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资本主义萌芽论文
超过半个世纪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 ,其积极意义是大大促进和开拓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其消极意义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以及根据某些经典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斧削和牵强附会的论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浅谈资本主义萌芽论文，供大家参考。
浅谈资本主义萌芽论文范文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断想
【内容提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并不比欧洲晚，但始终未能发展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及“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所形成的强固制约因素，再加上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就使之难以突破萌芽状态。
【英文摘要】The study on the Capitalism Shoot in China has been followed with interest for many years,but there isn"t a unified conclusion yet. Although the Capitalism Shoot emerged in China before in Europe,it couldn"t lead to Capitalist System at last. There were many kinds of reason that hindered the developpment of the Capitalism Shoot, such as the special economic structure,the absolute feudal monarchy,the trammels of fedual ideas and so on.
【关 键 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抑制/原因
一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其萌芽、发展、成熟和衰落以致灭亡的发展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主要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的资本和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始阶段，它显然是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母胎内产生的。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2](第167页)又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1](第193页)欧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典型地区，而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走的却是一条畸形的路。
大多数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对萌芽什么时候产生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萌芽已经产生，如大工商业主子贡、弦高、范蠡、白圭、吕不韦等都有万贯家财，他们役使的劳动人手多达万人，其中不乏雇佣劳动者，即所谓“持手而食者”。有人认为唐代工商业繁盛，海外贸易发达，出现了一批巨富大贾。长安邹风炽，扬州王四舅，洛阳王清，皆并时豪富，富甲天下。为他们经营工商业者成份复杂，但其中亦必定有雇佣劳动者。有人认为两宋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出现了一批专门种植经济作物如棉、甘蔗和茶的专业户。城市中手工业商业繁荣，实行千百年的坊市制被打破。在思想上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受到冲击，陈亮等的“农商皆本”的意识破土而出。在众多以城市市民为听众和读者群的文艺作品如话本中，商人已经作为诚实守信的正面形象出现。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就是为人们所喜爱的正面形象。在手工业商业的经营活动中，雇佣劳动者不是个别现象。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明朝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学的历史课本，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都是以此意见编写的。应该承认，明朝中叶，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史实还是比较充分的。如苏松杭嘉湖地区出现了较大的纺织业作坊，坊主与机工大都为雇佣关系，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在广东佛山镇出现了雇工达千百计的采矿冶铁作坊，在长江中下游农业发达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前大大扩展，经营地主出现，他们发展了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关系。清朝中叶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工商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较明朝中叶又有所发展。不过，多数学者认为，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估计过高，它仅仅是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几处孤岛，其存在与发展还难以撼动中国封建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二
即使承认明中叶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相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并不算晚。问题在于，同样是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欧洲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始终徘徊不前，老是处于“萌芽”状态?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毛泽东这样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第620页)此一解释长期为中国史学界引用，解放后近20年，几乎无人提出疑义，因而成为一种经典释文。不过，外国学者早有自己的解释。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两书中表述的观点：欧洲的新教提倡勤俭和禁欲主义，从而促进了财富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儒教恰恰相反，它倡导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追求无休止的体面享受，社会财富被大量消耗而无法积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失去了发展到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文革”中，尤其是“文革”后，一些学者开始对毛泽东的经典解释产生怀疑。被部分学者誉为中国现代思想解放“先驱”的顾准，通过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并与中国古代社会进行比较后认定，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引导中国自然地到达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政治法律体系，中国古代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却很难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体系。后来，一位年轻的史学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永远是“六道轮回”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不仅难以达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它自己也不可能达到自身的成熟阶段。再后，有中国封建社会是“超稳定体系”观点的面世，对中国古代社会能否自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着越来越深入的思考。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本身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它推迟了自身衰败的速度，自然也就延缓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之只能永远处于萌芽状态。三
在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鸦片战争使中国门户洞开之后，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迎接挑战的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这个制度下的地主阶级当权派及其压榨下的农民与手工业者。虽然当时的经济总量中国居世界第一，但在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抗争中却一败再败。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早而发展滞后?我认为必须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传统思想等方面综合考察，才能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
