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笔花鸟画画家作品_现代工笔花鸟画名家作品

2017-05-16

现代工笔花鸟画画家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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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魏六朝时期的花鸟画作品和画家群

傅抱石先生在谈到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演进时说道：“……到了汉、魏，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已在绘画题材中与人物禽兽等分庭抗礼，各占一席;这是中国山水画的胚胎时期。”(注：傅抱石《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见《傅抱石美术文集》第40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这里，傅先生指出当时山水是“与人物禽兽分庭抗礼”，而并没有按现代的分科直接说是与“人物花鸟分庭抗礼”，是有绘画史实根据的。

叶瀚著的《中国美术史》是一部以中国画的“画体分门”为结构编写的美术史，他将“写生”部分分为动物、植物二门，各列章节。在“动物画”一节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从两汉到唐以前的动物画家和他们的作品非常多，技法上也已经达到精妙传神的水平。(注：叶瀚著《中国美术史》，载《诸家中国美术史著选汇》第546页、第577页，吉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可见，动物画在唐以前的确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而写生门中的“植物画”(该书中定义为：指花卉、树木、蔬果三大类言。)一节，唐代以前竟没能列出一位画家和代表作品，只好说：“其可入美术界者，惟唐与五代宋元时之写生画耳。”(注：叶瀚著《中国美术史》，载《诸家中国美术史著选汇》第546页、第577页，吉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宋代《宣和画谱》中有记载的唐代以前以花鸟画重要的组成因素——植物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与以动物为主要内容的作品的数量相差极大，由于这段时期的画迹已经不可能见到了，仅从记载的作品名称来看，大约十件花鸟作品中只有一件是与植物相关的，如上文所列举的《芙蓉蘸鼎图》、《息徙兰圃图》等。

此外，《汉魏赋风》文末云：顾恺之说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这种把绘画分成人物、山水、走兽(属于花鸟范畴)三大科的分科法，与当代美术理论界对国画的分类法是一致的。当代人给中国画分类，能够给出充足的理论依据，而顾恺之的分法和当代的分法如此暗合，我们不能不认为他当时对花鸟画的发展情况也已作过充分的理论上的分析和思考。

顾恺之的这段话似乎已被作者用来补充当时花鸟画理论不足的一个重要论据。但是，这是段引用不全的原文，很容易引起误读。顾恺之原文是这么说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也。”俞剑华先生是这么译这段文字的：“大凡画画，以画人为最难，其次是山水，其次是狗马，至于台榭等建筑物只是有一定规矩的东西，虽然很难画，但画起来却容易见好，因为它没有思想感情，用不着迁想妙得，与人物、山水、狗马都有所不同。画是很复杂，其中有优劣的好坏，千差万别，等级之多是很难算得清的。”(注：俞剑华编《中国画论选读·上》(讲义)，南京艺术学院印。) 可见顾恺之并没有如刘星所说，将中国画分为与当代分科暗合的三大类，他只是对四类当时绘画中最常见的题材作了一个难易度分析。如果因此就推断“他当时对花鸟画的发展状况也已作过充分的理论上的分析和思考”，未免过于草率了。不妨将顾恺之的这段论述作为中国画分科的雏形，再看看在其后的几部重要的画论著作中是如何分门别类的，与当代的三大分科又有何联系呢?在《汉魏赋风》中，明确将“是否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画家专门从事此种绘画”作为独立成科的四大条件之一。而这一时期花鸟画作品的创作者，大多数并不是“专事”花鸟画创作，他们专门从事人物道释画，只是偶作花鸟。像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等大师级的画家都是如此。这样一来，专事花鸟画创作(其实是蝉雀、草虫等动物画创作)的画家的数量大大减少了。这种情况在花鸟画真正发展成熟以后根本无关痛痒，人物、山水、花鸟兼善的全能型画家比比皆是。而在花鸟画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点就不容忽视了。

童书业先生将花鸟画独立成科断在唐代似乎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正式的花鸟画似起于唐代的，《唐代名画录》载能写花鸟一类的画家多至二十余人，其中以唐后期的边鸾最为有名。……边鸾……是以正式花鸟画享盛名的第一人。”(注：童书业《花鸟画的创立》一文，见《童书业说画》第1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