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哲学评价论文
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信念对行动的指导作用;有用即真理;真理的可变性及民主和社会变革的改善主义观点。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实用主义哲学评价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实用主义哲学评价论文篇一
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国外交政策
[摘要] 作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惟一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信念对行动的指导作用;有用即真理;真理的可变性及民主和社会变革的改善主义观点。本文简介了实用主义的主要原则及最具影响的实用主义大师，并将以上原则落实到实用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指导的分析上。
[关键词] 美国外交政策; 实用主义; 外交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87.D83/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22-0018-02
一、实用主义大师与实用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来源于希腊词πραυцα，意味着行动。查尔斯·皮尔士于1878年第一次把它引入了哲学，成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接下来，实用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威廉·詹姆斯将实用主义发扬光大。他继承和发扬了皮尔士关于真理的学说：认为确定真理不是看最先的原则，而是看最后的结果，这就是真理的兑现价值;真理之所以正确是因为真理是有用的因而也是有益的。因此，“有用即真理”、“真理即工具”;因为真理是在经验中形成的，而经验是在不断的修正变化的，因而真理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另一位实用主义大师是约翰·杜威(1859—1952)，由于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他成为实用主义大师中名气最大的一位。杜威将自己的实用主义命名为工具主义，杜威最大的贡献是把实用主义引入政治和社会学领域，他指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只有在民主成为生活方式的地方，民主作为政治制度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二、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
重视实践行动的本质和美国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实用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被美国人广泛奉行的大众哲学，最终发展成一种民族精神，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指导思想，深刻的影响着美国人的价值判断。美国人在处理或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时无不表现出这一特征，实用主义传统客观上塑造了美国大众和外交战略决策者的文化价值观。没有一个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比美国更务实……”([美1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第3页)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国家利益。在实用主义原则指导下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在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及实践中都可以找到丰富的表现。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信念指导行动，实用主义哲学是行动哲学。实用主义认为人之所以要有信念是为了平息怀疑，克服焦虑，然后行动。例如：美国统治阶级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最大的“非美因素”(un-American)，即可以导致美国社会解体的因素。它在意识形态层面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根本对立，在经济上妨碍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政治上，其制度是对美国“立宪民主”的威胁。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在美国和世界的传播被视为自由和民主的灾难。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十月革命后反共主义成为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反苏成为其反共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二战时短暂的联盟在战后迅速瓦解，美苏走到了盟友的另一面。“可以有把握地说，战后时期几乎每一项重要的美国对外政策决定，都是某一觉察到的或明显的共产主义威胁所作的反应。”([美]贝科威茨等著，张禾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7页)美国历届政府在反共信念的指导下执行了一以贯之的反苏反共冷战外交政策。这种坚持是富有成效的。冷战以苏联解体、美国及其盟国获胜而告终。实用主义的行动哲学得到了认可和充分体现。
第二，有用即真理。实用主义强调真理的价值性、有用性。真理必须具有实际的效果。在注重现实利益这一点上，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找到共同语言，美国将“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这一现实主义政治原则演绎发挥到极致。1933年到1945年间，美国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需要尽快恢复经济，因此经济利益上升为美国发展对苏关系的主要动力。为了给美国商品拓展市场并寻找一个平衡日本的力量，富兰克林·罗斯福给苏联以外交承认。后来，同样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美国与苏联结成战时同盟。罗斯福在给驻莫斯科大使约·戴维斯的信中写道：“不论我，还是您，都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桥，我向魔鬼伸出手来。”
第三，真理并非一成不变。人的思想起源于动物对环境的反应，因此思想不过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实用主义认为没有一种理论绝对是实在的副本，真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宇宙尚在处处成长，何况真理。对绝对缺少敬意的詹姆斯精神已经成为美国精神。而深受实用主义思想浸润的美国统治集团在外交决策上是不可能跳出实用主义的思想框架的。美国外交政策有其内在的传统一贯性，这种一贯性是基于其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例如宗教信念与外交思想的融合、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外交层面的并行。但在外交政策具体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则走到了一致性的另一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外交目标的需要，美国的决策者都提出不同的对外政策，并且，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需要给某项政策以随意性的解释和执行。其标准就是有用或有效与否。美国不在乎自己是谦谦信君子还是出尔反尔的小人，这种解释和执行不管有多么随意或矛盾都不影响美国在态度上的理直气壮。比如门罗主义，不管美国多么标榜自己崇尚自由、民主，也不妨碍它将门罗主义引申为美国“有权”可以任意干预和控制拉美的原则，不妨碍它成为拉丁美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国际宪兵。再如，美国在对台政策上，经常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关于不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的承诺，实用主义地处理与台湾问题有关的事宜。对此，美国国内也有着客观的认识。例如，“我们的对外政策对现在称作‘人权’问题的情况不仅有双重标准，而且有三重或四重标准。事实上，随着情势的变化我们有许多标准——这似乎是应该的。”([美]理查德·N·哈斯著，陈瑶瑶、荣凌译，《“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第68页)但是，无论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执行如何变化，在政策目标及指导思想上，奉行的标准都是一致的，这个标准是建立在如何才最有可能达到服务于美国利益和理想的结果的估价基础上。
第四，从皮尔士的“可错论”到詹姆斯和杜威的改善主义，实用主义者一直提倡世界是可以改善的，但这种改善是逐步的，因此，改善主义在政治领域的立场是坚决反对暴力的变革方法，认为这是最少浪费最少破坏的社会改革方法。实用主义者所提倡的改善主义与19世纪初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理念相一致。保守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尽可能保持社会现状，如果需要变革，要尽量使变革对社会带来的震动限制在最小的限度内。
美国人习惯合法改革而对激进的、更具暴力色彩的革命持否定态度。这种观念深刻的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思想。美国主流社会一直用这类标准来判断已发生和正发生着的革命是正义还是邪恶，基于这种标准，威尔逊谴责法国大革命是“激进的罪恶和腐败思想的根源”。十月革命爆发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兰辛这样评价十月革命：“我相信俄国革命的‘恐怖’在野蛮和毁灭生命与财产方面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后者至少拥有政府的外形并制造合法的伪装，而前者哪一样也不具备。没有权威，没有法律。它是一个沸腾着专制与暴力的大锅炉。我想象不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降临到俄国的更可怕的灾难”。
由于宗教、自由主义传统及实用主义哲学理念等政治文化的影响，美国公众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公众更加畏惧激进的暴力革命，更加具有反共主义的倾向。
总之，实用主义哲学作为惟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本土文化，是对美国历史形成过程中的美国精神的一种高度概括和升华，并最终成为具有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为整个美利坚民族所接受，在精神上和理论上支持着美国的工业文明。实用主义的精神可以说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美国领导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美国的人民是求实进取型的人民，美利坚民族注重时效、讲求行动和不迷信权威的精神正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
意识形态就像血液一样渗透在国家利益中，成为决策者判定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和依据。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影响着美国人尤其是外交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基本的美国外交指导思想，它的作用更持久、影响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