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封信
今天，小编分享几篇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封信，谢谢所有同学对的信任与支持!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封信篇一
北京外国语大学曹文教授致家长的一封信
我们是这样一群北外教师，在整天忙于培养到北外上大学的顶尖英语人才时，却发现自己的孩子正在悄然长大，而随之长大的是他们的英语学习需求，因为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要面对校内课程、小升初、中考、高考和留学等各类英语关卡。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通过这些关卡，而且是要取得出色的成绩，不然对不住爸爸妈妈是北外老师这一事实。
于是，我们开始关注孩子的英语教育，当有一天我10岁得儿子将他近万字的英文小说呈现在我眼前时，我才猛然意识到我的大学生们毕业时也无非就是写一篇4000字左右的作文，而10岁得儿子竟可以用不到两周的时间不查字典无需指导地写出这样的“巨著”，只需要奇迹吗?
爸爸妈妈一定会挑战我，当然咯，你是北外老师嘛。但我想告诉爸爸妈妈们，儿子不是我教出来的，而是他自己学出来的，我在儿子英语学习之路上的作用的在于我用英语，而在于我懂英语教育。我相信，爸爸妈妈们不是非要成为一个英语棒的人才能教出英语好的孩子，但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懂英语教育的人，才是对孩子负责。因为，青少英语这一行业充满了误导，从而形成了很多致命的误区，扼杀了孩子的学习兴趣，扭曲了孩子对英语的认识，使他们长期纠结于英语这个关卡，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正式基于这样的现状，一直在教大学生的我们“不务正业”地进入了青少英语领域，我们的不同在于我们具备大学英语的视角，我们了解18岁优秀的英语人才是如何从小“练”成的，我们拥有国内外最权威的学术平台和号召力，我们更和所有的妈妈爸爸一样面对我们孩子课内和课外的英语学习心态，并且希望他们胜出。因此，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父母和你们的孩子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大家一起为了孩子的美好未来，也意味着父母的美好未来，共同倾注我们的爱和行动。
--曹文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封信篇二
北外杨教授给英语学院的一封信
1. 我们实际上没有学会思考，只不过在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文字狱中充当了看客，应声虫和打手。我们没有从中学会批判性思维，而恰恰给麻木或吓成不会也不敢思考的傻子。我们这代人中，其实很多都背着协助迫害民族精英的沉重的十字架。这种惨痛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今天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学生懂得，他们看问题不能简单化; 不能养成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模式，不能随大流, 赶时髦，瞎起哄; 不能无根无据，胡言乱语;不能不尊重对方观点，肆意歪曲，断章取义，强词夺理，胡乱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一种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习惯;他们应该学会一种本领，一种通过分析，思辩找到真理的本领。近来，到处举行辩论赛，教学生学会思辩是好事，但我们的学生要有是非观念，学会批判性思维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学会诡辩，学做政客。
2. 目前我们非常重视给学生爱国主义的教育。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呢?我们如何才能保证我们的年轻学生不会成为未来的义和团团丁呢?我们怎么才能让我们学生明白要爱国就要实行政治改革，就要民主，就要保障人权，就要以民为本，就要反对贪污腐败，反对专制独裁，就要讲文明道德，就要接受普世价值呢?最近，出了一本书，叫“中国有些不高兴”，我原以为这是一些忧国忧民的年轻人，要表达对贪污腐败，失业贫困，贫富悬殊，环境破坏，社会不公等等问题的关切和不满。没想到其核心在我看来是赤裸裸的民粹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什么这种书能出来，而且一下畅销数百万册? 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年轻人突然爆发出一股批判性思维，而恰恰是因为，宣扬民族沙文主义在今天，既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胆量，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特别容易使人血脉贲张，自以为占领了道德高地。如果不加引导，这种狂热会排斥一切冷静理性的思考和扼杀一切言论自由，其后果不堪设想。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封信篇三
北外教授刘润清写给大学生的一封信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惟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英语发音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经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好在我在班上年纪最大，脸皮也厚，又是团干部，因此无论别人怎么笑，我也没太在乎。
幸运的是，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我还经常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就擦掉又写。
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于精读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些简易读物。这些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因为看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到二年级时，我已经丢掉了“落后”的帽子，开始名列前茅了。
回忆起来，在北外学习期间，我遇到了好老师、好教材和合适的教法。那时，虽然我们没有“快译通”、“文曲星”等“现代武器”，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英文书籍，甚至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都是些油印的教材，但我们学的是地道的英语，有大量的听、说、读、写、译的练习。老师讲的英文非常漂亮，作业改得细致到家，也没有这样、那样的考试。真庆幸，那时“托福”式的考试还没有问世，我们没有靠打钩钩学英文，没有在选择题上浪费任何时间。
教学之初，“小差使”成最好的锻炼
刚教书时，由于我是教研室里最年轻的，因此教研室里的“小差使”一般由我来承担，结果又使我受到很好的锻炼。例如，二年级教学组决定每周给学生广播两次英语新闻，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这15分钟的广播，我要找5―6条新闻，写出7―8页的英文，请刘承沛老师修改，最后才能播出。刘承沛老师拿过笔来唰唰就改。不一会儿，我写的东西就变得面目全非。他下笔之快，用词之准，文体之潇洒，实在让我佩服。他的批改是对我这份“兼职”的最好回报。再比如，三年级的翻译练习答案没有人做，又是让我做。做完后，由钟述孔或薄冰老师修改，然后再打出来发给每位老师。同上个例子中的情形一样，每次我写的东西都被改得满篇是红，有时真叫我无地自容，但是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和悟出的道理却让我受益终生。
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读了北外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学习道路是漫长的。很多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立的、随意的。现在回忆起来，它们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联系的、有计划的。把这些事件串连起来，使我们看到北外英语系伟大的教学传统，看到那些老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思想轨迹。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指出了成功学习者不可偏离太远的学习道路。这条路是漫长的、艰辛的;同时，也是愉悦的、慰藉心灵的。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一道道风景线，一个比一个殊胜，最终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清苦生活终得满腹经纶
