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独处：给这个时代核心焦虑的一剂解药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高自尊是幸福感的证明，但我们却并不想和这种让人钦佩的魅力人士密切交往。

如果说找到灵魂伴侣的几率悲观得令人发指，长久相爱的秘密也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做出让步，那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独身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选择独自一人，过着积极的单身生活，不仅和浪漫的爱情际遇有关，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所有纽带 — 即便也许是英语世界中对于友谊最为雄辩善言的爱默生，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处于积极的独居状态，正是这种状态让他写出经久不衰的散文随笔。然而我们的文化对待这种选择却半是理解半是轻蔑，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沉迷于联接的年代。也许，海明威那句著名的论调“独处对于创作至关重要”被如此众多的引用，恰恰是因为这种观点太过激进，让人不安。

一个朋友最近讲了一件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轶事：她独自一人在墨西哥短暂隐居的一个晚上，去了一家当地的餐馆，让服务员给她安排座位。服务员意识到她是要独自进餐后，困惑而又同情地把她引到了后面的座位，以免冲淡餐馆内悉心营造的神仙眷属般的融洽情调。(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让人不安的小事不但体现了对独处的艺术缺乏敬意的严重偏见，同样揭示出单身意味着耻辱，而单身女人遭遇的这种境地仍然要远多于单身男人;挺过来的一些人对此很有体会。)

独处，我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却要遭到他人的评判和耻辱感的裹挟。然而，它又是过上丰盛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能力。

英国作家莎拉•梅特兰 (Sara Maitland) 在《如何独处》(公共图书馆 | IndieBound)一书中探索的正是这个悖论 – 这是 “生活学校”思想探索专题的最新丛书分册，通过一系列充满智慧的非自助型，帮助效果却又无可限量的人生指南，倡导人们在现代生活的诸多方面重拾传统的自助方式，如找到滿意的工作，培养与性之间更健康的关系，减少对金钱的担忧，以及保持情绪健康。

梅特兰曾居住在苏格兰的一个地区，那里是欧洲人口密度最低的区域之一，最近的超市也远在二十多英里之外，没有手机信号(这一点仔细想一下)，那时她并不总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 – 她出生在一个关系密切的大家庭，加上她共有六个孩子。只有在沉默的概念攫住了她的时候，就是她上一本书的主题，她才会迂回曲折地进入孤独状态。她写道：

我对沉默着迷了;着迷于谈话结束时，按下关闭按钮时，闯进巨大的虚空中探险时，人们的精神、身份和人格上发生的事情。我对沉默感兴趣，就像看到了遗失的文化现象，美丽的事物，和被不同的个体反复探索和使用过的空间 – 出于不同的原因，结果也截然不同。我开始用我自己的生命作为一种实验室，检测一些想法，体会出是什么感觉。几乎让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我喜欢沉默。沉默适合我，我贪婪地想要更多。在我去寻找更多沉默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山谷，在这里建了一所房子，就在一位老牧羊人的小屋的废墟之上。

然而，梅特兰对独处的兴趣却和对沉默的兴趣略有不同 — 虽然最初是很私人的，却源自面向大众的需求担扰，试图解决“孤独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及心理问题”，希望“减轻人们的恐惧，并帮助他们积极地享受独处时光。”她就是这样做的，提出了关于这个窘境的核心的“悬妙” 问题：

独行于我们当今的社会，引发了一个关于身份和幸福感的重要问题。

在相对繁荣的发达国家，我们是怎样迈入了至少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时期，推崇自主性、个人自由、自我实现和人权，更重要的是，推崇个人主义，并且抱以的尊重程度高于以往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但同时这些拥有自主、自由并能够自我实现的个人又对形单影只感到恐惧?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高自尊是幸福感的证明，但我们却并不想和这种让人钦佩的魅力人物密切交往。

我们将道德和社会传统视为对个人自由的禁锢，然而我们惧怕任何脱离群体养成“古怪”习惯的人。

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而且无疑具有创造性，然而面对用其中一种最明显的既定方法去发展这种创造性的人，即选择独处，我们却(充其量是)一概持隐晦的怀疑态度。

我们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特别的，值得拥有幸福，然而我们害怕孤独。

现在，我们认为应该去寻求自我实现，忠于自己的感觉行事，洞察真实性并赢得个人幸福 — 却难以理解地并不靠自己的力量付诸行动。

如今，这种责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施加了更多的道德判断和含混的逻辑。

令人奇怪而且重要的是，掌握独处的艺术并不让我们更为离群索居，而且相反的是，还能让我们更好地彼此联接。通过密切关注我们的内心生活 — 内心世界是如此的骇人和别有洞天，以至于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雄辩滔滔地敦促我们要无畏内心的恐惧去探索 — 获得自由，从而更深入地，并且在更高维度上与别人亲近。梅特兰写道：

