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维度下的对外传播
摘要：本文从传播学和外交学的角度，探讨了对外传播的重要性。基于受众对象分析，本文结合具体实例，强调对外宣传报道要注重报道角度，并进行有效信息筛选，对外传播宜采用归化语言翻译策略。
关键词：受众 信息 归化 对外传播
引言
法国文化关系政策学者Louis Dollot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文化关系》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国际文化关系”（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这一术语。他把国际文化合作关系的出现当成第三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是国家干预文化事业，第二次是大众传播媒介把文化财富和价值的享受面扩大为人民大众。国际文化关系被称之为第三个方面，是相对于政治与经济（贸易）关系而言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处于第三维度下的对外传播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日常外交行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是传播学宗师麦克卢汉奠定传播学基础最有名的两句话。这两句话言简意赅，精辟地概括了媒体与信息、媒体与人的关系。置身于信息时代的人们对于“媒体是信息载体”这一功能大体不会产生什么质疑，然而，人们对于“媒体是人的延伸”的理解可以是多角度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国际信息流动步伐加快，我们居住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逐步成了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在地球村落中，媒体就是国家国际形象的延伸。正是在国际大众传播媒介发达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加紧了对国外民众和国际公众的舆论宣传，以此树立本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良好国际形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外宣翻译作为一项战略性事业，应当成为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对外报道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传播效果，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汉语英语的英译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传播效果的清晰度。”
受众分析
“我国各大英语媒体的受众定位较为明显，一般确定为：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基于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地位，我国对外传播的目标对象一般为拥有一定的文化素质且母语是英语的外国人士，或者为较为精通英语的人士。读者反应批评论(Reader-Response Criticism)认为文本的意义产生于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这种互动取决于语境和读者的积极阅读过程。对外传播的读者或受众为外国人，由于语言和文化相异，所处政治体制可能又存在差异，对他国政务的熟悉程度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对外传播的任务是选择一定的报道角度、一定的有效信息，并采用合适的语言翻译策略来塑造本国在他国人士眼中的国际形象。
约翰费斯克认为文化产品具有双重经济意义：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所谓金融经济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必须涉及交换价值；文化经济主要强调“使用”，即要“有意思”“有乐趣”“有社会身份感”。约翰费斯克坚持认为“在文化经济中，受众作为生产者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换言之，在大众传媒中，受众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是文化消费的终极生产者。因而，在对外传播中，首要问题是要充分考虑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度。
“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受众对政府创办的媒体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会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西方受众对待他们自己的政府如此，对待外国政府的媒体也是如此”。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增强信息的可信度与认同度是至关重要的。
具体策略
报道角度。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较早就认识到媒体对世界的拷贝作用，并认为拷贝世界的产生和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媒体的拷贝世界不是大众媒体对真实世界的全面复制或拷贝，而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政治的或商业的意图，对真实世界的加工和制作”。学者们普遍认同自中国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以来，新闻和传媒报道由“聚焦政治(politics-focused)”转为“多元化观点聚焦(multiple-view focused)”。
科林·斯巴克斯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道理：优质传媒(quality press)往往通过呈现(事件)的片段，由读者自行完成对整个事件合乎逻辑的理解。Joke Hermes：就文本对文本意义做出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文本只有在读者和文本之间产生互动时，文本才能获取其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崛起。不同于暴力专制下的政治社会国家，市民社会以公民接受劝导而形成的普遍认同心理作为社会组织和领导的基础。市民社会让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和兴趣与日俱增。在对外传播中，选用合适的新闻报道角度能够提升国家形象，促进国际交流，缓解可能出现的潜在“信任危机”。当金融危机爆发，悲观情绪笼罩全球时，2008年10月6日的《中国日报》发文《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此文塑造了中国“临危不惧”的负责任大国形象。面对“三鹿奶粉”事件，《洛杉矶时报》（2008年10月3日）发文Living in China， Worrying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Food(生活在中国，食品安全令人忧)，文中通过列举几个小故事，说明“三聚氰胺”事件改变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牛奶饮用习惯。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该报道的出现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中国日报》于10月6日公布了未检出三聚氰胺奶制品名单，于10月18日刊登了《总理：政府会对牛奶事件负责》一文。这些报道虽说是针对同一公共事件的，但是，由于报道角度不同，在受众中形成的“文本意义”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因此，面对公共危机时，对外传播的报道角度将决定危机的化解方式。
