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辩论马尔萨斯理论

2017-03-14

评析《人口原理》(初版)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英国社会经济状况有密切的关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英国和整个欧洲社会大变革的年代，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实现使英国社会经济得到飞快发展，资本积累和财富积聚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人口也在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又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迅速恶化，失业和贫困成为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也促使英国劳动群众反对失业和贫困的斗争日益高涨。维护和反对现存制度的思想斗争日益尖锐化，在英国出现了葛德文(1756～1836)等人主张社会改革的著作，而马尔萨斯则以其对立面的姿态登上了英国思想界的舞台。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评戈德文先生、康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最初是匿名发表的，其观点是在与他的父亲讨论中逐步形成的。1793年戈德文的《政治正义》问世，抱有理想主义的父亲对戈德文关于社会改革和进步的思想表示赞同，而儿子则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在父亲的建议下马尔萨斯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书，公之于众。

《人口原理》初版引起的轰动使作者深受鼓舞，他决心收集更多资料，扩大研究范围，于1798年访问了瑞典、挪威、芬兰和俄罗斯等一些国家和地区，1802年又访问了法国和瑞士，并于1803年出了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再版的篇幅大为增加，从5万扩充到到40余万字，更重要的是主题的改变，从人类是否可完善这一比较抽象的命题，变成了大多数劳苦大众贫困的根源这类高度敏感的主题了。该书在作者生前又先后发行了四版(1806，1807，1815和1826年)。

《人口原理》问世后，受到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伟大代表李嘉图的高度评价：“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这里有机会表示赞扬，不胜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我相信它应有的声誉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转播遐迩，因为它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i]现代英国伟大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达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类苦难的线索。《人口原理》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些新奇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并对这一原理做出极具冲击性的强调，这才是此书的重要性所在……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初版的基本论点可以概述如下：

1，两项公理：食物为人类所必需;两性情欲是人类本性;

2，两个比率：人口以几何比率增加，生活资料以算术比率增加。

3，平衡法则及其后果：大自然要求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这势必使人口增长受到

抑制，抑制分为积极抑制和预防性抑制，积极抑制是指战争、瘟疫、传染病等所造成的现有人口的减少，预防性抑制是指人们因为预见到后果不堪忍受或不愿承担而减少人口的出生，这只对上等阶级有效，而积极抑制只会导致贫困和罪恶，并多半要落到下等阶级或穷人身上。

4，取消单纯救济的济贫法，而代之劳动力自由流动、开垦土地和奖励耕作等方法。

在评价马尔萨斯的这些基本论点时，我以为特别需要强调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马尔萨斯把人口增殖完全看作一种自然生理现象，认为它只受某种自然法则的支配，无视人口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性质和受社会经济规律支配的一面，这显然是一种片面和错误的见解。人口既是一个生物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同样，支配人口运动的规律也具有自然生物属性和社会阶级双重属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现象和运动规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本运动的调节和支配;同样，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规律也逃脱不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双重力量的支配。至于自然规律和和社会规律的作用形式和两者的消长和比重，则会随各国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影响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第二，马尔萨斯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行径辩护，替富人说话，指责穷人和无产者不知节制生育以致贫穷，甚至要求完全取消贫民受救济的权利等等，这些显然应当受到谴责;然而，也应看到他的观点和政策建议，何尝不是统治阶级对产业革命后所出现的失业和贫困问题的一种反应和回答，这种回答包含着要求实现劳动市场自由、以奖励开发生产代替单纯救济的合理见解，这是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要求的，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不无参考意义。

第三，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所包含的最值得肯定和重视的东西，就是他认为人口数量应当同生活资料数量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引起严重后果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早已被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尤其作为一个在人口问题上经历过极大理论和认识偏差而导致重大失误的国家，我们中国人对于马尔萨斯所强调的人口应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的观点的正确性应有切身体会和足够估计。

第四，“两个比率”的说法确有夸大之嫌，缺乏严格科学论证和广泛经验数据的支持，不足为据;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所包含的一个简单事实：对人口如不加以限制和调节，势必对生活资料形成重压;其它国家情况如何暂且不论，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再次证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五，指责马尔萨斯《人口论》系剽窃之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尔萨斯以前，英国和法国一些学者确曾提出过与马尔萨斯相似的论点，例如，康替龙认为人口会不断地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华莱士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口有按几何级数增长从而超过食物增长的趋势;唐森也认为人口增长始终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趋势，还认为下层民众必然陷于饥饿和贫穷，因而按照济贫法去救济贫民违反自然;亚当·斯密也提出过人口增值会受到生活资料限制的思想，等等。马尔萨斯受到这些作者及其观点的影响，在他的书中对这些作者的著作和论述多有引述，这些都是事实;然而，他在《人口论》序言中公开声明自己参考了休谟、华莱士、亚当·斯密和普雷斯博士等人的著作，而且在引用之处大都指出了出处，作了说明。更重要的是，稍加比较即可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对前人相关理论观点的某种归纳、总结和发展，首次创立了人口理论体系，使之包含人口理论、历史和政策建议等项内容，而在理论部分，又将相关论点纳入公理、定理和规律的框架，使人口理论体系初显雏形。