从经济结构看，首先是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制约作用。战国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为特征的地主土地私有制。此一制度，造成土地所有权迅速转移，一方面使大土地所有制不稳定，除孔子后裔外，很难找到百世不衰，甚至十世不衰的大地主。这与欧洲庄园制大土地所有制的稳定存在是不同的。一方面使土地占有相对分散，造成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这种一家一户，以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再生能力，致使农村人口中不易游离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自耕农与半自耕农终日在温饱线上下浮动，他们积累不了多少财富，购买力低下，无法形成大的农村市场。这种情况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变化并不大。
其次，应该看到，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手工业与商业一直比较发达。不过，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却一直由国家经营和控制。自汉武帝时候起，就实行盐铁官营、酒专卖，武器制造、宫廷所用各种物品如丝绸等，大多由官府经营。唐宋以后，茶叶、糖、烟等亦实行政府专卖，由此使封建国家控制了工商利润的绝大部分。这大宗工商利润本可积累数量可观的货币并作为生产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然而，这些工商利润的绝大部分都被封建国家用作了行政、军事等开支，其中不少财富被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府挥霍浪费了。显然，依靠政府难以积累起发展工商业的资本。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私营工商业，它与官营工商业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官府控制较紧时，它就萎缩;反之则发展繁荣。然而，封建社会的私营工商业不仅没有积累起大量资本，而且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也步履维艰。这是因为，第一，由于经营工商业的风险相对大于农业，加之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低下，不少工商业者愿意将工商利润投资购买土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变成工商业者兼地主。第二，私营工商业者的利润除投资土地外，大量投向了非生产领域，如买官，瑞蚨祥的主人以及红顶商人胡雪岩等，都买了几品顶戴。如捐款筑路修桥赈灾，更多的是奢侈浪费，建巨宅、树牌坊，修坟墓，声色犬马，有些外国人慨叹，中国富人的钱都送给八大胡同了。
最后，城市本应该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西方的城市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城市是工商业者发展经济的中心，他们先是从封建主那里争得“自治权”，继而以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后盾，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后发展为经济中心。封建国家牢牢地控制住城市，工商业者的行会组织是封建性的行帮，执行的是封建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工商业在城市也不可能自由地发展。
从政治制度看，自秦朝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个制度，一方面通过户口案比对全国百姓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进行严密控制，大大束缚了他们自由的思考和创造。一方面以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众多的大小官员，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国家难以积累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金。
从思想上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偏重伦理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传统思想倡导重本抑末，重义轻利，使贱商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极其不利于工商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的选官制度，从征辟察举到九品中正，再到科举取士，考试内容主要是经义诗文，对自然科学很不重视。尽管中国的科技发明在明朝中叶以前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但却始终没有发展到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也就不能为资本主义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工业的转化提供有力的科学技术的支撑。
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比较成熟，长期成为东方的文明中心，是周边国家和民族向往和学习的榜样，致使历代封建皇朝的统治者形成以我为中心，老子天下第一的优越感和自大狂，一直处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对外来文明往往采取排拒态度。如此一来，也就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机遇。比如明朝初年，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将触角四处延伸的时候，而此时，中国的国力不仅稳居世界第一，而且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郑和统帅的远洋舰队，无论就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还是舰队规模，都远远超过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统帅的远洋船队。然而，郑和七次远航主要是“宣扬国威”，而不是进行商贸和殖民活动。明清两代都厉行海禁，错过了与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向西方学习的机会。这样，当西方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并向亚、非、拉各洲进行殖民活动，疯狂掠夺人和财富时，中国却依然在封建社会的轨道上蹒跚而行。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已生长数百年，但依然是柔嫩的幼芽，依靠它自然发展到成熟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可能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走从西方“引进”和“嫁接”的路，由此导致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特别艰难而曲折。
【参考文献】
[1]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毛泽东选集(1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浅谈资本主义萌芽论文范文二：“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着力最多、争议最久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现代中国史学创立之初，这个问题就已被提出。尔后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和论争，至今已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尽管近来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声的迹象。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历时长久，而且波及面广阔。仅就过去四十年中的情况而言，不仅专门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而且但凡涉及中国近数百年历史的文章著作，也无不提到萌芽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更远远超出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范围。此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八十年代后期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争论，并且对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也具有重大影响。对一个问题的争论延续如此之长，论著如此之丰，参加者如此之多，影响面如此之广，在史学研究中实不多见。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是越来越一致，反而是越来越分歧。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方面，过去多指手工工场，但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泛萌芽化”的现象却越来越甚，以至形成“十步之内，必有萌芽”的盛况。尽管严谨的学者一再告诫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厂，但在许多论著中，但凡有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卖，作坊主多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指为“萌芽”。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在每一个货币经济里都可以发现已有资本主义，然而在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却远非一二。既然百家争鸣到了如此的程度，要达到一种定于一尊的共识，看来还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做到的。争论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外行人读了各家的论著之后，不免如堕九里雾中：既然从战国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时时处处可见这个萌芽，而这个萌芽又一直长不成树，那么中国的水土是不是太过特殊?如果真是水土不宜，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乐观地断定这个萌芽以后将一定会变成参天之木?因此对萌芽的讨论，必然转向对水土(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讨论;而对水土的讨论，又势必再转向对外力(西方资本主义)作用的讨论。然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出发点，是证明中国自己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典型的表述即毛泽东“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语)。因此，上述一系列讨论的最后结果，却与初衷相违，因为它最后不得不承认外力在决定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上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因为讨论越深入、认识越糊涂，因此讨论也越有必要继续下去。因此之故，一位学者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萌芽之于现代中国史学，即如生与死、爱与恨之于文学，殆已成为永恒的主题。
