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哲学论文
哲学一词，中文最早使用于19世纪末、从日本的汉文"哲学"使用引用过来，是philosophia(热爱智慧、追求真理)的日本汉文翻译，词义是"以辩证方式，一种使人聪明、启发智慧的学问"，是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方式。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写哲学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写哲学论文篇1
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思维
【摘 要】 文章认为，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下，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观点，认识当前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运用辩证法观点，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各种关系;运用群众观点，树立改革的主体和目的意识。
【关键词】 全面深化改革;哲学思维;人民主体地位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观点，认识当前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实际”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总依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理由的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我国现在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富裕程度并不高，必须保持务实的态度和清醒的头脑，制定实施任何改革措施，都要牢牢立足于基本国情。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领域、各层次的改革，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也是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审时度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定要求。围绕着这个基本国情，依然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要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所以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2、现阶段国情是新起点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竞争方式的变化。长期以来，世界主要分为三类国家：美国、欧洲、日本是世界商品的主要消费国;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承担着工业生产环节;拉美、非洲、中东、澳大利亚以及俄罗斯负责提供资源和能源。这样一种分工，属于互补经济，矛盾相对较少，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旧的分工格局，正在转变国际分工链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世界瞩目，特别是过去的十年，GDP的世界排名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的路，但同时也积累了人家用几百年时间去解决的理由，这些理由，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今天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利益群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矛盾频发。要解决这些理由，必须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点，处理改革中的各种关系
1、正确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在改革中做到立场坚定
马克思说：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事实。改革首先表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突破这些困难和障碍，要对以往的思维模式、体制机制和行为方式等加以改革。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要确保正确的方向，要有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理由就会越多，面对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方向理由上，我们的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不是革命，不是否定一切，不是推到重来，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理由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2、正确把握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在改革中充分利用两个机遇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根据这一原理要求，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内国外两种市场、两个机遇，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事业中。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我们要顺应这种时代潮流，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云物大智时代，这是21世纪重要的支撑技术，是新时代的信息化，但是中国对此还不熟悉，有些技术还很落后，中国要抓住并且利用好对外开放的机遇，向掌握高新技术的发达国家学习，主动参与全球化。
