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当代绘画

后现代观念作为一种“外舶”文化，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创造。虽然中国的现代艺术发展极快，而且也很前卫，但从当代大众审美文化角度来看，它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首先，现代艺术过多地注重绘画语言自身的价值，艺术家过分强调作者的艺术观念和表现，而极度忽略了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有些行为艺术充满荒唐、痛苦和血腥，这些作品很难被我国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甚至一些老的艺术家也不能读懂)，所以就中国范围而言，中国的现代艺术只能说是艺术家的艺术，是少数人的艺术。其次，我国的某些现代艺术过分迎合西方人的欣赏口味，而忽略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这种严重背离我国文艺创作指导思想的艺术表现肯定不会得到广泛的认可，也就不会具有顽强长久的生命力。

在这种状况下，“后现代”文化思潮作为对现代文化的另一种思考，也就显示出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全球范围“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下，中国的现代艺术家也在不断地寻求艺术表现的新出路，艺术既要“神圣”有“尊严”，又要面对大众的消市场，艺术创作从追求艺术自身语言前卫、个性的理想而转向大众文化，大众审美理想的表现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中国的现代艺术向“后现代”的迅速转变，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笔者认为，在“后现代”语境影响下，中国的当代绘画艺术主要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突出变化。

第一，某些艺术家的创作价值观发生改变。在“后现代”艺术的影响下，中国美术具有工业文化追求消费的特点，有的画家告别了80年代的那种追求艺术永恒的创作精神，而转型为眼睛紧盯市场，力求通过市场效应来证实自己的价值。艺术家的创作抛掉了老一代艺术家走西北，爬黄土，进青藏，寻找文化之根，以肉体苦难换取精神升华的艺术创作过程和思想，在创作上有意回避重大题材，表现内容只求构图轻、浅、淡、简、软，以取媚社会大众，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艺术创作具有明显的市场价值观。

第二，以美术政治波普来突出自己的先锋姿态。近几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西风东渐”，美术界的新生代或实验派以东方式的智慧重组了“后”的话语。无论是“89现代艺术展”的“后现代性”挪用，还是上世纪90年代艺术家的群体分化，无论是由《祈世鉴》的高蹈还是“猪交配”的东西方文化冲突隐喻的粗陋，都表现出当代中国美术所遭遇到的全面精神困惑和存在的困境，以及画家渴望走出这种困境的悲壮性努力。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的现代艺术更多地充满着政治式的绘画思维。它们消解传统的理想，嘲弄意识话语，挑战保守的秩序，有的画家采取一种政治波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将政治波普用来表现当下的生存状态、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境遇。如某些画家的作品，画面多表现傻、大、呆、痴的愚农和城市群氓，充斥于画面的是一种愚笨憨蠢、无所事事、咧着嘴打着哈欠不知如何打发日子的人群。画家将那种“文革”语言的高歌猛进式的、80年代的高瞻远瞩式的反思彻底抛在一边，而是以面无表情去表现其盲目茫然的心态。 第三，追求大众化的审美表达。在当下消费社会中，长期以来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理想的、凝重的高雅文化似乎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而轻松的、娱乐的、休闲的通俗文化则风风火火地成为畅销和时髦。他们已经不再通过绘画来证明自己的追求和价值，甚至仅仅是为了追求感官享受和生活调味。在欣赏方式上，人们更多地也已从思考意义转向感受快乐。过去人们欣赏作品时总喜欢思考其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现在大多数人则往往只是为了感受开心快乐，满足于轻松和愉悦，人们常常选择能逗人开心的作品，作品让人看完就罢，不求回味和铭记。在欣赏目的上，过去人们认为，艺术欣赏是一种高雅的审美活动，可以启迪思维、陶冶情操、充实人生、完善自我，而现在许多人接受艺术只当作一种生活休闲，或者为了消解疲劳、平衡心态;或者为了排遣寂寞、补偿失落;或者为了打发时光、调剂视阈、享乐人生;甚至为了享乐人生，有些人不惜代价去猎奇搜怪、去追逐新鲜刺激，于是严肃文艺被冷落了，快餐文化一片火爆。中国的现代艺术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也致力追求大众审美理想的表达。在画家笔下，伟人也有了一般平民所有的七情六欲，平民也能成为理想的超人和侠士。在艺术家群体中，女性艺术家也堂堂正正地走到了艺术大堂，对性的思考、生育的幻境以及女性更加敏锐地对社会角落人和物的思考都作为文化现象在画家笔下所表现。轻松自由的创作形态下，“泼皮艺术”“唯美艺术”“消费艺术”同时被不同的受众所接受。在这里，艺术家所具有的审美愿望和大众的审美理想皆得到实现。艺术家在揣摩受众审美理想的同时，不但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润，同时也满足了人生社会价值的理想实现。人们像在欣赏周星驰的电影一样，轻松地对待艺术和欣赏艺术。更有甚者，现代的“消费艺术家”能把肉皮、动物毛发、蚊虫脚、儿童喜爱的果冻等都作为观念符号运用到艺术作品创作当中。瞬时即逝的艺术形象再也没有传统艺术的永恒，就像果冻一边被吃又一边被大量的生产一样，艺术家大批量的生产着能够满足受众的短暂艺术，又在快速的艺术品消费中获得了金钱和荣誉。艺术家的社会价值理想也在这种文化的创造和消费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和实现。

第四，追求角色本位的艺术创作理想。在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现代艺术家力求使美术创作能满足欣赏者角色本位的审美理想，如刘晓东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死水》;岳敏君的《表情》系列等都是这种艺术理想的体现。这种艺术不是要大众艺术向精英艺术看齐，也不是要退缩到反精英文化的层次上面，而是将所有可能成为它的欣赏者的人放在同一框架内去，各种身份的人都可在此中找到其能够认同的方面，欣赏者扮演的什么社会角色，那么它就同这一角色有着某一方面的同化的可能性。某种意义上它是对作为“人”的本性，即潜意识进行的沟通。这就如同一场重要而精彩的足球赛，拉拉队中可能有绅士淑女，也可能有流氓娼妓，但在为自己球队助威这一点上他们都处在同一营垒，并且在助威中产生心心相印的共同参与感。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文化，它一方面使得虚缈的远离现实人生理想而只以艺术为美的家园、只以艺术为陶冶生活情趣的精英艺术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也使得意图创立不同于经典艺术的大众艺术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支点。这种艺术既包括了现实人生理想的内容，同时也具备了经典艺术那种代表人类艺术文化创造的胸襟。这种角色同位的艺术实际上表现的东西是“空框”，无非是如同每一个人走到镜子面前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它显得可以容纳很多人，其实待人走开后它里面是空无一人。而这一点若作形而上的终极追询，也许更近于艺术的实质。

的确，具有现代工业文化要求下的大众性和大众审美特性，促使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与“繁荣”，但它并没有真正切入到中国具体的问题和现实语境中去，这是中国后现代艺术实践的缺憾。因此，对中国的“后”现象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而又难有定论的工作。我们既要认识到这是世界“文明冲突”或“文化渗透”的必然，又要冷静对待由后现代文化现象所引发的否定或质疑，这种思考或许更有利于我国当代艺术能真正走向前卫和繁荣，并沿 着正确而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