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对外投资发展效应论文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活跃。在当前外商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中，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份额急剧增长。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服务业对外投资发展效应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服务业对外投资发展效应论文篇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及发展策略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将日益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效应。尤其是对我国出口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不断发展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最大的问题是资金不足，需要多方努力来解决，尤其是要加快金融业改革步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问题;对策
一、引言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未。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15项经济改革措施中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一些企业开始尝试进入国际市场。中国政府为了加速对外开放的步伐，促进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多项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政治保障。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活动不仅会对东道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会对母国经济产生影响。从国外现有的文献来看。针对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影响的研究，许多是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的，且有详实的数据加以支撑。他们主要检验了FDI对母国出口、就业、国内投资、国民收入、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公司增长等方面的影响。但实证检验的核心论题是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母国出口贸易之间的联系，即FDI的出口贸易效应。事实上，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就可以间接地考证其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同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也涉及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这其中必然包括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储蓄、投资、税收等方面的影响。一般而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改变人民的收入水平，从而改变储蓄、投资、税收水平。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及出口贸易效应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地域、投资行业更为广泛。1979年，中国开始“走出去”时，仅有4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累计投资总额仅为50万美元。到2006年底，中国已有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906.3亿美元。仅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746亿美元，境外纳税总额28.2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3万人，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925亿美元。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第13位。
利用1985年至2005年我国出口额、外向FDI流量、世界及中国人均GDP相关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EXP=-3915.703+0.8731146PGDP+29.164930UTFDI
t： (-3.416) (3.887)
(2.895)
prob.：(0.0031)(0.0011)
(0.0096)
R2=0.8078 DW=0.5751
其中，EXP为中国出口额，PGDP为扣除中国后的世界人均GDP水平，OUTFDI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水平为5%)，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世界其他国家人均收入每增加一美元，将会带动中国约0.87美元的产品出口;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一亿美元，就可以带动约3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包括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国可以逐步地向国外转移国内已经成熟的具有较高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资源和空间，这不仅可以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而且不会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的经营效益。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虽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既有政策方面的问题，也有企业自身问题。就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本身来看：
一是对“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二是缺乏技术优势，创新能力不足;
三是缺乏经济实力，对外投资资金不足;
四是经营机制、管理机制不能完全适应海外投资的需要;
五是企业海外投资的信息、知识、经验不足;
六是缺乏具有国际经验的管理和其他专业人才，对国外市场、法律、商业管理等的认识有待提高。
尽管随着近年来政策的调整，以及企业自身素质与实力的提高，这些问题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基本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所面临的问题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
一方面，由于企业资金短缺，不能更快地扩大海外投资规模。据统计，在投资规模上，我国从事境外投资的企业中，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我国90%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在300万美元以下。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竞争更为激烈的今天，企业“走出去”必须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和技术实力，即应该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
而目前中国企业的现状却是创新能力不足、自主知识产权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海外投资的步伐。尽管我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数量不多、水平低与我国技术创新环境还不完善，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等因素有关，但由于企业实力弱，融资渠道少，而造成的境外研发中心的后续资金不足，确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与之对应，国内银行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纷纷跨出国门，建立海外分支机构。但是，我国商业银行海外经营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国内银行业引入海外投资者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海外并购的步伐却略显迟缓。目前只有建行、中行和工行启动了海外并购的计划，且3家银行的海外并购多与其战略投资者相关，而对企业“走出去”支持不足，尚不能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新形势。
因此，资金缺乏已成为我国企业扩大境外投资的最大制约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离不开政府、企业、金融业等各方面的努力。从政府来说，应该适时出台相关政策与法规，加快推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为已经或者即将“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和服务支持，将金融业“走出去”纳入到整个“走出去”战略之中。从企业角度看，作为“走出去”的主体应积极适应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提高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适度运用东道国法律及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避免盲目投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益。