从国内来说，我们仍然具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优势。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社会资金比较充裕，金融体系基本稳定。防范外部风险和抗击国际经济危机的能力大大提高。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极大调动和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多种所有制经济竞相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我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扩大内需潜力很大。近年来，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都有明显提高，为扩大内需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能有效地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和价格的剧烈波动。
3、正确把握重点与全面的辩证关系，在改革中做到统筹兼顾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要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既要看到大局，又要分清主次，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坚持两点论，要强化各个领域改革，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六个方面，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打好“组合拳”。“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不足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必须“顶层设计”才能“纲举目张”。特别是改革到了今天，进入了攻坚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许多理由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需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宏观深思和顶层设计。
写哲学论文篇2
政治哲学对确定性的追求探究
摘要：近现代以来，理性主义的兴起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继而对政治的探索转向一种确定性与急行军的桎梏，难以摆脱对确定性的追求，陷入反传统与单一性政治的牢笼，使精神家园变得干涸和荒芜。在奥克肖特看来，政治哲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建构对话政治，达成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告别对真理的执着，从传统中寻求理念与价值的多元。奥克肖特的传统观是对当今理性主义建构的确定性的有力回应，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重塑精神家园提供了理论视角。
关键词：政治哲学;确定性;传统;奥克肖特;理性主义
作为20世纪最富盛名的哲学家，奥克肖特在传统遭受摒弃、理性主义崛起的时代背景下，企图唤醒人类对传统价值多元的历史智慧的回归，摆脱对真理及确定性的追逐，反思和重新审视理性自身。在奥克肖特看来，理性主义自身过于崇尚理性，反对传统，认为运用理性与逻辑的推理和技术知识，能够解决一切的政治问题，殊不知在陶醉于自然科学辉煌成就的同时已然陷入泛逻辑主义的桎梏，泯灭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把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永恒的存在作为解释事物存在的根本依据。因此，奥克肖特主张告别对真理的确定性的追求，而从传统中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元价值和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在奥克肖特眼中的传统也是动态开放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与现实不断交织、日益丰富自身的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价值宝库。
一、解构确定性的根基――怀疑与批判的政治使命
政治哲学是批判精神的冲动与怀疑精神的发扬，与政治神学对真理的占有不同，政治哲学则是对真理的探求。由于复杂系统论的出现，政治科学发展继而出现局限(1)，政治哲学在新时代中迎来自己缓慢复兴的春天。作为一种反思和追问的哲学，政治哲学家在审视当代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在不断解构政治神话的神圣性和真理性，为人类文明的再创造，创建新的时代探索，并为新的政治文明开拓道路。它认为真理无法达成，人的理性有限，现实社会的发展难以依靠理性推导出来，每个时代的文明都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因此，政治哲学面向历史与传统，他的使命之一就是解构政治自负，指明政治的边界，审视和怀疑一切称之为真理和永恒的存在，检验和追问一切理论存在的基石是否稳固，同时正如斯特劳斯所说，真正的哲学精神是对自己批判精神的怀疑，政治哲学同样怀疑和批判自身，因此要通过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来审视自身(3)，同时在社会良性运转时自甘寂寞，自我边缘化，用隐晦的语言表达思想，在社会运转出现困境时便要发挥其积极意义。审时度势是政治哲学的态度和精神。
二、确定性的渊源――理性主义与社会苦难
