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人的创业故事
潮汕人所在的潮汕地区在古时称为潮州府，如今潮汕地区则主要指潮汕三市：潮州市、汕头市、揭阳市以及原潮州府丰顺县。他们敢于闯荡、善于经商，在各大领域尤其是商界成就显著，故早在上世纪初便被誉为“东方犹太人”。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潮汕人的创业故事。
潮汕人的创业故事一
卖文化,要先对文化烂熟于胸
三个80后“潮汕合伙人的办公室能用“有趣”来形容。阳台边、窗台上摆满近百种多肉植物,包括难养的品种虹之玉、熊童子等。最近天气热,有些多肉植物掉叶子,李怀远特地给它们安上了遮阳网和小风扇。在办公室里,3个小伙子除了工作,其他的时间都用来“伺候”多肉。有时,朋友也会专程过来参观讨教多肉植物的养护方法。
能容纳10人的办公室被各种刺绣、骨雕、木雕、宫扇装点得古色古香,随便拿起一个端详,看客都会被其精致所打动:来自顺德伦教的香云纱少见地被制作成围巾,棕色的流苏给它增色不少。长和宽不超过60厘米的骨雕摆件,竟然集齐了广州塔、西塔、五羊等知名地标,很有看头。这些产品,就是李怀远他们的文化礼品公司的出品,在政府、企业和医院等机构的政务往来和商务往来中,它们会被小心翼翼地打包,充当“文化使者”。
3年多前,广州亚运会刚刚落幕。亚运会期间各种机构的各种交流、访问让3人看到了商机。于是,在芳村造船厂上班的黄喜顺,和同在礼品公司上班的李怀远和蔡壮伟很快从公司辞职,成立了这家集开发、设计、生产于一体的公司。
“当时一心想,岭南文化值得推广,也值得做成生意。”起步的时候是很艰难的,李怀远说起当时的“白手起家”仍然滔滔不绝,感叹同为潮汕人能吃苦耐劳。前往顺德、肇庆、潮汕等地考察学习,没有人搭线,只能在网上搜索资料,挨家挨户问过去。为了看看在香云纱上面刺绣的效果,3个大男人跑到中大布匹市场,买回布自己动手绣花。“要卖文化,要先对文化烂熟于胸。”黄喜顺说。
“创业时,最好不要太早成家!”回忆一路走来的艰辛,李怀远还不忘笑着补充了这么一句。
低迷市场中站稳脚跟,并非易事
在广东,大部分生产文化礼品的公司不把这当做主营业务,广州广越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是少有的最集中生产岭南文化特色礼品的公司之一。目前,公司主要为行业协会商会和500强大型企业等提供“全方位礼品解决方案”。听起来很高大上,事实上,在这几年低迷的礼品市场上想站稳脚跟,不是那么容易。
李怀远笑说,挑战之一来自于他们做的是“慢生意”,全部产品都是全手工和半手工制作,有时产品生产周期长,有时客户订货量少,都会给成本带来压力。另一个挑战是同行价格战,近年来政府采购变少,同行竞相压低价格。“我们的全手工产品价格很难下去,是随大流,还是坚持品质?”黄喜顺常常因为这样的困扰而低落。多方衡量之后,他们决定更多地将市场重点转移到企业,并走300-400元的全手工定制小工艺品路线。
目前,公司将业务的“主战场”转移到了金融、房地产、移动通信行业等公司。负责业务的黄喜顺在跟诸多机构对接时,也慢慢总结出他们的不同喜好。比如,国企将客人分档次,不同档次对应不同的礼品,董事长办公室喜欢挂大幅手工刺绣;金融、地产公司舍得花钱买刺绣或骨雕,然后在作品中把办公大楼加在地标建筑物旁边……
一个团队只能有1个Leader
潮汕人喜欢抱团做生意,李怀远、黄喜顺、蔡壮伟3个人也不例外,但就算公司现在年营业额几百万元,他们也不会再增加合伙人了。蔡壮伟说,合作人太多,公司运营就不好操控,现在正好是“铁三角”的稳固关系。在公司,3人的分工各有不同:李怀远负责产品设计和工厂对接,黄喜顺负责业务洽谈,蔡壮伟当起后勤“大管家”。
