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论文

2017-03-28

什么叫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毛概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毛概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论文篇一

《试析毛泽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

摘要: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成为党所面临的新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初步探索:1956年《论十大关系》、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这些探索都为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指明方向、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5-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大历史性飞跃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每一种理论形成都是在以往理论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批判。要是没有毛泽东等人的艰辛探索,也就没有邓小平等人成功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一、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历史背景

1956年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课题。

(一)国内背景

1956年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呢?全党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应该怎么走,党没有可能事先做好充足的理论准备,也只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探索,在实践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

(二)国际背景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比较高度集中,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非常显著成效,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随着苏联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高度集中的体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缺点和错误也浮出水面。尤其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进行了批判,导致帝国主义乘机反苏反共,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开始动荡,各个国家开始摆脱苏联的模式,纷纷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因此,中国不能走苏联的老路,苏联的经验是不成功的,它的成功经验也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党内领导人要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基本内容

在进行初步探索中,有两个发展趋势,一个是探索中形成和积累了比较正确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另一个是在探索中形成和积累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是值得学习与借鉴。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为八大的召开做理论准备,在讨论的基础上写出的报告,这个报告确立了一个基本方针: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十大关系就是十大问题,也可以说是十对矛盾。是在总结苏联与我国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建设发展问题提出来的。《论十大关系》分别提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党与非党;革命与反革命;是与非;中国与外国等十个方面的关系,提出了正确处理的指导原则。“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

(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奋斗。”[2]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章程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这是党集体智慧,其内容主要如下:

1.大会主要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提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

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们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3]

2.大会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

全面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有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3.大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陈云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伴随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为补充。”[4]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著名论断,是富有远见的,难得可贵的,是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尝试。

4.大会提出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5.大会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反对个人崇拜。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其内容如下:

1.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充满矛盾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不是对抗行的矛盾,它可以是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5]

2.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也不一样,敌我矛盾用专政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方法解决,即“团结—批评—团结”。

3.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系列方针。

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

(四)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8年5月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1956年、195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自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另一方面,由于忽略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没有认清中国经济情况,过于急于求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遭到严重挫折,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行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会化运动。

1958年,在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大会根据毛泽东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结论。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肯定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大会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

(五)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后,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是从盲目地片面地最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工业方面的口号是“以钢为钢,全面跃进”。各个方面都有相应的指标,高指标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不顾当时的客观实际,浮夸风,虚报假数字。随着生产上的大跃进而来的是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度。党中央就决定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向应该是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6]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北戴河会议后,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大跃进”的内容突出了全民炼钢铁,农村人民公社全国一哄而起。

三、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影响

1.毛泽东尝试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总结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提出了许多新的方法和设想都富于创造精神,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迈出可喜的进步。也为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2.毛泽东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所取得的经验成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理论联系实际,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在实践中出真知,成功解决了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例如八大制定的路线。

3.毛泽东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许多曲折。许多理论并没有在实践中践行下去,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在所难免的,因为这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措。走错路是正常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说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就容易出错。虽有马列主义的指导,但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借鉴。正是因为这些曲折,对当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尝试了怎样进行建设的探索。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遭到挫折的教训。这些都为后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实践依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288页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页

[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88页

[4]《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0页

毛概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论文篇二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启示》

【摘要】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革”前这十年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八大”前后(1956年到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前)的探索工作走在科学的轨道上,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大跃进”前后(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1960年底)的探索工作出现了严重失误,社会主义建设一度遭到重大挫折;“调整时期”(1961年到“文革”前),毛泽东对一些觉察到的“左”的思想理论进行了纠正,并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新认识,从而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对于推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

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革”前这十年间,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带领党和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既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同时也付出了代价。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对于推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一、“八大”前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及其主要成果

(一)“八大”前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

1、“以苏为鉴”问题的提出,开始酝酿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同对苏联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相联系的。由于我国是仿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过“一五”计划几年的大规模建设,毛泽东已经觉察到了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1955年底,他在党内首先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的问题,并亲自领导了历时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就反映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其中在对待学习外国的认识上,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①这次调研活动,为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思想准备。

2、以吸取苏联教训为契机,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进行全方位地探索。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这给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国际形势。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认真研究。19日和24日,他又在先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在4月4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联系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提出了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命题和庄严使命。他说:对苏共二十大,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②这篇讲话,随即成为党的“八大”的指导思想。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③“八大”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全面的战略部署,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在理论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八大”以后,毛泽东不但在经济关系方面进行了若干调整,而且针对当时国内思想动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层出不穷的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遗憾的是,随着1957年底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这一充满生机和创造精神的探索历程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二)“八大”前后毛泽东最初探索的主要成果

1、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以及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并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先,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④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和解决这些矛盾的循环往复,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其次,明确了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指出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⑤再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⑥。因此,“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⑦

2、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一是提出了“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要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⑧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思路。二是提出了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⑨这样一个宏伟而又适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经济战略目标。三是明确了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3、提出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任务和设想。一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针对我国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加的现象,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⑩的思想。二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提出“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力”。这对于克服官僚资本主义,发挥地方和下级国家机关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4、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设想和政策。第一,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辩证关系,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强调要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二,开始酝酿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设想。第三,明确提出了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另外,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和任务。例如,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①的方针;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等。

