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放在当代会如何？

汉唐人读《孟子》，是把它看作一部子书，与其他先秦诸子放在一起评头论足。宋明人读《孟子》，则把它神圣化权威化，看作不可质疑的儒家经典。现代把孟子还原为普通人以后，人们又开始议论《孟子》一书的种种疑点。几千年来对《孟子》的理解，几经变化。

由于《孟子》的体例是学《论语》的，东汉赵岐称其为“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不像其他诸子的著作有完整的体统，所以，其中有一些细节不一致和前后抵牾。尽管同《论语》相比，《孟子》的叙事方式由警句变成了段落，话语有了事件背景，但依然存在着同《论语》类似的问题。还有，孟子不像孔子那样谦让，说话比较大胆，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而不惜夸张，或者剪裁资料为己所用，改造史实以支持自己，批评论敌时偶尔歪曲原意，说理不以事实为重，全靠气势震慑对方。所以后世有些人往往会觉得孟子是个“说大话”的高手。在解构“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孟子》还有多少说服力是有疑问的。

反过来，我们还要看到，《孟子》确实戳到了一些人的痛处。由于孟子言辞激烈，而且对君主颇有微辞，所以往往引起在位者不满。根据明人笔记《双槐岁抄》卷一“尊孔卫孟”条的记载，朱元璋就曾经收拾过孟子。“上尝览《孟子》，至土芥寇雠之说，大不然之，谓非臣子所宜言，议欲去其配享。诏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结果引起了刑部尚书钱唐抬着棺材抗议。“唐抗疏入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上见其剀切出于至诚，命太医院疗其箭疮，而孟子配享得不废。”《明史 · 钱唐传》的记载大体相同，还增加了一句史料：“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即删掉一些当时认为《孟子》一书不恰当的内容，出版“洁本”。这位主持删订《孟子》的儒者，就是翰林学士刘三吾。根据刘三吾在《孟子节文》题辞中的说法，删节的原则是那些有可能引起以下抗上、“抑扬太过者”，共85条。删掉的这些条文，“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则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矣。”永乐年间，朱棣根据大臣的请求，恢复了《孟子》一书的原貌。这个古代删书的故事很有一些意思，反映了官方对《孟子》态度的变化。

可见，《孟子》有不同的读法。在民间，往往会因为孟子的言过其实、议论夸张，抵消其弘扬道义的力量;在官方，往往会因为孟子的抗上姿态和不服从精神，感到不爽，压抑其批判社会尤其是批判政权的权利。如果过分受这两个方向的诱导和逼仄，就有可能认识不到《孟子》的真正价值。以现代为例，即便是管理学中广为尊崇的德鲁克的著作，也具有类似于《孟子》的瑕疵，例如其中有些论证说理不够充分，有些举例是否真实大有可疑，有些说法亦带着武断之嫌。如果斤斤计较于这些细节，就有可能不识大体。常说的“魔鬼在细节之中”，实际上有两个魔鬼，一个魔鬼是细节的不察导致宏观的偏失，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另一个魔鬼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津津乐道于细节的考究而失去了宏观的视野。满足于宏大叙事而细节上马马虎虎固然不足取，细节上严谨认真而失去远大目标也会显得猥琐而不大气。因为孟子倡导的王道限制了权力的霸气而运用公权打压它，则更是毁灭信仰追求的治国歧途。

我们应当看到，《孟子》一书并不是没有瑕疵，在逻辑的严密和说理的证据等方面，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然而，在确立社会道义、奠定普世价值方面，孟子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孟子》一书，描绘出了天地之间的“大丈夫”形象，设计了君子养气修身的基本路径，论证了民贵君轻的社会原理，把民本思想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奠定了儒家的道统概念，确立了义利关系的基本准则，所以，领会它在价值观上的建树，掌握它在古代社会管理中的指导思想地位，有助于后来者理解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提纲挈领作用。后人说孟子“醇而又醇”，说荀子“大醇小疵”，不是说细节上的精美，而是说方向上的端正。比照西方的管理思想，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的进展，往往多表现在技术创新方面，而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确立，则离不开历史的传承。例如，西方的治国理想，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就有了宏观展望，到中世纪，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在神学的旗帜下，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近代的启蒙和变革，只不过是剥离了阿奎那《神学大全》中的神圣上帝，而把其中的价值观念还原于人自身。就连现在十分流行的“公民社会”，追根溯源，也是来自于中世纪自治城市的“市民社会”。《孟子》一书，在发扬和深化孔子创立的儒学、形成中国古代的社会价值主导理念、确立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担当等方面，自有其历史意义。研习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需要从《孟子》那里探究“中国式管理”的价值观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