一个创业团队,只能有1个Leader,无论成员有多少不同的想法,这是3个80后合伙人的坚持。无论在哪个创业团队,总是手握技术的人更有话语权,在他们公司也是如此。李怀远对于产品设计和开发很有想法,对市场反应灵敏,也更喜欢接受各种挑战,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团队里的意见领袖。蔡壮伟很认可他的能力:“他决定的事情,我们两个人就去推,这就形成了合力。”
有人大胆,有人保守,所以会产生分歧,幸好,还有10多年的友情基础。每周,3人会有常规和见完客户之后的讨论会,当大家的意见僵持不下时,往往采取折衷的办法,把各自好的部分融合进来。李怀远说,出现分歧时聚在一起考虑现状和长期策略,矛盾往往就会消失。
潮汕人的创业故事二
1979 深圳元年
第一个登上蛇口半岛的香港女商人
记不清是哪一天，我第一次从香港坐船踏上蛇口的土地。我当时还不到40 岁，一心只想着干点事情……"多年以后，"马太"这样回忆1997 年第一次从香港到蛇口的情景。
在讲述蛇口的故事时，就让我们先从一位被称为"马太"的香港女人讲起吧。
一直到现在，说起"马太"，在蛇口仍几乎无人不晓，除了袁庚，"马太"绝对是蛇口第一阵列的名人。因为她是第一位到蛇口投资的香港商人，也是一位首始至终跟随袁庚在蛇口打天下获得巨大成功的港商。
"马太"名叫陈惠娟，潮汕人，之前一直在香港做生意，但做的都是与内地有关的生意，不过做得都不是太大，仅仅勉强维持而已。商人的特点是信息灵通，由于是做内地生意，她更是格外注意打探内地在香港公司的消息。1978 年10 月的一天，"马太"听招商局的人说，北京派来了一位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工作，很有来头，名字叫袁庚。11 月1 日，招商局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为袁庚举行盛大招待会。
马太再一打听，袁庚在香港早已大名鼎鼎，他原在东江纵队做情报工作，早年就活动在广东和香港，在香港有不少老部下，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特别能打仗，又有谋略的人。对袁庚任职招商局，香港各界反应热烈，充满期待。
招待会这一天，"马太"精心装扮一番出现在了招待会现场。招待会盛况空前，来了很多政商人士。袁庚在会上宣布："香港招商局正拟大力拓展业务，除继续经营已有的船舶代理、远洋货运和本地仓库码头业务以外，将直接经营船舶买卖以及大力开展同交通部运输有关的各项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这些业务主要为中国服务，也乐意为国外服务。"
在这次招待会上，马太接近袁庚，并有重量级人士引见。她表达了与招商局合作的意愿，并留下电话，希望能进一步详谈。
果然，几天后，袁庚就接见了这位算得上老乡的"马太"。拐过年来，招商局发展部的人就找到"马太"，说招商局将在深圳南山半岛的蛇口建设一个工业区，请她从香港采购建设人员所需的生活用品，列出的用品清单上有粮食、食品、棉被、蚊帐、铁架床、办公桌、炊具等等。
人马未动，粮草先行。"马太"采购完这些生活用品，运到码头上，装上招商局的小货船送到了蛇口。
这就是"马太"第一次登上蛇口海滩时的情况。
历史无法回避大人物。那位"拉""马太"到蛇口投资的袁庚是何许人也?