绝大多数参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学者，都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坚信不移。海外有人认为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源于毛泽东一九三九年所写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是一种“奉命史学”或“御用史学”。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见解，而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邓拓、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华岗等)提倡这种观点，而且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也默认这种观点，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只要通过革命或改良，就必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强国。因此，毛泽东并没有“发明”出这种观点，而是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外国长期侵略的结束，上述观点也很快成了史坛共识。到了九十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的确信，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心中，仍然一如既往。因此在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信念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西人东来，中国也能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没有被打断，中国也会发展出自己的经济近代化，等等)。因此，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已成为几代中国学者坚定不移的信念。
为什么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种情结?
“情结”一词，本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深藏于无意识状态之中、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但现在这个词汇的使用已超出心理学之外，可以用来泛指各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执着信念，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情结，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而不一定是事实。例如，我们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可能只是我们强烈地希望如此，而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而言，我们对萌芽的信念，也就只是一种情结。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甚至连“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还未完全弄清。没有首先弄清这一关键概念，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命题，也只能说是一种尚待证实的假设。以假设作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或一种情结。
可能有人会批评我们的这种说法是无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探索，“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早已成为全民共识，怎么可能到了现在连“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这一基本概念都还未弄清呢?!然而事实确是如此。
无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有多大的分歧，它毕竟指的是最早状态的资本主义。不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当然也就无从谈论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然而，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日，在国际学坛上仍然是一个聚讼甚多、争论不休的问题。
尽管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到今天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能够说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根据费南德·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尽管是当代世界政治语汇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其涵义却一向不很明确。此词最早出现于一七五三年版的法国《百科全书》，尔后又于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年和一八六一年分别出现于J.B.理查德(J.B.Richard)、路易·布兰克(Lewis Blanc)和普鲁东等人的著作中，但各人给它下的定义都各不相同。最令人惊诧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词才忽然流行了起来，但是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来使用，所以保守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反对采用它。此后，这个词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但是对它所下的定义仍然颇有分歧，莫能一是。在西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一九五八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即：“(资本主义)是一种产品生产属于个人或私有企业的经济制度”。但是即使是这个颇为含糊的定义，也未被学者们普遍接受。一九七九年布劳代尔讨论这个问题时，仍认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尔后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坛上，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论争仍然在继续，但是直到如今也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迄今为止，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
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前大多是沿袭西方，因此西方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含混不清，也同样出现在中国。后来从苏联引入了新的概念，但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苏联以及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我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例如，过去把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视为一对孪生兄弟;认为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雇佣劳动也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等等。一直到了晚近，随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才能把那些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分开来。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都已表明：即使到了今天，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也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大课题，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弄清了。
由于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那么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目前当然也不可能已经有完满的答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极“左”思潮的流行，更把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推到极端，从而大大加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解的缺失。在那个连农村老太太到集市上卖几个鸡蛋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企业也必定是资本主义无疑。由此出发去追溯根源，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手工作坊当然肯定也是“资本主义萌芽”了。因此，尽管大多数学者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各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实际含义相差很大。虽然治学严谨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也有的学者也笼统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此外，在更多的论著中，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成了商品经济、或雇佣劳动、或工场手工业的代称。由于各人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事物，无怪乎各家观点千差万别，彼此冲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共同的出发点，讨论当然也难以达到共识。不过，如果根据我们今天所获得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近代工业化等不是同义语，那么资本主义萌芽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工场手工业)也不应划等号。由此出发，以往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研究的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若是离开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底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可见，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