《人口原理》(再版)最值得注意的改动

关于《人口原理》再版的变动，马尔萨斯自己说，“和前作(即第一版)比较起来，我在贯彻本书的原则上有一个大不相同的想法，就是认为存在另外一种抑制人口的方式(按指预防性抑制中的道德抑制，这是再版时新增的一种抑制方式)，它既不属于恶习，也不属于苦难。而且在本书的后半部，我将尽力使我在第一篇论文〔按指第一版〕里所得出的某些苛酷结论变得缓和……关于社会可能的改善，我也希望不表述任何得不到历史经验支持的看法。对于那些仍然认为对人口的任何抑制都比要救治的灾难更糟糕的人们，前著中的结论仍然完全有效。因为如果我们一旦接受这种意见，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社会下层阶级中所广泛存在的贫穷和苦难是绝对无法救治的。”

其实，最值得注意的增补和修订还有一点，也是最应该受到谴责的一点，即贫民无权受救济的思想，这集中体现在这样一段著名论述中：“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经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相应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食物，而且实际上，他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大自然的盛宴中，没有他的坐席。就像是一个人没被邀请而前去参加宴会一样，女主人命令他离开，如果他不能唤起某些宴席中的宾客同情的话。而如果有宾客站起来为他让坐，其他不请自到的人会立刻闯过来要求得到同样的恩赐。如果来者将分食物的消息传开，宴会厅里将会挤满数不清的想要得到的人。宴会的秩序与和谐就此破坏了，先前的富足变成了现在的困乏;宾客们的欢乐被破坏了，大厅里的每个角落都是痛苦和依赖的场面，都是被激怒的人们闹嚷嚷地纠缠不休，因为他们曾被告知得到一分食物但并没有找到。客人们将后悔不已，他们不该抵制女主人发布的对闯入者的严酷命令，因为女主人希望她所有的客人都有足够的享用，但她知道她无法满足源源不断的人们，因此当她的宴席已经坐满时，她就要客气地拒绝那些新来的人。”

马尔萨斯在该书再版中对社会现状和未来前景的看法，同样表达了他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基本立场，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上等阶层和下等阶层这两部分人自然是绝对必需的，也是必然存在的，不但是必需的，而且还是有益的……但仔细比较一下欧洲的国家，我们就会看到，在上、中、下三个阶层的相对比例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别，由于这种差别的影响，我们增进人类社会广大群众的幸福是有希望的，这种希望寄托在增进中等阶层的相对比例上。”

第二，通过人口原理教育，会使人们领会由人口因素产生的问题：“(一)如何消除贫困与政府的形式或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既没有多大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二)因为有钱的人实在没有能力为穷人找到工作并维持其生活，所以，穷人们也就没有权利向富人们需索这些东西。十分明显，如果下层阶级的人都知道这些，那么他们就会以更大的耐心来忍受他们可能遭受到的困苦，就不会因贫困而对政府和上层社会感到不满和愤恨了……下层阶级的人民，作为一个集体来说，就会更温顺、更守秩序了……。”

第三，“总起来说，在减轻因人口因素而产生的灾害方面，虽然我们未来前景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光明，但前景绝不是完全令人失望的，这其中不排斥人类社会的不断改善，这种改善正式我们所期待的。

对于人口原理的研究使我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决不能把我们赖以向前攀登的梯子推倒，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可以不用这个梯子而继续向前。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将永远由有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组成，各个阶级的境况和二者之间的比例可以改变得更加和谐与美善”。[vii]值得注意是：这里所谓“梯子”，应是指他所维护的现存社会制度，尤其是私有财产制度和社会阶级结构;在社会未来可否完善这一问题上，马尔萨斯显然缓和了他原先所坚持的完全否定的极端态度。