近代以来，牛顿经典力学的建立，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的推动，使人类意识高度觉醒，他们极具说服力地解释了世间宇宙运动的规律，形成人们观看世界的方法，也形成运动规律体系下的决定论、线性系统，影响到人类对自己的观察，使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理性有了高度的认定，并逐渐把科学看作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与起点，并且不加批判地把自然科学中的可预测性、可验证性和确定性强行灌输于政治活动，把技术理性运用于政治实践(3)，并企图运用逻辑推理建造“通天塔”。究其根源，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建立在科学图景之上的线性发展观上，所信奉的观点是事物发展受客观规律支配，而科学则能够把握客观规律，理性主义者认为从原因推及原因，一层一层推导便可得出结果，凡事必有因，因此同样能够追溯到终极原因，他过多地强调了必然性和确定性，一定程度上使社会丧失了探索的热情和能力，而是朝着既定的目标路径发展。
与此不同，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则影响着它对于真理只是探求而非达成，它建立在多元开放的发展观基础之上，认为事物未来发展的路径有多种可能，受内外相互作用影响，因此不能事先做到精确预测;确定性渊源的另一个来源是社会苦难，现代化以来的社会转型苦难，使人类甩掉历史与传统的包袱，一致学习西方，而丢掉了自身文明发展和建立的根基，结果现代化结出的果实却很苦涩，难以下咽。在社会苦难的催生下，理性主义在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的解构以及社会苦难加深的过程中，异化成为激进主义的政治思潮，把自己提倡的理想价值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目标，而对其他的思想表现出不宽容。他的理论预设之一就是人可以做到全知全能，人性无限可塑(4)。在激进主义的实践中，社会的单一化不可避免，社会应对挑战的灵活性也会降低，缺少替代性选择，同时也会冲击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诸如文化、教育和风俗。不仅如此，激进主义更要求改造社会和人自身，它意味着社会革命和人的革命。在激进主义的浪潮推动下，人类社会发展成为一种朝着既定方向、既定目标，具有确定性的急行军运动。
三、对理性主义确定性的批判――奥克肖特的传统回归
理想主义渊源之一就是自然科学的兴起，但是奥克肖特批判理性主义，却并不否定自然科学作为经验的存在，他否定的是自然科学宣称自己是对世界的全然解释。近现代以来的理性主义认为通过理性和逻辑的推导，加之对理性的特殊应用――技术，便可以勾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蓝图，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一切所能，来实现这个目标。奥克肖特认为它极度夸大了人类的理性，忽视了理性的“有限性”。在奥克肖特看来，一个模式是否自恰，取决于所有我们提出的有意义的问题能否在那个模式里得到解答，而不需要求助于那个模式以外的解释(5)。
一个模式，就是“从有限的出发点观察整体世界”。(6)为了阐释对理性主义确定性的批判，奥克肖特将人类的知识区分为两类，技术知识以及实践知识(亦或传统知识)。仅仅具备技术知识不能解决任一具体问题(7)。后者只存在于实践中，而且“预见到的未来”不能通过实践知识达到，也就是说他否认实践的“预见功能”的存在(8)，他认为理性主义的实质是仅仅承认技术知识，而否认实践知识在认识论上的价值。用奥克肖特的话说就是：“理性主义专注于对确定性的追求，技术和确定性在他看来是不可分割的连接在一起的，因为确定的知识，在他看来，是不需要在它自身之外寻找确定性的;知识，就是不仅以确定性终，而且也从确定性始，确定性贯穿始终的知识，技术知识似乎就是这样……技术知识似乎是唯一满足理性主义者选择的确定性标准的那种知识”。
理性主义的使命之一就是与传统划分界限。他们认为传统不可改良，且会阻碍社会进步，因此传统必须摧毁。这也就意味着理性主义的政治实践逐渐异化成为一种技术过程，忽视本土文明赖以建立和生存的土壤，照搬他国的制度或者输出本国的意识形态，先于政治经验建立政治目标和构思实现路径，然后按部就班地达成和实现这些政治构想，但现实结出的果实实在苦涩地难以下咽。这一点可以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取得例证。“废除封建糟粕”、“打倒孔家店”，这意味着对既有的一切进行否定，用暴力推翻文化传统、习俗……而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
在这一点上，张汝伦先生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政治上的理性主义者相同，只是在经验变成公式时才有意义。他们依照理性主义勾画出的社会进步目标，在一张空白的纸上重新设计和描摹，以此期望能够对中国进行脱胎换骨以追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无疑，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苦难深重的重要原因，甩掉传统的包袱，给文明换血，却忘了自己沉重的肉身;对西方的政治神话进行升华，却全然忽视其历史背景和传统;贸然地进行理念移植却导致水土不服，致使外来的理念摧毁了本土传统的思想和价值，加之新来的理念又缺乏适应自身重新发展所需要的文明土壤，却对建立在这些传统之上的原有的精神家园造成冲击，这便是社会苦难的根源(9)。同时也印证了理性主义者的一贯思维――政治总是当下的。正如伏尔泰所说的，要想建立一部好法律的唯一办法就是烧掉所有现存法律，而去重新建立法律，理性主义者往往视传统无一物，于他们而言，过去只是作为障碍才对他有意义。
基于此，奥克肖特认为，既然人类理性有限，那便不应过多地执着于对未来蓝图的勾画，而应该回归传统，从传统中汲取智慧和经验。传统是一种历史大智慧，是群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经过试错，层层筛选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它是第二种知识――实践知识的重要体现和载体。它本身具有延续性，诸如风俗习惯、礼仪。民间法和情感，也就是说，权利、经验、良知、个人情感都是传统的表现形式。同时，现代化的发展也是从传统中产生出来的，而非与传统割裂。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发展，必定将社会转型苦难降低到可承受水平，降低精神家园受冲击的程度，不可割裂传统。而且未来的政治不是科层的，不是“训导”的，应是对话的，要从人类对话中吸取灵感，相互凑趣求同存异，从而达成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而不是执着于对真理的追求(10)。