因此，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关键概念还没有完全弄清的时候，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愿望，或一种情结。
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的剖析
情结是一种主观的产物。决定情结的因素，既有感情方面的，又有认识方面的。仔细分析现代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看到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之上。然而，近几十年来的变化，都向许多在过去被视为正确无误的东西提出了挑战。“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赖以建立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也因而发生了动摇。
首先，从感情基础来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说是一种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的表现。一个中国的史学家，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他决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他所处时代的民族心态之外。而自本世纪初以来，与西方争平等正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表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一口气”心态：中国人不比于西方人低劣，西方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难道中国就不能吗?
然而，尽管中国人确实绝对不比西方人低劣(而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力地证明了：西方能作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种“争气”心态是有问题的。这种心态事实上默认了过去西方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僵化发展观，即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这个民族的优劣彼此相关，以及“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不可改变。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荒谬的观点，承认各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有孰优孰劣之分，那么我们也就应当承认：中国在过去几百年中比西方落后，并不能说明中国人劣于西方人，正如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其他民族，但也并不应因此而认为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其次，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永远保持领先地位。不同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各领风骚数百年”，本是世界历史上的正常状况。一个民族是否产生过资本主义(从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一时领先)，并不具有该民族是优还是劣的价值判断意义，也不能决定它将永远先进或落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应影响到我们对于自己过去历史的判断。相反，如果一味地比附别人，难免会导致对自己历史的不尊重。
其次，从认识基础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按照这种史观，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要经历它，当然就要有萌芽，否则就只能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完全是舶来品了。
近代中国的历史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代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便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然而，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去寻找原因。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原因是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使我们盲从于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模式。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具有共同的规律，而史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这种规律。近代史学起源于欧洲，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过去欧洲史学家把欧洲经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是不足为奇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体现“世界精神”发展的“世界历史民族”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四个阶段，就是这种史观的集中表现。而作为最高阶段的所谓“日耳曼王国”阶段，正是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人类社会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领导人类进入这一阶段的使命只能由日耳曼民族来承担。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部分，扬弃了黑格尔史观中的西方(特别是日耳曼)至上论的糟粕，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论，从而为科学的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仍然是主要依据欧洲经验，但是他并未把这种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共同规律视为僵死的教条，认为无论哪个民族，都必定走一条完全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例如，他就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然而到了斯大林，却将这种共同规律绝对化了，认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定走一条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发展道路，忽视甚至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会具有各自的特点。把从欧洲经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绝对化，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现代中国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因此这些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也随之传入。而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却使得我们相信这种观点是无可置疑的真理。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必定要顺序经历过这些阶段，所以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
很明显，坚信“西方有，我们也有”的民族心态和坚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信念，二者是有共同基础的，即认为中国应该而且必定能够按照欧洲近代发展的模式去发展。然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并未如此。至于“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洋人到来，中国也会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一类的推论，则更明显地只是一种情结。
眼下的问题是，为史学的发展，一定要摆脱这种“情结”。有人或许要问：你们说摆脱“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不是要否定过去几十年我国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呢?我们的回答是：决无此意。我们已明确声明：我们所否定的，是研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本身。恰恰相反，我们对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持有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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