国在农村实行公社制度。当时在那种情况下一定有饥荒，但我很奇怪，那时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我只好下结论：在当时情况下人们一定找到某种方式来减少租金消散。如果说当时农村情况处于类似我刚才描述的把表放在桌上时出现的情况，也许很多人不会活到现在。所以我认为所有证据表明，虽然在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租金消散很厉害，但是当时中国人找到了某种办法来减少浪费。
我的结论是：当时虽然没有私有产权，但是建立了一定的等级制度来减少浪费。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取消私有产权人们马上就会谈论各自排位高低。在港大分配办公室也是根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可能你不喜欢用这种方式。当然，只有在私有产权下，利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才能彻底消除租金消散。
张五常中山大学演讲：2016中国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
各位同学，我今天在这里作报告不是你们请我来的，是我毛遂自荐。在一个月以前，我的学生跟我说，想请一位北京的教授来谈经济，叫价太高，很头痛。我说我不需要钱，给大家讲讲。(鼓掌)没想到有这么多朋友来听，有的人说要我请吃饭，就无端端输了几万块。
你要谈到经济，一定要说中国经济的困难，同时要怎么处理，因为现在目前中国是困难。怎么处理呢?可以处理!但是我说的话，你们要听才行。十来年来，我说的话都没有人听，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不一定，不是说我们国家有影响，但是我写的文章、说的那些话，我依稀觉得好像有点效果。但是现在，最近十年八年，我的影响绝对是零。但是我有一个条件，那是很少有的，我说的话北京是不禁止的，很多人以为是禁止，自作聪明，请我去说话又不让我说这句话那句话。
二三十年前，政府派助手来帮助我，我拿任何文件都可以拿到，这是对我们从事研究的人，我是非常感激的。现在这点还是，我要什么都能拿到。但是你们要明白，我从43岁跟进中国，我今年80岁，我还有魄力去应付，虽然是很难应付。中国的问题，地方发展，不能像以前那样到处跑，基本我的智力还是一样，但是我疲累得很快，而且短暂的记忆力差了很多。我想象力跟以前差不多，想东西还是快，早上想的东西，中午就忘记了，过两天又回想起来。(笑)我做这次的报告，万一忘记了怎么办?所以我把主题写下来，我写了两天，今天你们听到的是第一份，我准备讲三方面。写了这一份，我是很满意的，但是我这一份主要讲很重要的理论上的东西。
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我要讲三方面。三方面都有大问题，目前中国的问题是很严峻。
我几十年前跟上头说得很清楚，我说我是做学问的，我不搞革命的，你要我不要讲的话，你说一句就行，你不让我写文章，讲一句话就行了。我说我可以不讲，我可以讲错，但是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话。你不想我讲，讲一句话就行了，你不要我写的话，也讲一句就行了。这么多年不通知我，实际上，北京上头对我是好的，我批评得很厉害也没有关系，我需要什么资料，都可以拿到。地方的干部们，我问他们，他们都回答。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样的年纪，突然在理论搞了很多问题，你们回家慢慢看，这是很神奇的，我的解释很简单。
一个人的供应、供给就是为了需求，假如不供给的话，就没有资格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这个定律跟凯恩斯有分歧的，所以萨伊定律人人都说错。我说它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我的“天才之笔”，我的天才在哪里，我常常在人家面前自己赞自己，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说一个人的需求曲线，对着镜子看就是等于他的供给曲线，这一点不深，但是你念经济就要注意了。我的需求曲线不用效用、功用，我是回到用时，那个需求曲线就变成最高的边际用时的曲线。假如你对着镜子看，就是变成最高的代价曲线，也就是最高的边际成本曲线，就变成供给曲线。这一关就过了。你可以明白，我生产面包，供应，卖给你，我需要别人的东西才做面包来卖。