袁庚是深圳人，并且与招商局有缘。深圳和招商局成就了他后半生的辉煌人生。1917 年4 月23 日，袁庚生于宝安县大鹏镇水背村据大鹏镇的老人介绍，袁庚本姓欧阳，后来参加中共抗日武装东江纵队后，为不连累家人，才改随母姓。
1930 年，袁庚小学毕业。13 岁的他只身远走广州，寄住在一位亲戚家中，在一所补习学校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中学考试。1931 年，袁庚以广州市会考第8 名的优异成绩，被广雅中学录取。
1939 年3 月，袁庚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江纵队训练队教官、护航大队副大队长等职。
1944 年，27 岁的袁庚出任东江纵队联络处长，负责与美军进行情报合作。
1945 年秋，袁庚以上校军衔应邀赴香港，与后来成为英国海军元帅的夏悫少将进行谈判。1949 年10 月，袁庚作为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炮兵团长，率部南下，解放了珠江口岛屿。
1950 年年初，袁庚随中国军事顾问团奔赴越南，成为胡志明的情报、炮兵顾问。
1955 年4 月，已于两年前就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的袁庚，在万隆会议期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前后，参与执行了保卫周恩来安全的重要任务。
1963 年4 月，袁庚在杨尚昆、廖承志等人的领导下，参与破获国民党特务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1968 年4 月，经康生批准，袁庚被捕入狱，后经周恩来等人过问，才于1973 年9 月获释。
1974 年年底，在廖承志等人的关怀下，袁庚就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在叶飞麾下参与了众多海事谈判工作。
在共产党内，袁庚的职务不高，但争议颇大。
杨成武上将说，20 世纪的许多好事、许多坏事，都让袁庚碰上了。交通部原部长曾生说，袁庚在抗日战争时期任东纵联络处长，解放战争中任过两广纵队作战科长、炮兵团长，是一位经过考验，有胆识、有能力的干部。
国民党少将余兆麒(后任香港联合银行董事长)1945 年在夏悫少将司令部中与袁庚有过接触，当年对袁庚的印象是"盛气凌人，不知天高地厚"。
"文革"中，康生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应立即逮捕，与曾生一案共同审讯。"
一个人的才华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来的。出狱后的袁庚已年近花甲，但他敢言的个性没有改。有一次，他随叶飞到丹麦访问，叶飞对丹麦著名的造船企业B&W 公司的管理方式与经济效益非常感兴趣。回国后的一次会议上，叶飞便提出将上海造船厂交给丹麦人管理。众目睽睽之下，袁庚发表反对意见："上海造船厂现有的1.2 万人怎么办?能上船台的仅有五千多人。"
会后，有人笑对袁庚说，你胆子可真不小，敢顶叶司令--就任交通部长之前，叶飞是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孰料，此后叶飞愈加赏识袁庚。1978 年6 月，叶飞向袁庚交代了一项任务：到香港调查招商局的情况。袁庚对香港是熟悉的。他是深圳人，当年东江纵队的活动范围就包括香港。"文革"中，袁庚入狱，罪名就是与曾生合卖香港，获金若干云云。
到了香港，招商局的现状令人痛心。1950 年起义时，招商局有13 条船，包玉刚才有两条船，28 年过去了，包玉刚已成了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多达2 000 万吨的船队雄踞东方，傲睨四海。而招商局……
袁庚引用一句古诗形容当时的心情：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调查工作完成后，袁庚执笔起草了一份文件，经交通部党组讨论后于10 月9日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3 天后，1978 年10 月12 日，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圈阅了交通部的《请示》。不无巧合的是，125 年前的1872 年12 月23 日，李鸿章向清廷呈奏《试办招商轮船(4.770,-0.02,-0.42%)折》，同治皇帝也是在3 天后恩准的。对此，有人开玩笑说：假设当年同治皇帝的太监把李鸿章的奏章打入冷宫，后来国务院的秘书也把交通部的报告塞进抽屉了事，那么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袁庚听了这个玩笑后，顺口说出"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后来与"时间就是金钱"合在一起被树在了蛇口。
袁庚起草的这份《请示》，摒弃了"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传统观念，突破了"不用西方世界资金"的思想禁区，郑重提出"多方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等大胆设想。"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等提法，在当时都是陌生的，既令人耳目一新，又令人触目惊心。