评析《政治经济学原理》之地租论和生产过剩危机可能性论

李嘉图赞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但是在地租和生产过剩问题上他们进行过长期的争辩，先是在相互通信中交换意见，后来发展到公开论战。讨论和争辩的焦点是地租的性质和原因。马尔萨斯认为，地租是自然恩赐，是由于土地和农产品自身具有某种创造产品余额和创造需求的性质所致，而与社会经济制度无关;只要不断增进土地肥力，就能使地租不断增加;地租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地租越多越好。李嘉图则坚决认为，地租是农产品价格高昂的结果，而农产品价格高昂是由于土地数量有限，优等地地更少，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求，不得不耕种劣等地，促使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的结果;地租的形成和增加不是财富的增加，只是价值的转移，是越来越多的财富被转移到土地所有者手中。总之，在马尔萨斯看来地租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李嘉图则认为地租是一种市场价值和价格现象。

李嘉图的观点显然更胜一筹。地租固然有其自然历史基础，这就是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没有这种生产力，土地剩余产品无以产生。然而这仅仅是产生地租的自然基础和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和必然性。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条件是土地私有垄断和土地经营垄断，前者使绝对地租成为使用土地的必然要求，后者使级差地租成为土地经营的必然要求。李嘉图地租论的优越就在于他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角度解释了地租的基础和来源，同时也承认土地数量和土地品质的差别是产生地租的条件，不过他只承认级差地租而否认绝对地租，这是其理论的一个缺陷。

关于生产过剩危机可能性问题，作为工业资本家的忠实代言人，李嘉图力主增加储蓄以增加资本积累，并且完全相信所谓“萨伊定理”(“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即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愁卖不出去。这种乐观态度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发展前景具有信心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需求在当时还没有构成发展生产的限制这一事实，展现在当时世界第一强国面前的仿佛是无限广阔的国内和世界市场，这使萨伊定理得以大行其道。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尔萨斯提出消费不足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观点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马尔萨斯承认“无疑地，通过节约，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立即提出比平常多的产品，来维持生产性劳动。假定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这样被雇用的生产性劳动者，正和从事于私人服务的人们一样，是消费者;而且，就劳动者来说，消费和需求都不会减少。”[viii]但是，马尔萨斯又指出，出于两方面原因，新增生产性劳动所多生产出来的商品可能卖不出去，从而形成生产过剩。

一方面，“使用于生产性劳动方面的工人所产生的消费和需求，决不会单独地成为资本的积累和使用的动力”。[ix]这就是说，这些工人的消费和需求不会超过他们自身的消费和需求，即维持自身生活及其后代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资本不会单独为这一部分消费和需求而积累，生产不会单独为这一部分需要而扩大，资本积累和扩大生产的动力是资本利润。

另一方面，“就资本家本身以及地主和其他富人来说，假定他们同意节约，减缩通常便利品和奢侈品的消费，从收入中节省一部分下来增添到他们的资本中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增加生产性工人而多生产出来的商品，将不可能找到买主，除非这些商品的价格跌倒使价值低于生产成本，或者至少跌到使利润减少，因而大大削弱节约的能力和志愿。”[x]这就是说，资本家和其他富人不可能将新增利润都消费掉，他们要节约消费，积累资本。工人消费和需求不会超过他们自身的限度;资本家、地主和其他富人的消费和需求又由于要节约以积累资本而受到限制，其结果就是消费和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不能不说，马尔萨斯的这些分析有其合理性。

此外，他对“萨伊定理”也进行了相当尖锐与合理的批评。他指出：“然而，在一般应用上，我觉得这个学说完全没有根据，并且与支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原理完全相反。”[xi]他提出的理由主要是两点：第一，事实上，商品决不是都和商品交换，很多商品是直接和生产性劳动或私人服务向交换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品和它们所要交换的劳动比较起来，它们的价值可能因过剩而下跌，这同其他商品没有什么两样。第二，由于资本积累，原先从事私人服务的人都转变为生产性劳动者，于是，市场上商品数量大为增加，可是这两类劳动者的总数并没有增加，他们的需求也没有增加，而地主和资本家为了消费而购买的欲望和能力根据假定是下降的，这样以来，与劳动交换的商品价值就必然会降低，以致大大地降低利润，因而暂时地抑制进一步的生产。

马尔萨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过剩显然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萨伊定理”的出现和它在成百年间被奉为信条，反映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资本积累的客观需要，为资本主义初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功不可没。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尽管马尔萨斯的批判意见有其正确性，但它不可能占上风。这是历史的选择。

马尔萨斯还进一步指出了否认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可能性论的“基本错误”