真是天才了，我几百人一起分工合作，各有各的贡献，那要怎么看?答案就是，假如你用件工合约去看，这是很难的。件工合约看，任何东西在任何办公室里做，每一点小东西一件一件算的话，每个人的供给曲线在这里。
凯恩斯争论，萨伊怎么错了，就是有储藏的问题。说萨伊定律错是有储藏的问题，我储藏而不用，怎么有需求呢?我的答案很简单，天下哪有储藏而不用的东西呢?没有这样的东西，我把一大堆鞋放在床下，我睡觉安稳，但我还是要用它。抗战期间，父母把一些小金块绑在小孩子身上说不用，但是也在用，防身不是用吗?我想不到什么东西是藏而不用的。凯恩斯说储蓄是流失，投资是注入，我就不明白这一点。凯恩斯说萨伊定律错，就是说有储蓄、储藏的问题。但是我说无论你怎么储藏，你都是在用，怎么不是用呢?情况不同的时候，你的投资项目就不同了。你看形势大好，我就请几个人帮我做事，形势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卖房子算了。所以形势不同的话，有些投资是没有什么经济效用的。比如你买一块地建，对经济没有什么贡献，你请几十个工人来又不同了。所以问题不是储藏跟投资有什么分别的问题，有些投资对经济贡献很大，有些少很多，看形势问题。你看斯密在《国富论》里说真的工厂，几十人做针，大家一起合作，平均起来每个人可以做几百根针，分工合作可以增产几千倍，这是很容易的。
那是90年代，很困难的时候，农民从乡下出来了，90年代是很困难的，完全不理合约，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什么最低工资、劳动法，都没有。就是这样子。那时候很困难，楼价下跌，那时候也大力惩治肃贪。那时候合约自由，随时可以做，随时可以不做，奇迹就出现了。
我们先看中国的情况，在农业经济，分工合作的机会是很少的。到了工业经济，工商业、高科技，分工合作是很重要的，可以增产很多倍。所以农业分工合作的机会很少，工商业分工合作很大，因此可以增产很多倍。这是很简单的。那些说人口多要饿死了，人口多就增产。
在经济里面，分工合作和增产的倍数，在工业方面远比工商业大。另一方面，农业经济里养鸡、种田有多少交易费用呢?但是在工商业方面是很厉害的，80%以上是交易费用。把工业转到工商业时，赚钱倍数上升，各个专业一起合作，增加的倍数很多，回报率很高。你要发展快，你希望大家合作、增产，就要尽量减低交易费用，这就是新《劳动合同法》。中国的发展，奇迹的出现，所以我很佩服朱镕基，我曾经批评错他了。
所以经济增长理论就是这么简单，麻省理工、哈佛大学的经济理论都是废物。所以看他们那些人的时候很尴尬，现在问题处理是很简单的。我知道有很多方法处理劳动法，我们昨天晚上聊天说有很多方法。
我知道东莞开厂是很难的，不像房地产，碰到时间对的时候就可以了，做工厂是很难的。我爸爸在100年前，从事香港的电镀行业，我从小就知道工厂的事情，我就走工厂做研究，开始跑香港的厂，又跑大陆的厂。我父亲发明了抛光蜡，是最好的，到今天还是最好的。那家抛光蜡厂现在还在昆山，年年输钱，输到今天还是输下去。但是我不希望父亲发明的蜡在我有生之年消失，所以亏本我还是继续。因为地皮建了其他厂房租出去，能够维持我那个抛光蜡厂。这个经验跟许多朋友是一样的，做厂输了叫救命的人，反而在地产方面赚回来了，因为时间对，在房产就能赚回来了。所以我说做厂真的非常难，能够做厂而赚钱的人非常厉害。所以我说，你要实行劳动法例，你没有做过厂，你没有资格出声。
我们说起来容易，但是《劳动合同法》是要取缔的。有两种做法，很简单。第一个做法，共产党要做，只要他们要做，什么都可以做到，就是把它拆掉就算了，有什么做不到?不需要多问的。第二个做法，学英国，退出合约的做法，政府容许，你同意的话，我不管，你们同意，你们就私定合约。香港的租屋管制搞得很糟的时候，也搞这个。
我不是很担心印度，很多人担心中国。印度，我不担心，反而担心越南。良心话说，我很担心朝鲜，那个傻子。(鼓掌)因为朝鲜人是很拼命的，他可以坐十几个小时不动。当年香港只有500万人口，做成衣、玩具等，全世界都拿到香港做，那时候只是几百万人。朝鲜有2000多万人，多很多人口，假如那个傻子会做的话，中国就很麻烦。朝鲜人很能做的，你不需要看什么，你看他们阅兵，在那里跳舞，很整齐的。(鼓掌) 我看年轻朝鲜人跳舞，我说假如那些人到工厂做，就麻烦了。
所以新《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老。谁不希望做好一点，谁不搞高科技，谁不希望有自己出名的名牌，你以为人们都傻吗?这个人没有做过工厂，要逼人家做工厂，很难做的。
