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牛津童话

2016-11-12

导语: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优美的散文诗作品,欢迎大家进行阅读鉴赏。更多的优美文章尽在。

一出门就后悔了,天那么冷,还起得那么早。

昨天与两位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约好,今天起个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学最高的圣玛丽教堂。起个大早,是贪图整个牛津还在沉睡时的抽象性,便于我们把许多有关它的想象填补进去。如果到了处处都是人影晃动的时刻,它就太具体了。

他们说,教堂的大门当然不会那么早就开,但背后有一个小侧门,里边有个咖啡馆,供应早餐,即便未到开门时间也应该有人在忙碌了。这只是推测,谁也没有这么早来过,比较有把握的是,如果能够叫开这个小侧门,就能找到登高的楼梯,他们从前就从那里上去过。

找到那个小侧门很容易,但要敲开它却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轻,接连敲了几十遍,都没有人答应,只好缩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几乎冻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终于等来了一个瘦个子中年男人,见我们已经冻成了脸青鼻子红的模样,连忙掏出钥匙开门,问明我们不是来喝咖啡而是要来登高,便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陈旧的内门口。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楼中间悬下一根粗绳,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经气喘吁吁,却看见身边墙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毕业生,有的则是前来参观的各国学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还刻了国籍和所属校名。

终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顶,很狭,仅可容身。冷风当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进处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个牛津覆盖成一片银白,万窗垂帘,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有苏醒。

这个塔顶,我在很多年前就闭眼想象过。那时正在写作欧洲戏剧理论史,由伊丽莎白女王到牛津大学看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事件为起因,回溯牛津历史,知道这所大学曾与周围居民一再发生冲突,而这座圣玛丽教堂一度还是冲突的堡垒。

好像每次冲突都是从小酒馆里的口角开始的,快速发展到拳脚,然后两方都一呼百应,酿成大规模斗殴。当时的学生都是教会的修士,穿着具有宗教气息的学袍,殴斗起来只见市民的杂色服装与学生的黑色学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语里一个对立组合的专门词汇:“市袍”townandgown,两个只差一个字母的冤家。这两个冤家因文化观念截然不同而完全无法调解,冲突最激烈时数千市民涌入大学进行围攻,互相使用弓箭,两方都有伤亡。我猜这座圣玛丽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之势卫护学生,二是以钟声发出战斗号令,三是射箭。但在这么高的尖顶之上射箭显然不行,当时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战斗的指挥者,便于居高临下地观察双方阵势。

大学生与市民打架,大学校长管不了,市长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请国王仲裁。本来英国的学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学,到十二世纪中叶英国法国成了对头,国王就召回自己国家的学生,在牛津办学。因此,牛津的大事确实关及国家痛痒,也只有国王才能处理。不同的国王处理时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纪中叶那次大斗殴后,爱德华三世才下令在这个教堂追悼斗殴致死的学生,并把斗殴开始的那一天当作纪念日,每年都要在这个教堂举行仪式,规定牛津市的市长和士绅必须参加。

那场延绵久远的冲突也有一个正面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师生想离开这个一触即发的环境,便东行八十公里,在那里继续教学事业,这便是剑桥的雏形。

很多年后,一位剑桥校友又在美国办了哈佛。

这么一想,不禁对眼下的一片银白愈加虔诚起来。牛津,这个朴素的意译名词,正巧表明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渡口,一切存在,只为了彼岸。

在斗殴中成长起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似乎是用漫长的时间在表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有多大的差别。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离土地的方式出现的;一切叛离,都是以遭到围攻的事实来证明的;一切围攻,都是以对被围攻对象的无知为共同特征的;一切无知,都是以昂贵的时间代价来获得救赎的。

具体分析起来,当年一次次斗殴的引起,学生也会有很大责任,例如因年轻气盛而口出狂言,引起市民不快。但从总体而言,主要责任在市民,他们把自己保守、落后的生态看成是天下唯一合理的生态,因而产生了对他们不熟悉的生态的极度敏感和激烈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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