四、开放与弹性――奥克肖特传统观对确定性的回应
首先，传统是灵活的。在奥克肖特的信条里，传统并非是一个不变的存在，而是一个与实践交织不断、丰富自身的、富有弹性和张力的开放系统，它是历史层层筛选下来的富有大智慧的结晶，但它并不意味着它仅仅反映过去，也非固定不变和已经完成，而是一个灵活的、善于应对社会发出的新挑战，从而“充实”自身的宝库。“行为传统是一个要开始认识的难以捉摸的东西，实际上，他甚至可能似乎是本质上不可知的，他既不是固定的，也没有完成，他没有知性可以停靠的不变的中心，感觉不到他有什么最高的目的，或发现不了他有什么不变的方向”(11)，但正是这种自身的不确定性才能够在社会发出种种挑战时迅速准确地予以回应和反击。
偶然和短暂是政治世界长久以来充斥的东西，而传统的灵活性恰恰可以对政治实践予以补充和回应;其次，传统是多元的。它是一个开放系统，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理念和价值可以在这里共存，它又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沟通和对话平台，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发展目标、不同的发展方向、不同的发展理念在这里可以开展持续的对话，没有对错亦没有绝望，对话的目的是和平的共存而非理性的共识，它们彼此会晤共同簇生，它们壮大和充实着传统自身，一定意义上，正是传统的多元性才使自身灵活多变，多元和灵活是传统的精髓，亦相互伴随不可分割。正是因为传统不是一元而是多元，不是封闭而是开放，不是静止而是流动，因此人们对于传统的依赖便是对传统多样性的寻觅与摸索，人们与传统的互动就应该是充满创造性与主动性的交流与对话(12)。但是，过度的强调价值的多元是否会导致无法比较孰优孰劣，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奥克肖特认为，政治哲学要有“领域意识”，要分清在政治领域还是个体领域：在公共领域中，要避免排序，以免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对话关系;在私人领域中，若是群体自主选择，则具有自主性，同时每个人应有真理感，只是不应将这种私人的真理上升为“政治真理”而带入到公共领域中。
对确定性的追求俨然已成为现代政治的困境，人们热衷于用理性主义衍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来勾画社会发展的蓝图，人类的困境是由于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没有大行其道，人类的危机越深，这种信仰越坚定(13)。换言之，理性主义政治难以超越理性主义考虑问题，它有自身存在和生长的土壤，要想超越技术主义的范畴去理解现代化的困境，就需有一个新的视角和环境。奥克肖特认为，传统就是一个新的培育土壤，扎根于传统，在传统的多元价值中汲取灵感，有限理性却不过度崇尚理性，专注于目标的探索却不使其唯一和固定，当理性成为指引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灯塔而不是谓之为主义时，政治哲学的时代性才会熠熠生辉，在人类文明踏步前行的路上，政治哲学的任务大抵就是在理性的活的精神和传统的土壤中共同寻找和汲取灵感，放大反思和试错的维度。
注释：
(1)应该解释的是，政治科学讲究定量、科学分析，使其理论经得起推敲和检验，但并非所有的东西都可量化，一种现象也会有多种解释，尤其是复杂系统论的出现，线性系统决定论在实践中不再能站稳脚跟。
(2)应该指出，逻辑检验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某些逻辑上说不通的东西却具有现实意义，而某些即使经过逻辑检验，现实中却不一定行得通;实践检验是一种间接检验，特定时期的证伪不意味着理论的终结，政治哲学的产生是人类思想的变异，它提供了公共生活的图景，所以应在公共生活的思想库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使某一时期被实践证伪，也不意味着它的终结，总会迎来自己的春天 。
(3)需要指出，奥克肖特并不反对人类理性的应用，也不否认理性作为人类思想领域基本内容的存在价值，他批判的是把追求确定性的理性思维与政治捆绑在一起，把政治活动当作是一种依赖逻辑推理的追求确定性的终极目标的实践行为，奥克肖特对待理性的态度是“有限理性”，即理性自身的有限性和应用领域的有限。
(4)与此持对立观点，政治哲学认为，知道自己不知道，是人类真正的智慧。
(5)Harwell Wells，“The Philosophical Michael Oakeshott”.
(6)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72.
(7)参见《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英)奥克肖特(Oakeshott.M.)著，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8)这是奥克肖特批判的理性主义的重要特征，即“提供未来的途径，并且作为必须要实现的目标”。
(9)政治哲学中所谓的社会苦难，并不是指社会转型带来的挫折，而是指精神家园、意义世界缺失之后降低了人类应对挫折的能力。
(10)需要解释的是，人可以有自己的真理，但是不必强加于人。
(11)参见《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英)奥克肖特(Oakeshott..M.)著，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12)刘洋.《认真对待传统――奥克肖特的传统观念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方法论启示》，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79页。
(13)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理性的构建没有结出理想的果实，反认为是理性的功能没有充分应用，便更加笃信理性的力量，这部分内容可参见张汝伦.《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欧克肖特的政治哲学观》，载于《社会观察》2004年第一期，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