信息筛选。对外传播可以涉及的信息是不计其数的。信息的流动是双向的。走在信息技术革命最前列的“媒介帝国”的美国，每天向世界各地发送数以万计的信息。这些信息无不体现着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以极强的冲击力和渗透力压倒、吞噬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当文化信息超出受众的接受和处理能力时，会造成受众的“文化紧张”和“文化休克”，同时也对文化传播主权和文化传播资源构成威胁。因此，在对外传播中，信息量并非多多益善。“由于信息过量和信息传播的费用廉价，对一国而言，信息传播的能力远不如通过信息的有效筛选而拥有信息传播的信誉重要”。信息删选的标准是什么呢？
素有舆论界骄子之称的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提出了“论说四条、纪事五条”的新闻理念。“论说”四条，即“公”、“要”、“周”、“适”。“公”就是要以社会利益为重，不附于一党之见；“要”就是要拣“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不要用小事来误导读者；“周”就是要分清主次；“适”就是内容要适合中国国情。“纪事”五条，即“博”、“速”、“确”、“真”、“正”。“博”就是广博；“速”就是讲求时效；“确”即准确；“真”就是真实；“正”即正直。
对外传播由于是涉及国家形象的新闻报道，按照“要”“周”“适”“速”的标准进行信息筛选是非常有必要的。2009年5月8日，《中国日报》头版“Official death toll of pupils issued”公布了“5?12”汶川地震学生死亡总数为5335人，并表示将严惩学校豆腐渣工程肇事者。2009年5月8日《华尔街日报》（根据笔者的观察，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中，《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的报道相对较多，这可能跟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有关。）头版立即刊登了“5?12”汶川地震的有关报道，题目为“China issues quake toll， but parents are skeptical”（灾区家长怀疑官方公布死亡数据）。该文通过举例展示了灾区家长的不满与消极态度。此文刊出，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中国政府对灾区的关怀与付出的努力，也破坏了政府与灾区人民同舟共济的“亲民”形象。5月11日，《中国日报》头版大篇幅的报道都关注了“5?12”地震。“After the quake， there is love， there is hope”(地震过后，人们生活有爱，有希望)，该文为后续报道，报道了德阳地震博物馆将于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开馆。博物馆展出了绘画和摄影作品。“有爱，有希望”是其中的一幅儿童绘画作品，表达了灾区人民对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作品曾给去年奔赴灾区的中国日报记者强烈的震撼。因此记者去年还倡议人们通过购买灾区儿童的绘画作品来捐钱资助灾区的人民。“Public must be‘ready against disasters’”（公众对灾难的应急机制教育）从国情与实际出发，报道了政府发行了灾难预防和减少灾难的白皮书，并将2009年5月12日定为首个国家灾难预防日。《中国日报》的这些报道很好地回应了他国媒体的诋毁，而且体现了“要”“周”“适”“速”的新闻理念。
语言“归化”处理。对外传播中使用的语言翻译策略不可小觑。归化是翻译中处理文化因素的两种策略之一，最初是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著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及的。他认为归化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语文化(domestication)。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目的语进行翻译，在这样的译文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原文的陌生感被淡化。归化派主张将译文读者置于首位，注重语言的流畅地道；主张交际翻译，认为翻译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更要克服文化障碍，尽力避免文化冲突。因此，翻译时应尽可能将原语文化转换成目的语文化，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近的认知和感受。“外宣英译的目的是让其受者明确无误地理解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达到这一目的，译者应设法化解汉英两种语言在风格、逻辑、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目的语为归宿，使译文受众在摄取信息的过程中不遇到障碍”。
在对外传播中，基于受众对象，宜采用归化策略，以此增加认同感，减少文化冲突和误解，取得良好的沟通效果。例如：将“紧急融资、紧急援助”译为“bailout”；“封口费”译为“hush money”；“限薪”译为“pay cap”；“消耗巨资拍摄的影片”译为“blockbuster”；“韩朝关系解冻”可译为“thaw in Korean relations”;“大型庆典”译为“mass pageant”；“固定工资”译为“frozen salary”等。
对外传播中归化策略的运用还要求译者尽可能从目的语中寻求对等信息或借鉴相关表达。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了一些带有特有文化烙印的词儿。其中，麦凯恩的竞选助手佩林使用的“We’re a couple of mavericks”甚为流行。该词原为人名，是德州的一个律师，由于客户以农场抵债，他被迫成为农场主，他没有像当时的其他农场主一样在牲口上烙印。Maverick成了不打烙印牲口的代名词，现佩林引典，用 Maverick表示“标新立异的人”。同样的，在总统竞选中冒出的“swift boat policy”也颇有渊源，它表示“抹黑政治策略”。该短语源于克里竞选总统。在克里参加总统竞选时，作为曾经是美方越战海军司令的他（战舰名称swift boat）遭到越战时期老兵的攻击。此外，2009年4月，猪流感在美国暴发之际，美国政府号召国民减少不必要的墨西哥之旅，以减少病毒感染的可能性。美国总统奥巴马用“close the barn door when the horse is out”来形容这个政策是马后炮，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典故来表达“马后炮，亡羊补牢”之义，似乎要比“Hindsight is twenty-twenty”“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It’s never too late to mend”更富有新意和受众友好些（target-audience-friendly）。如果这些翻译在相关的对外传播中采用，不但体现了新闻的时效性和时代感，而且受众不需费周折，很快能够理解信息内容，增强了对外报道的可接受性和可读性。
结语
从外交学和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对外传播是关乎国家形象的新闻报道，是介于外交学与新闻报道的一种活动。由于对外传播的特殊性，选择新闻报道的角度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形象和危机化解方式；对外传播中要进行有效的信息筛选，力求做到“要”“周”“适”“速”;基于受众对象，对外传播中宜采用“归化”语言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刘亚东：《强化对外传播，实现国家利益》，《新闻记者》，2009（1）。
2.张健：《英汉对外报道并非逐字英译》，《上海科技翻译》，2001(4)。
3.郭可：《当代对外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