历史证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探索是成功的。

二、“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及其理论思考

由于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1957年夏反右派扩大化后至1958年底,毛泽东面对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过程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和实践在许多方面偏离了科学轨道,对“八大”前后形成的一些重要而尚未实践的观点发生了动摇,使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严重失误。

(一)“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程中在理论上出现了重大失误

1、改变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以阶级斗争取代了经济建设。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②的错误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其次,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即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连同右派分子为第一剥削阶级,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这就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阶级现状的分析。再次,针对整风运动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国内外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认为这是由于过去没有开展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而导致的,因而提出“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③。显然,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讲,都是在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基础上作出的与阶级斗争这一实质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错误论断。

2、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上,以急躁冒进的“大跃进”取代了在综合平衡中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是把“反冒进”主张提升到政治高度进行了尖锐批评,结果使“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被急于求成的“冒进”主张所取代。二是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取代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三是片面地强调钢铁生产的高指标,提出了“十五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④的奋斗目标,导致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和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取代了“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果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社会生产秩序极大混乱。

3、在经济体制的变革方面,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变动取代了“八大”前后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一是“放权”过多、过快,干扰了政府的计划机制和积极的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二是决定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等非社会主义经济采取严厉的改造,结果使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几乎荡然无存。三是轻率地发动了旨在追求“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另外,在党内民主生活方面,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又导致了党内的不同意见很难提出,党内民主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状况,结果“家长制”、“一言堂”逐渐取代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历史证明,“大跃进”前后的实践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的失误,是一次不成功的实验。

(二)毛泽东对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的纠正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重新思考

1、围绕着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讨论和加以纠正。首先,为了纠正“共产风”,毛泽东在1958年11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的主张,并为此建议全党去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他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于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①这次会议及其读书活动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反思,对于党和人民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次,为了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问题,11月下旬,毛泽东又在武昌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压缩空气”,要把“指标根据不充分”的降下来,不要“相信作假”②。正是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八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公社还不是共产主义,还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不能混淆界限,不能超越阶级。再次,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的认识问题,1959年2月初至3月初,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3、4月间,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再次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并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遗憾的是,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运动,使其在这一时期的探索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2、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认识又取得了一定的新的成果。第一,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同时指出:在我国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③第二,在发展商品生产问题上,提出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存在是必要的,称价值法“是一个伟大的学校”④,要利用价值规律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三,在所有制结构上,指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确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要毫无根据地宣布立即实现了共产主义,也不要急急忙忙地由集体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第四,在分配制度上,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另外,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提出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提出了要把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放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来认识,要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并注意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等主张。这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在这一问题认识上的远见性。

三、“调整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深层认识及其主要成果

(一)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进行了深层探索

为了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觉察到的一系列错误,毛泽东把解决的突破口首先放在端正思想路线问题上。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从认识论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他说:认识事物和领导工作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⑤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又在1960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此,“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⑥大兴调查之风。通过这场理论反思和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为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创造了条件。

(二)在深层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认识

1、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要求,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必须要从国情出发,按照国民经济内在的比例关系搞好综合平衡。第一,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的原则,调整将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第二,提出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必须从国情出发,强调要适当控制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以便尽可能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第三,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搞好综合平衡。

2、中国至少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反思“大跃进”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意识到了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应该把时间设想得短而容易。为此,毛泽东不仅抛弃了15年“超英赶美”的目标,而且对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和目标进行了再思考。首先,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时间问题进行了新思考,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①显然,这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新认识。其次,对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有了更深的认识,提出了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3、要注意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一是提出要注意运用和发挥经济杠杆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比如:针对当时工农产品日趋扩大的剪刀差现象,通过了提高粮食及农产品收购价格以满足农产品对市场的需要;为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决定较大幅度地减轻农业税负担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活跃城乡经济,决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等等。二是强调企业的民主管理,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②思想。三是针对我国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端,明确赞同对一些工业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

此外,在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要求“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③。

四、有益的启示

其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民族特点。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因为“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④因此,各国“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⑤。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什么时候能够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正确地把握本国国情和现实特点,勇于并善于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就成功;相反,社会主义建设就注定要受到挫折,甚至走向失败。

其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我国是逾越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所必须完成的发展商品经济的任务却无法逾越,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国计民生的经济运作手段和管理方式也不能随意抛弃。“大跃进”时期我国提倡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这就使我国本来就不发达的商品生产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长期陷入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的状态。

其三,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注意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行以法治国。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的历程表明,经济建设方面的失误固然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但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端以及民主法制的不健全,造成党及党的领导人在政治上所犯错误带来的后果更加严重。这也是导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探索过程中造成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四,在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党更要注重吸取历史的经验,同时在实践中还要随时总结新的经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社会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和稳步发展的过程,有它内在的必然联系。可以这么说,当今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思想,就是在总结以往我们党和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逐步成熟和完善的。这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历史与逻辑的辩证关系。然而,实践又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总结经验也不能一劳永逸。我们必须看到,目前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告诉我们,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进而实现现代化,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还很重。因此,我们党一定要在实践中继续积累新经验,不断加深在新形势下对执政规律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以此提高驾驭我国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本领。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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