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笔书法教育
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唯一能和大书法家王羲之互相抗衡,先后辉映的,就是颜真卿了。他的书法,以楷书为多而兼有行草。下面小编带給大家的是毛笔书法教育：
毛笔书法教育资料1：
颜真卿书法故事：写字的秘诀
颜真卿拜张旭为师后，书法大有长进，张旭对收了这么一个好学生十分的满意。一天，张旭和颜真卿一起谈论书法，张旭问：“三国时候的钟繇，把写字的方法归结了十二个字，你知道是哪十二个字吗?”“是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还有损、巧、称。先生您看我说得对吗?颜真卿回答说。“对!不过你知道它的意思吗?”“我说不大好，还请先生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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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十二个字是书法的精髓。现在，我把我多年的体会传给你。这‘平’字是说，横的笔画要写得平，但是，不能太平，要有气势，不呆板;‘直’是说，竖划要从不直中求直，下笔要放纵开来，不能歪斜变曲;‘均’指的是字的笔画和笔画之间的空隙，要均匀自然，不能过远过近;‘密’是说，笔画相连处要不露痕迹;‘锋’是每一笔的收处都要写好笔锋，使它挺健有力;‘力’字很容易懂，是说字要写得有骨力;‘轻’是说笔画在转折的地方，要轻轻带过;‘决’的意思是说，下笔的时候，一定要果敢坚决，不能胆怯犹豫;‘补’是头几笔没有安排好，就要设法用下面的笔画来补救;‘损’字很重要，是说在一点一画的书写上，要让人感到还有余意没有表达出来，能引起人的想象;最后是‘巧’和‘称’，‘巧’是要把字的形体结构布置得富于变化;‘称’不但是说字的笔划结构要匀称，在一篇字的布局上，也要大小疏密得当。这样字看起来才能匀称。写字的时候，只要注意按这十二个字的要求去写，字是一定能够写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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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您讲得太好了，我明白了写字的门径和精要。”颜真卿高兴地说。原来，对这十二字的解释，张旭从来没有向别人讲过，今天他传给了颜真卿，从此，颜真卿的字写得更好了。后来，他融汇了前代书法家的特长，自己创制了一种新字体。这种字体精神饱满，厚重朴实，刚健雄壮，很受大家的喜爱，人们叫它“颜体”。由于学写颜体字，可以使人少犯缺乏骨力的毛病，所以初学书法的人都爱习写颜体字。
毛笔书法教育资料2：
毛笔书法入门知识：书法诠释的独特性
王铎、傅山是从明末跨入清初的两位大家。王铎已有意识地感觉到，再走文人士大夫的道路，再追求温文尔雅的趣味，只会使这种趣味越来越狭窄和单薄，所以，他开始追求一种自由的、博大的、非理性的境界。他在作书时非常理性，学米芾学得非常地道。但他已经开始在审美与技巧上采取一种非理性的态度，并开始寻找许多随机的偶然效果，“涨墨法”就是其中一种。涨墨并无定法，但处理得好会形成强烈对比的块面节奏。王铎在非常理性的技巧中掺入这些非理性，通过统一的技巧基调进行把握，产生一种出乎意料的效果，这显然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请大家注意：王铎的涨墨方法，决不是分解的用绘画的方法画出来，不是在做涨墨效果。王铎的涨墨的意义是在于他所有的技巧动作都是连贯的，因而是无法事先安排的，这里面有一个自由挥洒的 “写字”与刻意拼凑出来的 “做”之间的区别。王铎的伟大是在于他的涨墨同样是反理性的，但却不雷同于徐渭，他牢牢抓住随机的“写”的本质，但却在其中融入了比徐渭还丰富的技巧语汇，因此他可以在徐渭之后仍然拔戟自成一军。
傅山是继王铎之后另一位大家。在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反理性，线条挥洒的节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猜出作者的挥写情状和特定的场面。这是一种疯狂的、一泻千里的场面，它体现出中国书法注重挥运之时的魅力。面对一幅工笔画就很难猜出作者作画时的情景来，而中国书法和文人水墨画那种节奏的表现，能为观众带来许多猜测和联想，并且强烈地感受到它的价值。傅山的伟大在于他提出了 “四宁四毋”的审美标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在书法史、批评史上是划时代的。将 “宁拙毋巧”与前代书风相比，就会发现，王羲之时代追求的目标是 “巧”，原因在于王羲之时代以前，总体格调是 “拙”的，当时还达不到 “巧”的境界。所以王羲之时代的书法被评为“媚”(这种媚在晋、唐早期是一种赞美词，没有贬意)。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从书法发展早期的追求 “巧媚”到傅山时期追求 “拙丑”，其间包含着风格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转变，对我们理解清代书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亦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当时人的书法心态。比如 “宁真率毋安排”，王铎写字用涨墨本来应该是安排，但他却很真率，写到什么地方，任其自然。在清初书法中，我们看到了傅山对于王羲之以后的书法作了一个宏观的审美总结。其实，傅山的书法理论并不多，只有那么几条，但却比别人的洋洋十几万言更具有说服力。傅山写草书，也写行书和楷书，他反对赵孟頫，其中也不点名地批判了董其昌。他的狂放不羁的草书风格和他对赵孟、董其昌的批判之间是吻合的，符合逻辑的。
我认为，傅山提出的这些新审美要求，对清代碑学起到一种先导作用。傅山虽然与清代碑学没有直接关系，他写的又是草书而不是篆隶书 (因为他也是置身于宋元以后的士大夫行列)，但他提出的审美标准，却间接成为清代碑学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审美依据。我以为这是傅山在书法史上的历史性贡献。当然，提出这样的联系也许会被认为是牵强，但我们如果从书法审美史的立场出发去看，则会对这种结论表示某种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