你说什么人的学问比张五常厉害?不可能!(鼓掌)推出新《劳动合同法》的那些人，应该罚他们去做厂。(鼓掌)我这份东西，你们要看的时候，劳动法方面我已经讲过了，你不需要怎么看，但是这篇文章理论的结构，我怎么阐述萨伊定律。那个解释，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有三点。第一，非常简单;第二，是明显对;第三，解释立场，我把贡献给了萨伊。我现在用中文写，就很难轮到我，将来看怎么发展我再把它放进我自己的理论里。
人民币
我现在讲人民币，这一方面比较敏感，你们看报纸就知道了，我不想说目前该怎么救，我只是想讲几点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能够把它的货币推出世界，假如成功是很好的，一元的人民币推出世界，就可以拥有一亿的人民币，我们可以接受。假如人家推翻你的时候，你也赚了利息，这是很好的生意。
英国当年是日不落国，主要就是靠英镑。加拿大、欧洲、纽西兰都是用英镑，能够被国际接受的货币，是能很划得来的。但是后来变成了美元。欧元原来想打出去，但是打得出去，现在日元也想出去，但是出不去，现在人民币要打出去，应该要出去，条件相当好。
第一，我们人民币现在有面目。
第二，前几年人民币是强势。
第三，全世界中国人很多。
在银行存款存什么，就存人民币，现在形势变得很快。一方面把人民币推出去，怎么把人民币变成强币，这不是很容易的，这是很大问题。我个人的感受，你说到中国来搞南海的问题，我觉得很反感，假如是要打垮人民币，这是很普通的，因为我们做生意的，我要推倒你没有什么不妥，这完全是商业的行径。所以人民币要不然就不要打出去，要打出去的时候，要有一点好的产品给人家才行。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假如这个产品不好，不仅外面可以把人民币搞得一塌糊涂，会把中国经济的问题也搞不定，所以中国货币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国家要取消货币政策，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这一点不应该，因为货币的目的是协助贸易，不要用来调控经济。美国用来调控经济，不好用，真的不行。我的朋友弗里德曼在这方面很厉害，研究货币前无古人。从1982年开始做，一直做到他死为止。格林斯潘，你们都记得，联储局的任何人，格林斯潘都批评，最后格林斯潘也是搞坏了。我们不懂货币，又要学人家，说利率要浮动，是要浮动，自由浮动怎么自由呢?没有得浮动的。现在又说与一揽子货币挂钩，很复杂的。
我个人的建议，人民币现在的情况是不要急着出去。我十年八年前，我要大势把它推出去，当时没有推。人民币强的时候没有推，但是我认为现在要做好功夫了再推。要怎么做好这个功夫呢?你听我说。
很多年前，我建议要稳定一个铆，不要跟任何货币挂钩，我写了很多文章解释，很多朋友看过都说好。但是那北京从来不接受，我知道，黄奇帆也喜欢我的说法，但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奇迹出现。我解释问题你们听，金本位，是用黄金做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最好的经济制度。有两个问题，第一，不够金子供应的时候怎么办，第二，金价变动的时候怎么办?现在金价变动很快，就是这个问题。我的建议就是，第一，你选一揽子物品，有的是期货，有的是石油，等等都可以，把这些物品组合，成为一揽子物品，加起来有一揽子整个的价格，然后用货币去钩住，这样就可以了。你不需要真的有实物在手，比如1万人民币大概可以买这一揽子，只要政府担保。我建议金本位变成物品，不需要急。当一揽子物品够大的时候，就不受货币价格的影响，也不需要有货舱。这个方法不是很新的方法。
现在深圳搞前海自贸区，人民币这样怎么搞?人民币在国际上不成气候。还有一点，把人民币推出去的时候，不要搞什么离岸中心之类的，一推就推出，一下就做出来。两年前我在前海说这句话，外国回来的教授批评我，这个我不是乱说的。德国式的经验、香港式的经验就是这样子。这么做市场会有办法的，市场会自愈，搞好一揽子的时候，市场就自然会调整。搞离岸中心的时候，利益集团就得益了，很麻烦。
我个人估计，中国外汇储备目前还可以推行这个制度，可以维护得了，如果是十年八年前推出的话，就不得了，因为那时候人民币强。他推出人民币，人家要，现在要做的话，麻烦很多。所以你一定要做的时候，几样东西一定要跟着做，《劳动法》要改。增加竞争力的时候，人民币够得紧的话，可以调整的，每年的物品升2%、3%没有问题。假如相信人民币的话，人民币就有人相信，现在很难做的。
第三个问题，肃贪的问题。我举个例子，你们听说现在医院不准收红包，香港的医院也不收红包。但是这个问题，你不收红包，护士、医生的工资怎么调整?他们靠收红包的，现在不准收红包，不会医死人吗?收红包是他们制度的一部分，我不是说这个是好制度，在竞争之下出现了收红包的制度，现在不准收，你就要给他其他的好处，不要只说不准收红包就算了。