袁庚的请示之所以批示得如此之快，是因为它迎合了当时中央的思路。1978 年年初，谷牧副总理带队的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经济考察团对欧洲做了一个月的考察，国务院正在研究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问题。
这样，袁庚就当上了招商局第29 代掌门人。
到了香港，袁庚感觉无法大展手脚。当时香港繁华地带的地价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一平方英尺1.5 万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的地价也在500 元港币以上。
袁庚迅速把目光看向隔水相望的宝安县。为什么不能利用宝安县的土地呢?袁庚到广州去见东江纵队的战友刘田夫。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对袁庚的想法坚决支持。袁庚马上驱车赶到自己的家乡大鹏，但这里道路不平，水源匮乏，电力有限，发展工业限制很多。最终，袁庚选中了南山半岛的最南端蛇口。11 月下旬，叶飞访欧回来，袁庚请他在香港逗留3 天，向他汇报了创办蛇口工业区的设想。
1979 年1 月6 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二十多天以后，袁庚接到通知，立刻飞赴北京，向李先念和谷牧当面汇报。1979 年1 月31 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进了中南海李先念的办公室。这次会见，确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命运，也为袁庚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袁庚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请中央在蛇口划出一块土地，创办招商局工业区。
李先念说：给你一块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简直不敢相信映入自己眼睛的图像：李先念手中的红铅笔，在宝安县地图上整个南头半岛一带，轻轻地划了一个圆弧。一向反应敏捷的袁庚，竟没有随口接住李先念划出的这片土地。
事后，袁庚承认，那一刹那，他的确有过一阵强烈的思想冲突。
一、划出一块地盘，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一场试验，一旦出现闪失，势必对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形势造成不利影响。
1979 年7 月2 日，深圳炸山填海，打通蛇口五、六湾间通道，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招商局档案馆提供)
二、开发蛇口工业区，国家不给投资，资金全靠自筹，找米下锅，何其难矣，而地方越大，困难越多。
三、高雄、巴丹、裕廊等较为成功的工业区，面积均不过有限的几平方公里而已，这些地方的基础条件，又都比蛇口优越许多。
后来，蛇口工业区实际确定的范围为蛇口镇冰厂以西至五湾，约占荒田1 000 亩;同意将赤湾片区划给招商局做旅游区，面积另算。
10 年后的1989 年3 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青年学者丁宁宁，在成都举办的一次经济研讨会上批评说，袁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他不要，所以造成现在的被动。所谓被动，是指后来与深圳的土地之争--此乃后话。
1979 年7 月2 日，蛇口工业区炸山填海，打通五湾、六湾之间的通道。蛇口工业区的这一声炮响，也具有历史意义，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马太"陈惠娟隐隐察觉到了历史的决策过程，感觉到了蛇口开发的机会，因此多年后她说："当年我之所以来蛇口，其实和早年许多来蛇口的人一样，是跟着袁庚来的。"
1980 骑着单车过河来
自行车驮过世界500强
从香港走到深圳的不仅有香港人，也有台湾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这些先行者都嗅到了大陆特区投资的机会，悄悄试水，试探着把脚伸到了河对岸。
商人的市场嗅觉总是敏锐的。
1978 年12 月17 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合作公报》，宣布从1979 年1 月1 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第二天，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人就跟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亨达就是可口可乐亚太分部的负责人。协议确定，可口可乐以补偿贸易方式及其他支付方式，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旅游区提供制罐及罐装设备，设立专厂装罐装瓶，在中国市场销售。在罐装厂建立之前，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协议还有一条规定："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