从银行来说，当前应集中精力做好境外机构重点布局工作，在跨国企业密集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为其提供全方位服务，为我国的跨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大显身手创造有利的条件。主要是加强在港澳地区以外的亚洲其他各金融中心及周边邻国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要加强产品创新，并逐步实现商业银行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转换。由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产品不断推陈出新，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才能满足企业不断变化的金融需求。而发展混业经营，允许商业银行和非金融企业相互持股，显然有利于改善金融服务，推动银企的合作。
值得高兴的是，有关部门正在为不断完善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软环境而努力，在今年9月8日举行的“2007国际投资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应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国内金融机构设立和发展境外机构，为企业向外扩张发展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可以相信，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进入到一个较快发展时期，对外投资对带动产品出口，开拓国际市场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服务业对外投资发展效应论文篇2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活跃。在当前外商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中，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份额急剧增长。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也带来了更深远的溢出效应。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相关评价，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服务业 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 (FDI)作为效率最高的生产要素发展迅猛，早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只是作为制造业的补充而转移海外。近几年服务业FDI持续增长，占全球FDI的2/3以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成为FDI高速发展的新动力。《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由于服务业母国和东道国服务部门的跨国程度，特别是以知识和技术传递为特点的知识型服务业的跨国程度，仍然落后于制造业，因此外资在将来还存在着进一步向服务业转移的空间。
目前，国内外关于制造业FDI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多，但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主要对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研究进行相应的整理和评论。
国外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Stephen H.Hymer(1960)最早在他的博士论文“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中突破了传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束缚，提出垄断优势理论，开创了以FDI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垄断优势理论以垄断优势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指出企业之所以直接投资就在于具备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某些优势，这是在国外竞争市场成功的条件。垄断优势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不完全或不完全竞争市场，这些垄断优势的存在使得跨国公司不仅能抵消东道国的本土优势，还可以帮助跨国企业获得收益，这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此外Hymer还特别强调了技术与知识资产在垄断优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J.Dunning(1986)在融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折衷理论(三优势理论)，J.Dunning认为FDI的发生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决定跨国公司对外FDI的直接动力，但不足以解释FDI，必须引入区位优势的思路。跨国公司进行FDI必然要考虑承接国的区位因素，并且区位优势不仅决定东道国对FDI流向的吸引力还决定了FDI的产业结构和行业类型。三种优势结合在一起是FDI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折衷理论最早在制造行业论述，1989年J.Dunning在《跨国企业和服务增长：一些概念和理论问题》中将折衷理论扩展到服务行业部门，认为折衷理论的模型基本适用于服务业，并进行了部分修正补充。这些补充增强了折衷理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
前期关于FDI的基础研究一直在试图解释FDI的发生机理，决定因素等，为进一步研究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奠定了基础。基于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最早是Rostow根据发展经济学提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外资改善经济起飞阶段的资本短缺约束。对于FDI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研究，最著名的还是Chenery&Strout提出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外资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经济增长。
中期，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背景下，关于FDI影响的讨论日趋集中于探讨它的溢出效应。理论研究方面，Lall(1980)最早提出FDI的技术溢出渠道，认为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的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可以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而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Grossman，Helpman(1991)是最早在“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提出知识溢出的见解，他们认为国家之间除了技术转移上相互依靠，还相互学习制造方法、组织模式、营销策略以及产品设计等，FDI会带来管理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FDI溢出效应最著名的解释源自Magnus Blomstrom，Ari Kokko(1996)在“The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Host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中所作的定义，它指出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投入等要素通过多种渠道而导致东道国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
关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最早是Caves(1974)选取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横截面数据，发现两国制造业都存在着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同外国分支机构的参与程度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在此之后Blomstrom，Wolff(1994)利用墨西哥的工业生产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出了外资企业的渗透正向影响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结论。Husian，June考察1970-1988年间的经济数据，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回归方法分析出FDI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