目前人民币这个情况，又说搞增长外汇、控制资本户口，这些都很麻烦，该怎么做呢?这样做没有什么奇迹出现的。最近又打击地下钱庄，我不是为地下钱庄说话，你们不要误会，但是地下钱庄这个事情知道很久了，帮助小生意的。这些事情他们并不是今天才知道的，这些事情你知我知大家知，突然间登报纸说关闭了很多家地下钱庄。
我没有见过任何经济发展这么快，绝对是人类的奇迹。那13年，干部有奖金，但是问题是，奖金是主要靠有地，有些送出去的。每个人都说，我有这个关系，现在问题是这种制度，这种地方干部跟合伙人的投资关系，现在不是通过增值税突出出现吗?现在送礼、吃饭，招呼很周到，有什么问题马上结局，所以奇迹就出现了。你说不准吃饭，但是你用什么另外的东西给他呢?一个县长5000块/月，他自己买了一栋楼，就要靠奖金了。没有奖金怎么办呢?他跟投资者都变成朋友了，就是这样运作的。但是医院方面，我不敢说他们那样做是好的。但是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特别快，那几十年的功夫发展特别快。
地方政府这么成功，县制制度这么成功，现在到处跑去招商，它并不是红包这么简单。它拼命去招商，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你说是贪污，怎么贪污呢?这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这是合伙的形式，中国就这样子。你要去投资，你跟他说这个水电的问题，他们说马上帮你搞好，很少见他们这么服务周到的。这是合伙的生意，这是经过增值税的，是分账的。有时候吃吃饭、送送礼，这是生意的行为。现在说不准吃饭，不准送礼，是很麻烦的。你说不好，我就说你换另外的，不能说不吃饭就算了，这跟医院又不一样。中国搞朋友关系，我不是说地区政府没有贪污的行为，我不是说某些贪污行为不该管。
你不能在一个制度里去掉一部分，你要考虑整体，你说不准送礼，但你要想另外的方法。香港没有什么送礼，现在香港高级司长20万一个月。假如只是看效果，不要管贪污，只要看效果，中国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要看效果，但那些算不算贪污呢?很难说。他们只是合伙人的关系。送你一块地，我告诉你，这个绝对不是(贪污)，我已经算过了。
我为什么要送你一块地，我细算过后，每年12%的回报率，这不错的。我当年调查的时候，大概十年前左右，一亩地大概需要投资12万人民币，这不是上海、广州这么贵的地方，那时候的成本，偏僻的地方大概要12万/亩，我送给你。但是你要建工厂，你要把钱放在银行里，放进银行里就分了，奖金占百分之几，马上就交出去了。这些写在合约里，催你马上建，迟一点都不行。接着你要送礼、请吃饭，他们的制度就是这样子，你可以不喜欢，你就要改一个制度，因为制度就是这样子。
说到中国目前的情况，几个方面都有问题。完全不去看制度本身的问题，你不喜欢，也很难怪的。我当年调查这些制度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多地方不对劲，但是我跟进的时候，他们有承包制出来，层层承包，在地区上面，一直到县，就变成主角，因为土地全是由县主张。
现在回看中国的奇迹，那些干部做事情没有了当年的热情，我谈谈贪污事件。我研究的时候，2004、2005年，2006、2007年那几年，但是后来温家宝提出4万亿，地方政府花了二三十万亿去投资，因为这是政府鼓励的，因为有基础建设，这就是问题。中国搞基础设施建设，干部是很热情的，很快的，快得很厉害。因为搞基础建设是要讲穿衣戴帽的，马上去搞。比如建一个机场，他马上去做，是有些回扣的。那些回扣是不是算贪污呢?也算的。中国有些方面是奇迹的，台湾当年建地铁，发现贪污，马上停工，地上就剩下一个洞，没有铁。泰国建高架路，发现贪污，也停工。但是中国，一发现贪污，已经建完了。
你花十几万亿，你拿10%的佣金，不是太离谱吧?(笑)因为你的钱太多了，你抓了他，是不是冤枉呢?那是事实。现在很多城市都放缓了建设，我到今天也搞不清楚，这是不是贪污的一部分?有些地区干部去吃饭，那些应该是制度的一部分，有些我认为是制度，拿红包、吃饭、送礼应该是属于制度的一部分，你不喜欢这些制度，就去改，但是不能说是贪污。基础建设一下花几十万亿，拿一点回扣，这些算不算贪污呢?还是属于制度的一部分呢?这很难讲。现在这方面都放缓了。有时候我看到这些问题，也不知道骂好还是笑好。工程做得好，发现贪污时，一定是做完的。所以困难方面，我不是说没有肃贪，我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是有问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