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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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平平淡淡的一句话，”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让读者的思绪跟随作者的笔触，一下子进入了小说所塑造的平淡氛围，故事就行云流水地开始了。明海的出家，在他们的家乡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认为在他们的家乡当和尚似乎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他的家里人包括已出家多年的舅舅也是这样认为的，明海在荸荠庵里的小和尚生活是很清闲的，早起开庵门，扫院子，烧香，再就是念早经和晚经。舅舅教念经就和教书一样，强调的是练嗓子。小英子是个花一样的姑娘，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他。她明知道明子是去做和尚的，但却没怎么避讳她让明子画石榴花、栀子花等绣花的模板，两人在一起裁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割稻子、打场子、捋荸荠、在芦苇荡里划船。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两人成为了好伙伴，小说的最后小英子告白了“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大声的说：“要!”。小和尚明子和小女孩小英子在小那种充满波折，海誓山盟般的感情纠葛，所有的只是两个孩童之间的朦胧恋情。可见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并不讲究奇与险，也不需要太多的起承转合、花头技巧，小说不需要什么爱恨情仇离合悲欢，读者却能从他那平淡简洁、洗净铅华的文字中间，去领会出旧时底层人民的辛酸和悲苦，并从中感悟世态人情，和他那颗悲天悯人的乐观情怀。
二.风格特色的诗意与和谐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入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受戒》虽然写的是凡人小事，民俗乡情，但那是一种来自生活的会意和熨帖。如明海跟随舅舅去出家，穿过县城，在他眼中“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片的猪肉。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作者又写出了明海年龄尚小，第一次出远门，乍一接触热闹繁杂的县城，应接不暇，眼花缭乱。这段话没用一个文从理顺的语句，有的只是一个个有色有味、可感可触的具体词汇，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铺排而至。连续不断地冲击着读者的直觉。在读者强烈的感受中，将县城街头的景象，一一罗列开，一幅纷扰的，散发着的浓厚市井、乡土气息的市场图景，再鲜明不过地呈现出来。不仅渲染出县城的热闹，更将一个涉世未深的小男孩的幼稚纯真刻写得淋漓尽致，读来饶有诗意。
“和谐”则是汪曾祺的最高美学境界。他不止一次地表明：“我追求的是和谐。”“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和谐”作为一种美学范畴。主要呈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等诸多关系层面上。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人与自然的生命交流。人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自觉认同，以及人自身的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起伏和内心冲突等等。
在《受戒》中汪曾祺关于和谐的表达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呈现生活中的和谐或者创造一种和谐，另一种是化生活中的不和谐为和谐。对于前者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地和谐之美，大自然不是相对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自然，也并不是被动的生存环境，而是“人类心灵的另一存在”，如小说的最后“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透出一种率真美好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人内心的生命活力得到了完全的释放，生命处在一种完全的自由自在中，与自然在内在上达到了完全的和谐之美。后一种，在《受戒》这体现在佛门和世俗的和谐之美，荸荠庵中的四个和尚身上，我们看不出出家人那种超脱俗世的表现，相反一个个就是个俗世中人，当家的，不叫“方丈”、“主持”，却叫“当家的”，每日主要的工作是算账，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三师傅则会在大庭广众唱小调山歌，闲事他们还会凑在一起斗纸牌、搓麻将。年下也会杀猪，吃肉不瞒人。在作家笔下，佛俗已经实现了合流，宗教与信仰充分地融人到当地的民俗风情中，被本土化、生活化与世俗化了，和尚们的空门生活处处充满着人间的烟火气息。写出了尘世佛门之间的融洽，创造了一种和谐之美。
三.文体特征的散文化
汪曾祺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散文化的结构特征，连他自己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汪曾祺短篇小说・自序》)。《受戒》结构松散，舒放自由，多生活场景、细节，还有经验、掌故、风俗等等，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小说的故事性。但却另有一种随笔似的自由和亲切。
《受戒》零零散散地讲述了多个事件，情节因素很弱，每件事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作者只是用了九个“……”表示了时空的转换，每个事件的叙述也是娓娓道来，不急不躁，没有一般小说中激烈的矛盾冲突，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平平淡淡，并没有细致入微的工笔细描。如描写小英子母女“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注重捕捉人物的话语、动作与神情，文笔自由洒脱，勾勒出人物的音容笑貌，这些方法都很明显的表现出了小说散文化的特征。 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会出现散文化的倾向，首先应该说在这方面汪曾祺是深受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在沈先生的很多小说里也体现出散文化的倾向。其次这是与写意小说营造深具魅力的意境的追求向一致的。以有形表现无形，以有限表现无限，只有小说散文化，才能实现无限意蕴生成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反映到汪曾祺小说中必然是散文化的倾向。
四.语言风格的生动与简洁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亦是别具一格的，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受戒》是以汪曾祺的故乡苏北水乡为背景，《受戒》中运用的俗字、方言、俚语，以及口语化的语句，使小说的地方色彩更加浓厚：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
“车”、“薅”、“打”、“捋”等，苏北水乡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些词语对于我们来说很新鲜，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方言或俚语的大量使用，使得作者的表达感情和事物更加生动，形象。
汪曾祺说：“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在《受戒》的语言句式中，短句占了统治地位。如“……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这些句子以短句为主，最长的一句也不过十字。大量短句的使用，使句式变化多样，避免了行文节奏上的呆板与单调，而且句子短就形成了文体活泼，简洁，使得小说富于生气。
作为汪曾祺小说的代表作，对《受戒》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管窥汪曾祺小说的总体艺术特色，风格自然、恬淡，景致优美淡雅，人物性情淡泊，故事情节淡化。他的小说创作独辟蹊径，成就了独具特色的汪氏小说。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集・受戒[I].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2]梅庆生.略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基本品性[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0，(12)：48―50.
[3]李木新.“真实”与“和谐”的美学追求――读汪曾祺的小说《受戒》[J].文教资料.20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