回首往事，我不免有些怀旧。我们当年的生活是清苦的，却落得个耳静心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几十元钱，每个人住的都是筒子楼，没有红眼病，不用为买车买房去拼命教课挣钱。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教书还是教书。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要操劳得多，这是这一代人为追求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这种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年轻人学问与教学的精细。当今世界，坐得住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心里像长了草。有的人学了两三年英语就认为够用了，着急忙慌地找个外企上班挣钱。而我们这些人，学了那么多年，仍然认为自己学得很不够。王佐良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
“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大意是“半瓶子醋最可怕”。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轻视学问的种种表现，最终会使教育事业付出沉重代价。
还有一件值得讨论的事，前几年，有人反对“文学路子”，认为英语课上的文学材料过多了，过时了，要多讲科普和科技英语。多些自然科学的材料本无可厚非，但不让文学进课堂，却实在是欠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学语言不学点文学，无论如何也学不出味道来。科普英语的结构和意义都比较直截了当，没有太多好讲的，也不能培养出学生的语感。可充当课文的材料最好是旨意深厚、文思周密、意味深长的，必须经得起咀嚼和品味。此外，文学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教育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人文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生活――特别是如何顶住压力，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对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面对成功和荣誉。中国的独生子女太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了。
当今外语学习三大理念问题
就今天中国的外语学习的大环境而言，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是方法问题，实际上，方法背后是深层的学习理念问题。
首先，对待学习要有科学、踏实的态度。
学习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下扎扎实实的功夫，不要总想投机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诱你投机、以使他赚钱的歪门邪道。所谓的“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学习方法革命”等，都曾经迷惑过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只要稍稍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几百年来，那么多的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都没有发现什么“成功秘诀”。
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习》刊登了多篇“专家如是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了《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大连外国语学院出版了《外语名家论要》，写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众口一词，都说学外语没有什么捷径好走――只能是多读、多听、多说、多写。惟独在21世纪初，中国出了救世英雄，能用灵丹妙药让中国人在几个月内学会英语，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难道那么多的哲人都比他们笨?那么多的科学家都比他们傻?根本不可能!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哲人与科学家尊重真理，不想骗人;而“救世英雄”却是以金钱挂帅，不顾事实，无知无畏。你可以“疯”，也可以“狂”。但有一点，你能“疯”会莎士比亚，我才信服。你能“狂”会同声传译，那才算真本事。仅仅是为了克服羞涩感，用不着去发疯发狂，只需在心理上做些调整就可以了。也用不着在楼顶上一遍遍地喊：“Its impossible!”“I can speak English!”我看到那么多的青年人相信这些歪门邪道，感到十分痛心。我在给英语教师做报告时，曾多次提到，“相信‘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就相当于痴迷歪理邪说”，在场的数百名教师对此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可见，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其次，学习工具不能代替学习过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记忆。
现在，学习外语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英语的文学材料、声象资料应有尽有;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文曲星”、“快译通”、“词霸”等不一而足。该如何看待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些都是有助于学习的工具。问题是学习者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适当使用，有益学习;使用不当，则影响学习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选精品来学。桌子上摆满了书，结果是摸摸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读任何一本。古人云：“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就是说要专心致志。再比如，有了“文曲星”、“快译通”，有些学习者认为，再也不用去背单词、查词典了，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快译通”再好、再快，里面的东西仍然在你的头脑之外，不是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你的水平和能力。你在大会上做口译或用英语宣读论文时，总不能指望“文曲星”或“快译通”来解围吧。就是在笔译和写作中，你也不可能字字查“文曲星”、“快译通”。这些工具只能在应急时用，要想真正学好英文，还是要借助于好的词典，将词义、常用搭配、例句等一一列出。要想真正悟出点东西，还是要靠查词典这种慢功夫，急是出不来悟性的。再说，在“文曲星”上查多少词堆在一起，也只不过是中国式的英文，而决不会是地道的英文。总之，外语学习是慢功，是细活，急功近利、毛毛糙糙是决不可能学好的。
最后，不要用考试代替学习，不要用试题集代替课本。
目前，应试教育现象十分普遍，考试过多，很多试题或题型不够科学。学习者花了很多的时间做题，最后拿个什么证，但是英文却没有学到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学一门外语，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其中有死记硬背的成分，也有熟能生巧的成分。学习词汇、语法等，是硬记的成分，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但是，使用语言，却需要多练，是艺术性的工作。现在的考试，多半是多项选择题，这种题型，易于测词汇、语法知识，不容易测出语言运用能力。再加上写作所占的比例太低，又没有口语考试，最后的结果就是分数很高，但语言运用能力却十分低下。
目前，拥有各种外语证书的人已经达到几千万了，为什么外语人才仍然相当匮乏呢?在这里，我想告诉学习者：“凡是经过突击可以提高分数的考试，都不是有效度和信度的考试;凡是用大量的上课时间教你考试技巧的老师，决不是真正负责的老师;靠划ABCD是永远学不好英语的。我劝学习者不要太在乎拿个什么证，那不过是中国的‘土粮票’，是自我安慰。中国加入WTO后，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外企用人，看的是求职者的英语能力，才不会去理睬你手中的那个证书呢。国际人才竞争，要靠本事吃饭;七大姑八大姨没用了，含金量不高的证书也不值钱了，还是老老实实学点真正的英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