此举大大刺激了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百事可乐。
1979 年8 月28 日，在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短短一个月后，百事可乐在香港的业务代表李文富就向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到深圳投资设厂的意愿。李文富是菲籍华人，他很快得到回音并被约来深圳进行洽谈。从双方代表开始接触到1981 年2 月签约，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辞劳苦地两地奔波。
在双方的诚意和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建立起深圳市饮乐汽水厂。李文富兼任深圳市饮乐汽水厂董事会董事。
在来往香港和深圳的路途中，在深圳路段，李文富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因为当时香港的汽车还不能开过来。百事可乐就是李文富用自行车驮到深圳的。
根据协议，我方提供5 000 多平方米的土地，百事可乐提供设备和50 万美元的流动资金，80% 产品外销，港币结算;20% 内销，以人民币结算。合作期15 年，前5 年，企业利润我方55% ，百事可乐45%;5 年后，我方利润60% ，百事可乐40% 。
饮料厂很快建成投产。百事可乐进入中国市场输给了可口可乐，但是在建立罐装厂上却抢了先。在这场商业竞争中，比的是政治敏感度。1972 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可口可乐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机构，临时办事处就设在王府井(19.740,-0.17,-0.85%)街口的北京饭店。但是在建立罐装厂时，他们却要和上海的正广和汽水厂合作，遭到意想不到的抗拒和抵制。上海的报纸发表文章，指此举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可口可乐就是引进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打击民族工业。可口可乐的罐装厂建设被迫拖后。
后来，有人埋怨中央没有及时地把上海浦东同深圳、珠海等列为第一批经济特区，延误了上海的发展。事实是，当年上海不一定肯当这个特区，不一定肯承担背资本主义黑锅的风险。可口可乐罐装厂被赶出上海就是一例证。
而百事可乐却从深圳特区打开缺口，变被动为主动，抢先建起罐装厂。由于在建立和发展百事可乐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和促进双方良好合作方面做出了贡献，李文富从百事公司在世界14 个销售区的15 000 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百事可乐每年两个名额的杰出奖之一，百事可乐集团公司总裁亲自远涉重洋，从美国专程到香港向李文富颁奖。
在深圳，除了香港和台湾，日资企业占第三位，那么谁是到深圳投资的第一位日本企业家呢?
1980 年夏天，一列陈旧的货车，从香港方向飞驰而来，驶过罗湖桥，停稳在深圳火车站。货厢沉重的铁门打开了，拥挤的人群从车厢里跳下来，向出站口涌去。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落在人群的后面，一边用纸巾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用探询的目光环顾着四周景物，缓缓地向出站口走去。他看上去大约四十多岁，身材适中，面色温和。他，就是日本投资者二村宽。这是他取道香港，首次踏上中国大陆。
二村宽是日本东京自动车株式会社总经理，另外还拥有两家企业。他从未投资海外，这次是他第一次尝试到海外投资，他选择了中国，而且首选深圳特区。这次探访，达成了中日合作投资华日汽车有限公司的协议，并很快实施。
后来，二村宽风趣地说："别人是到凉爽而又环境好的地方去投资，我到这个又闷又热的地方投资，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来深圳时正巧是夏天，我乘着一列很破旧的好像是用来装猪的货车，从香港上车时人又多，排队等候，挤上车后根本没有地方坐，车厢里又闷热又臭。那时，心里确实很不舒服，但是，我咬着牙，决心到中国看一看。"
二村宽认为，合资建厂最重要的是人的理解与配合，因此他把工厂取名"华日"。二村宽原是丰田公司的员工，"华日"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家丰田汽车特约维修厂。
寻根溯源，在深圳还能找到到大陆投资的第一家台资企业。1981 年，台商投资的"深圳华侨家私厂"厂牌是由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亲自书写的。台商张清源生在台湾，祖籍是福建清源县。他是假道香港到深圳投资的。工厂建成以后，他过来深圳的时间不多，主要是委派香港和大陆的人员管理。这家小厂虽然只有一百多人，但生产的家具质量上乘，打入国际五星级的日本帝国酒店等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