第一，马尔萨斯认为，他们把商品看作仿佛是许许多多其相互关系应加以比较的数学数字或算学符号，而不是必须与消费者的人数和欲望联系起来看的消费品。这就是说，他们总是假定需求没有变化，只去比较商品中耗费的劳动量，以为只要商品中耗费的劳动量相等，便可以实现等价交换。在马尔萨斯看来，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因为如果考虑到消费者人数及其欲望的变化，则不能仅仅根据其中的劳动量就断定一定可以实现等价交换，一旦需求不足，以劳动计算的商品价值就会大大下降，以致同一产品尽管耗费的劳动量相等，却不再能换取同一数量的劳动，甚至危及利润，这样以来积累的动机和能力就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马尔萨斯还指出，他们对有效需求的看法也是很片面的，即以为一种商品能够交换另一种耗费了等量劳动的商品，就算是有效的需求了。但是，如果把供求关系变化对商品交换的影响考虑在内，需求是否有效就会复杂得多。他说，尽管每种商品都可能耗费了等量劳动，而且在交换中也可能恰好相等，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按照劳动计算的比例关系没有改变，可是这些商品为什么不能那样地丰裕，以致不能换取多于它们所耗费的劳动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不会丰裕到不能产生利润的程度呢?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需求还算不算有效呢?这种需求还会促进商品的继续生产吗?肯定不会。这就说明离开供求关系，单以劳动来衡量需求是否有效是不行的。应该说，马尔萨斯正确地指出了李嘉图否认普遍生产或资本过剩的原因之一，在于后者坚持其片面的劳动价值原理，忽视市场需求也是商品交换和价值决定的决定因素。

第二，马尔萨斯认为，他们否认普遍生产过剩可能性的另一种基本错误是：“他们不考虑人类天性中像懒惰或贪图安逸这种非常普遍的和重要的因素的影响。”他们假定人们总是喜爱奢侈品和不喜爱怠惰偷安，又认为相当部分的利润都会被企业家作为收入而消费掉。所以李嘉图才会说，当一向相互交换必需品的一些农场主和一些工厂主的生产能力骤然增加、还能够生产奢侈品时，他们相互之间的需求不会发生问题，因为他们能像过去交换必需品一样，相互交换奢侈品。可是，马尔萨斯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充分表明，对日用品和奢侈品的有效嗜好(就是，能够适当地刺激勤勉努力的那种嗜好)，不是需要的嗜好就立刻就有，而是必须慢慢地养成。认为人类当然会按他们的生产和消费的能力来进行生产和消费，永远不会贪图安逸而不爱勤劳的报酬，这种见解是极其错误的。”

马尔萨斯的本意在于说明有效需求可能因为贪图安逸等消极因素而不足，从而导致资本或生产过剩，这种情况可能存在，但是把少数人的不良习性作为论证需求不足的理由显得十分牵强。勤劳是广大劳动者的天性，不断追求新的满足也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以少数人的懈怠说明需求可能不足是缺乏说服力的。

第三，马尔萨斯不无根据地指出，李嘉图等人更严重的错误，“在于认为积累能够保证需求;或者说，目的在于节约的那些人所雇用的工人的消费会造成一种足以促使产品不断增长的有效需求”。[xv]马尔萨斯认为：“如果说，对消费的充分热情可以完全维持供给和需求间的适当比例，不管生产的能力怎样;那么，似乎同样可以说，对积累的异常热情必然会使商品的供给超过这种社会的结构和习惯所能容许的有利的消费的程度。”在马尔萨斯看来，资本积累推进到一定程度，由于减少了对产品的有效需求，就一定会使劳动者失业。他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能通过长期缩减消费来积累资本而成为富国，因为这样的积累超过了供给产品有效需求所需要的程度，其中一部分很快就会丧失它的作用和价值，不再具有财富的特性。他还认为，在人口和资本增加以前，必须先有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即那些能够并愿意为它们支付一个适当价格的人的需求。为了谋求财富的持续增加，而继续把收入转化为资本，同时对资本所生产的产品却没有足够的需求，那是徒劳无益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积累便会造成普遍生产过剩。

马尔萨斯批判萨伊定理并肯定一般生产过剩危机可能性的初衷，是为论证有必要存在一种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为土地贵族阶级利益立论，他为此受到代表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李嘉图的批判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令李嘉图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他所钟爱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在比较顺利地运行了百多年之后，在20世纪20-30年代却导致了规模空前的生产长期停滞和大量失业。历史似乎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李嘉图所深信的“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失去了光辉，而马尔萨斯屡遭批判的需求不足原理却成了经济学的新宠，并且成为凯恩斯经济学所代表的新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的先声，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