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庆文章3篇

北京大学校庆文章1

一百一十年的梦想与光荣，一百一十年的探索求真和锐意进取，北京大学给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创造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形成了独特的“北大精神”。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科学思想，这一切又与耿直不阿的人格操守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已成为这块圣地不朽的灵魂，成为北大师生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在北大即将迎来建校一百一十年周年之际，北大新闻中心策划推出110周年校庆“图书推介”专题栏目，作为校庆的“精神献礼”。让我们伴随着北大奋进的脚步，以校庆系列图书为切入点，展现北京大学的良好师德风范，反映北大师生锐意进取、蓬勃向上、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形象，诉说北大精神的永恒魅力。

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一十周年，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和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推出“北大影响力”书系，《北大之精神》即为其中之一。书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是集中讨论北大的精神传统，或者是从某个角度充分体现了北大的精神传统，文章的作者多为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的师生。

具体来说，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对北京大学的办学意义、办学宗旨、办学方针的论述。如张百熙等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出，设立大学堂是为了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造就通才;严复则在《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中提出，大学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蔡元培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出，大学是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应遵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和兼容并包之主义，等等。

二是对北京大学的精神传统的直接阐述。如马寅初、蒋梦麟的文章都是直接以《北大之精神》为题，马寅初认为：“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蒋梦麟认为，北京大学具有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两大精神。而更多的作者则是结合北大校庆等重要事件，有感而发地谈论北大之精神。如鲁迅在《我观北大》中指出：“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三是对北大校风、师风、学风以及求学和从教生活的追忆。如冯至在回忆自己在北大受到的教育时写道：“但开风气不为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当时北大的校风。”雷洁琼在《发展学术，以昌国运》中写道：“从我接受北京大学的影响道加入北京大学成为为其使命奋斗之一员的实践中，我认为它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发展学术而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任继愈在《北大的“老”与“大”》中写道：“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

四是有关北大的历史地位和应承担的文化使命的探讨。关于北大的历史地位，季羡林、萧超然认为，北京大学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太学传统的延续，这种历史地位使爱国主义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气节”成为北京大学的重要传统。关于北京大学应承担的文化使命，也有一些作者在文章中专门进行了探讨。如李大钊认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费孝通认为，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北京大学要培养能兼容并包、进行综合发挥、还能接上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有开阔胸怀的大学者。

总的来看，作者们对北大精神的具体内涵的认识各有侧重，有的倾向爱国和气节，有的倾向奉献和责任，有的倾向自由和包容，有的倾向改革和创新，有的倾向民主和科学，这些文章基本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百一十年来，不同时期的北大师生对北大精神传统的理解和阐述，对了解、研究、宣传北大的校情校史有着较为独特的参考价值。

本书由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为方便编辑，所有文章均按作者的出生年月先后排序。此外，本书封面的题字是集蔡元培先生的真迹而成。

北京大学校庆文章2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12月，当时的京师大学堂既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校长，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京大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1919年，北京大学发展成为一所拥有14个系、2000多名学生的大学，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1919年中国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初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决定以5月4日为校庆纪念日。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曾先后南迁长沙和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迁回北平。

当时的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医、工、农六个学院和一个文科研究所，学生总数为3，000人。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沙滩迁到燕园，逐渐成为一所侧重于基础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文理科综合大学。到1962年，在校本科生已达到10，671人。研究生280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北京大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7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4年，学校设立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北京大学校庆文章3

1950年9月，我跨进北大沙滩的校门，进入政治系。1998年5月3日再次跨进西郊北大的校门时，差不多48个年头了。入学时我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48年后的我已退休，是带着儿子一起来的，他是刚参加的一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两次跨入校门，引起我无限的回忆与追忆。

我是1952年暑假后离开母校的，那时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京和辅仁大学的政治、法律、社会等系的师生调整到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院址仍在沙滩北大原址，一年后迁至西郊学院路，现在称中国政法大学。我们这一批由北大调整过来的师生，与北大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情结。随着母校百年华诞的临近，不断收到系里和校友会的邀请函，报刊杂志上也经常发表校庆的回忆文章，使我想象中的追忆似乎都历历在目了。

1950年9月，从上海随考上北大等高校北上的专车，三天两夜到北京的艰辛而欢乐的历程;进入民主广场旁食堂吃小米粥的那一永久难忘的时刻;宿舍在北大三院那座历史性的礼堂里，台下每人一张双层床，上床放杂物，下床睡人，床前一张小课桌。台上放着儿张小方桌，上方吊着电灯，有如提灯会，是自习的地方，这里住着好几个系的一年级学生。

我就读政治系的国际组，还要参加西语系英语专业所有课程的学习，教我们一年级的著名教授有：钱端升、楼邦彦、郑天挺、朱光潜、潘家洵、燕卜荪夫人。还有一位教英语作文的毕克顿先生，他较为年青，每次上课给我们讲一个精美生动的故事，使我们都听得入神、有味。你可以写成纪录稿;听后感。无论你怎样发挥都可以，这就是你的作文、多么富有想象力，多么能发挥学生的创造性。

这两年中，我们听到了多少名人来校演讲，郭沫若、丁玲、周立波……等，真是数也数不清。胡绳教授在北大不知给什么系开了“马列主义思想方法论”这门课，我闻名去听。马列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多么吸引人，我每堂不缺。大教室里挤满了人，但极其安静，许多不是弟子的弟子都来了。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民主广场的墙报、诗篇，我们到郊区农村宣传，演出活报剧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孑民堂大厅里慷慨激昂地辩论着抗美援朝出不出志愿兵的事。我们班里刘家俊、刘琪华、卫之华、蔡稼淞、吴逐水、欧阳恒等同学参了军，民主广场上，热火朝天的参军参干誓师大会都历历在目。