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正向溢出效应。代表性的研究有：Haddad， Harrison(1993)选取了摩洛哥1985-1989年间制造业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考察后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Harris， 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对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和产业中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相应的行业溢出效应、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都不明显，比较而言行业间溢出效应较前两种相对明显。
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Goldsmith(1969)提出一国经济增长状况和本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
Markusen(1989)研究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会对国内服务企业产生部分挤出效应，但由于服务行业的竞争又会导致国内对该服务更大的需求，替代效应小于规模效应，服务业的FDI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Manuel R.Agosin， Ricardo Msyer(2000)考察了1970-1996年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数据，发现期间服务业FDI在亚洲各国有正向的挤入效应(互补效应)，在拉丁美洲各国有负向的挤出效应(替代效应)，在非洲各国没有显著的关联性。他们认为FDI的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主要受各国外资政策、国内总投资率等因素影响。
国内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国内关于FDI及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且主要是借鉴国外研究的一些模型和理论来研究。
定性研究方面，薛求知、郑琴琴(2002)认为经典的FDI理论对制造业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但这些理论却不能很好的解释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出现。他们从需求、供给、竞争、壁垒以及声誉五个方面研究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FDI出现和扩张动因都不同，传统的折衷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服务业FDI中的新现象。李慧中(2004)通过比较服务业与制造业贸易与投资动因的差异，认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差异与规模经济最能说明当前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陈涛涛(2003)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一同作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行业要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结论。姚洋、章奇(2001)认为FDI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过人员或其他信息流动等起到作用。何洁(2000)就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等变量对吸收FDI外溢效应的能力影响进行了分析。殷凤(2006)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劳动力供给等是影响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因素。
庄丽娟、贺梅英(2005)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服务业FDI对中国经济具有促进作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就业、贸易效应显著，并且进一步地指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原因，但是中国服务业增长却不仅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陈浪南、陈景煌(2002)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选取1982-1998年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逐年增加，1982-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不到0.1%，而1992年以后贡献率在0.4-0.6%之间，并且还可能被低估。薛敬孝、韩燕(2006)利用中国1999-2002年服务业9个部门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外商投资在总行业总投资中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平均生产率就提高0.14个百分点。
查贵勇(2007)选取1997-2005年中国服务业的样本数据进行考察，得出中国服务业总体引入FDI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中国服务业吸引FDI每增加1%，会带动增加0.1757%的服务业产值。此外，服务业总体及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引FDI具有显著正溢出效应，而劳动力和物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引FDI具有不显著的负溢出效应。查冬兰、吴晓兰(2006)通过对江苏省服务业1998-2003年间的行业数据，得出服务业主要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的结论，其中房地产行业引入外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比较大，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而社会服务业对地区生产总值无显著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我国服务业FDI显著正向溢出效应的结论。马莉(2001)认为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技术上和管理能力上的优势，在与我国本土企业的同业竞争中一般处于上风，但某些行业本土企业和外商企业技术差距较大，模仿学习效率不高，因此FDI在我国产业内产生负的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使用30个省市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发现，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外溢效应为正，但在分区域研究中发现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外商直接投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外商投资对当地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不明显甚至是负的，存在“门槛效应”。许和连(2007)利用中国1999-2003年35个工业行业的Panel数据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实证检验了中国FDI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FDI企业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途径产生积极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结论
综合以上文献，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给出如下评价：
第一，大部分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其研究路径和方法都沿用制造业FDI的分析理论。但是，服务业尤其是新兴的服务业，应有一套独立的，适合于无形产品的分析系统。
第二，目前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相对地集中于定量或定性研究，较少有全面地分析溢出效应的论证手段。
第三， 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产业内溢出效应，多角度地从产业内、产业间溢出效应来分析服务业FDI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第四， 近年来的研究集中于宏观、全行业的研究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问题，缺乏具体行业的细化分析。
参考文献：
1.陈涛涛，狄瑞鹏.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阶段性特征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7.
2.沈坤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1999
3.杨春妮.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中国区位比较优势的实证[J].国际贸易问题，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