没有什么比被对方无休止地“不在意”对良好关系的杀伤力更大。可以这么说，如果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可以 “拿出来” 的东西，就不像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认为自己在关系(无论是何种关系)中是最好最完整的自己的人，也需要独处的能力，也许至少是在某些场合需要运用这种能力。如果你认识自己，知道自己与别人建立关系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非由于极度需要和贪婪所迫(不自由)，也不是由于在没有别人确认的情况下存在感缺失，你就是自由的。某些独处实际上可能会营造更优质的关系，因为他们将会是更自由的个体。

然而伴随人类发展的进程，孤独的价值在社会评判中出现了螺旋式下跌。以美国人口普查中“老处男”的人数上涨为例 — 四十岁以上从未结过婚的男人，从1980年的6%上升到如今的16% — 梅特兰追溯了这个概念本身的古怪的文化失真现象：

在中世纪，“老处女”这个词是恭维用语。老处女 (spinster) 是指纺纱技能出色的人，通常是女人：女人在当时有出色的纺纱技能可以在经济上自给自足 — 这是中世纪女人实现经济独立屈指可数的方法之一。那时，这个词广泛指代所有即将结婚的女性，用于赞扬她们能够出于个人选择自由进入婚姻，而非由于经济上的困窘。现在这个词则有侮辱的意味，因为我们“为”这类女人担忧 — 现在还有男人 — 他们可能是“反社会者”。

把自愿选择的孤独看成有毒的“悲哀、疯狂和劣等”的三重彩，这种非常现代的态度通过相当教条的循环逻辑得以强化，而这一逻辑让那些自愿选择独处的人没有基本的尊严可言。反思一下抱之以怜悯的普遍反应 — 由这个教条的“悲哀”部分触发 — 梅特兰指出了不可能反驳这类社会性臆断的让人恼火的尴尬：

如果你说，“哦，实际上不是;我很幸福”，这种否认就能被用来证明别人的判断没错。最近，当我想让一些人相信我实际上很幸福时，一个试着要对我的不幸表示安慰的人说，“也许你认为你幸福。”然而幸福是一种感觉。我没有在认为我幸福 — 我是感到幸福。当然，我可能正生活在一个傻瓜的天堂，欢乐和满足的整幢大厦很快就会在我的耳畔摧毁，但此刻我正在真假参半地说着一些什么。我的幸福，就幸福的本质而言，不能是一些我认我感到了而实际上没有感受到的东西。 没有什么反应不是几乎立刻就下降到“有，没有;有，没有”这种学校操场层面上的。

梅特兰提出，导致这些态度的深层原因是恐惧的核心驱动力 — 惧怕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做出我们不一定能理解的选择。这转而促使我们将自己的惊恐投射到他们身上，通常是以愤怒的形式 — 一种同时将悲哀、疯狂和劣等投射出去的表现，就是安娜伊丝•宁 (Anaïs Nin) 在令人难忘的观察中指出的，“对不熟悉的人表示敌意，是内在有极大不安全感的迹象。”

这些行为持续加剧了社交恐惧，她指出，有令人不寒而栗的后果：

如果你没完没了地告诉别人他们不幸福、不完整、精神可能不正常并且绝对自私，那么他们在早上醒来感冒了，并且怀疑自己是不是寂寞无依，而不仅仅是“独居”的时候，看到的一定是个阴郁的早晨。

(实际上，独自一人和孤单的重要差别不仅是引起我们心理不安的核心因素，甚至还会造成我们身体上的不适 — 独处可能对于创造性活动必不可少，是成就一些天才神话的关键要素;孤单经科学家发现，则会产生致命的生理后果，让我们处于从患上心脏病到痴呆症的各种风险中)

有点矛盾的是，梅特兰指出，我们很多最受追捧的文化偶像都把孤独嵌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中，从非凡的探险家和冒险家，到著名的“天才们”。她列举了伟大的默片演员葛丽泰•嘉宝 (Greta Garbo)，一个著名的离群索居者，作为一个格外具有说服力的例子：

嘉宝在无声表演艺术中运用细腻微妙的表情，为观众带去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退修后，她过着朴素而闲适的生活，有时称得上是“漂泊不定”。不过她一直有几个过从甚密的朋友，一起携手出游。她没有结婚，但是有过几次认真的恋爱经历，对方有时是男人有时是女人。她收藏艺术品;四处游走，无论是孤身一人还有有人陪伴，特别是在纽约。她能巧妙地躲开狗仔队的跟踪。由于选择退休，她在生命中余下的时间里始终如一地拒绝继续拍片的机会，我们有理由假定她对这个选择感到满意。

实际上很明显，纵观历史和诸多文化环境，很多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对离群而居的追寻都达到了嘉宝那种程度，而且在经历这种生活方式一段时间后，会继续坚持自己的选择，即使有绝佳的机会过上社交更丰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