马寅初校长的就职典礼是1951年6月1日晨8时，在北大沙滩民主广场上举行的。在汤用彤教授致欢迎词并介绍了马先生后，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宣布了马寅初先生为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并表示了祝贺。马校长在讲话中号召先生向同学学习，同学向先生学习，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并说他现在开始学俄文，还可用三十年(马校长当时已年逾七十)，他真是用了三十年。他要求同学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人材。

四大学法学院师生参加广西的土地改革。北大和辅仁大学组成了土改工作团，由王铁崖和杨承祚两位教授带领，和阳翰笙、冯德培、曹盂君带领的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一起，在广西柳州地区参加了土地改革(清华、燕京的土改工作团去了南宁)。辅仁大学的两位同学在大埔被反革命枪杀而牺牲了，我们经受了阶级斗争的洗礼。

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钱端升教授任院长。一直到文革结束前，他都在北京政法学院。有两件事使我深受教益。

他在1957年整风反右时，受到不公正对待，十年动乱中又受到严重冲击。但他热爱党的初衷不减，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追求进步，在81岁高龄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是他的学生，在他身边工作过，当时他曾说，他相信党总会弄清并理解他的。他从不计较别人对他如何，从不道人之短，真是高风亮节。

文革之后，我在主编《经济法学》统编教材时，曾就我撰写的部分征求过他的意见，那时他已经任外交部顾问，同时也是北京大学教授。他认为研究经济法，一定要先将民法等其他有关的中外法律进行研究。对我主编经济法学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思想、做人、到法学研究，他都是我永恒的老师。

还有一位院系调整后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的吴恩裕教授。他的专长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翻译、注释了马恩列的一些著作。使我特别敬佩的是，他还是一位对曹雪芹研究有特出贡献的红学家。文革结束不久，在沙滩西斋附近遇见了他，我说：“你是一位了不起的红学家。”他一再地说，“这是业余的。”他告诉我，他已调到社科院国际政治研究所任研究员，这是他的专业。当我赞扬他的气色很佳时，他却郑重地告诉我，他有心脏疾病，随身带着药。我向他再三道珍重而别。1979年12月12日下午，他在准备赴美国参加红学讨论会时心脏病发作，连从上衣口袋取药的时间都没有给他，与世长辞了。

在入学后欢迎新生的师生联欢会上，由张国华老师操琴，他京剧清唱《文昭关》的余音和在沙滩的话音就在耳边回响。驰的红学著作，特别是对曹雪芹的研究，以及他的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

当年北大的老师和同学的种种情景随着时间的流逝，更随着北大百年校庆的到来，更加鲜明和定格在记忆之中。

1998年5月3日上午，儿子去参加市初二数学竞赛的复赛。赛后我和他一起骑车直奔燕园北京大学正门前照了纪念相，又长驱直入，在未名湖畔留影，围着未名湖转了一圈，买了一些纪念品，从南门出来。儿子对北大之大之美赞叹不已。那天校园内摩肩接踵、熙来攘往、彩旗招展，热闹非且。校友们彷佛回到了年青的瞬间。

5月4日去人民大会堂参加百年校庆的盛典。通知不要带包，我连照相机也没带，进门口看见闪光灯不停地闪，带相机的人颇多，后悔不及。

入场坐下就更后悔了，不少校友以人民大会堂庄严隆重的北大百年校庆的主席台为背景在留影，谁不愿意留下这百年一遇的灿烂瞬间呢?

会议准时开始，从陈佳洱校长到北大学生代表叶建第的发言，使人们进入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波涛之中，北大的历史和祖国的历史融为一体，北大的兴衰与祖国的兴衰融为一体。最后江泽民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作了历史性的总结，对北大青年学子提出了希望，号召当代中国广大青年，要继续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努力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

北大学子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5月5日下午，我与儿子去参观红楼孑民堂。红楼迎门的正上方挂着欢迎北大校友回红楼参观的横幅，门内放有签名簿和留言簿。现在这里是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的办公楼，一进门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我们一直往红楼东头走去，记得我1950年入学时，那里房间门口有郭沫若题写的“李大钊先生纪念室”和“毛主席在校工作室”两块竖牌。现只有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毛主席的工作室在红楼西面，那是当年陈列和阅览报刊的地方。参观的校友络绎不绝，都认为现在恢复历史原貌的陈列是实事求是的。

我在红楼中政治系的系家前面驻足沉思，仿佛又回到了那令人难忘的学生时代。在参观过程中，还见到史探径学长。史带了夫人来探寻红楼往日的情愫。

在这里看到参观红楼的校友中，最年长的校友是1929年史学系毕业的傅振伦先生，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现已93岁高龄了。

不少校友还题诗。1947年法律系毕业的校友赵振东写道：劳燕分飞四十秋，问谁能不忆红楼。沙滩黾勉同窗事，一朵浮云天外游。它代表了北大学子对红楼的情怀。

从红楼出来，再去参观孑民堂，遗憾的是要出大门绕到原沙滩北大西门。因此错过了参观时间，但见大门紧闭，只能远远地望一眼，不知里面蔡孑民先生的半身像还在否?怅然而返。

也许是一种历史的情结吧!我认为北大沙滩这一部分最好能作为历史文物整体地保存下来。当我们在现代化的巴黎看到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的革命家生活过的地方，不觉肃然起敬。我想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于类似北大沙滩等历史文物很有必要作一个整体研究，并将它妥善地保存下来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