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动性强化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

2016-11-11

摘要:当前,社会整合成为转型社会的重要趋势,大众传播促进了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形成,而大力拓展民生新闻互动的广度和深度,对于强化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促进社会融合和群体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生新闻 互动性 社会整合

随着民生新闻在各地电视台的热播,互动性在电视民生新闻上得到极大应用,确立了电视从传者为中心向受者为中心的转变,推动了电视从“我播你看”的单向传播模式向“全民参与”的互动传播模式变革。不过,历经多年发展,电视民生新闻在互动性方面仍有很大不足,缺乏通过节目来促进社会互动、推动社会认同、实现社会整合的能力,现代媒体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充分挖掘出来,这是电视民生新闻需要大力拓展的重要领域。

电视民生新闻缺乏深层次互动

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最典型和最频繁的传播格局是一种扩大了的双向关系。”①也就是说,实现传播的互动性,是媒体开展新闻传播活动的最佳状态,也是其努力的方向,因为受众兼具信息接收者、信息反馈者和媒介使用参与者三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活动的效果和价值。

目前在很多地方热播的民生新闻栏目,一方面很重视与观众的互动,另一方面在互动方面也存在很多不足。为增强节目的互动性,很多民生新闻栏目普遍采用各种方式来鼓励受众参与,如采用热线电话、手机短信、网络留言等方式,为观众参与调查、发表观点、报料等提供方便快捷的渠道;举办各种形式的现场活动,接受观众的咨询、投诉,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互动交流;有的栏目还着力培养“群众记者”,征集受众身边的新闻,不断拓宽节目源;还有的栏目举办有奖收视活动,以丰厚的礼品回报锁定节目的观众等。可以说,互动性在电视民生新闻上的普遍应用,使电视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从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回归,即从过去的单向传播转变为双向交流,使受众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传播活动的主动参与者,使民生新闻栏目日益成为观众表达观点和意见的平台。

然而,民生新闻栏目当前所开展的互动,仍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浅层次互动,在互动的内容、范围、层次上存在很多不足,与受众的期待和需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当下,受众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其心理需求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希望“通过电视能够满足更多的社会表达和社会参与”,“更愿意把电视看做是实现公民权利、参与社会建构的利器”。②而很多民生新闻栏目开展互动,着眼点仅放在提高收视率、拓宽节目源上,这是一种单纯追逐经济利益的功利性目的,并非从搭建各阶层沟通交流平台、提供利益的制度化表达的角度出发,其导致的后果是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在新闻媒体上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空间,传媒也没有能搭建起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精英阶层与中下阶层之间的利益表达的协调机制,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社会分化冲突与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低度分化高度整合的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速度、深度和广度比任何时期都要深刻的社会分化。社会分化从社会分工、社会分层、系统功能分化三个维度展开,一方面促使社会释放出巨大的活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过度的分化又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隐忧。从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来看,在社会成员迅速分化的同时,人际关系日趋功利化,互助意识和情感联系淡化,孤独感和不信任感在普遍滋生,尤其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剧烈的社会分化削弱了他们对社会的认同与凝聚,最终导致了他们对主流社会的不认同,甚至产生抗拒和排斥,社会的分裂、冲突和矛盾显现,社会离心倾向增长,所有这些都使得社会整合难度加大。可以说,在社会冲突不断加剧、行政和意识形态整合急剧弱化、多元化社会形成的形势下,需要新的整合方式和机制的出现。

当下的中国已经演变成一个以横向契约关系为主的社会,传播活动促进了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形成。③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整合基本上是通过政治诉求与政治力量来实现的,社会整合的基本形式是外在的行政性整合与内在的意识形态诉求,纵向的组织信任和合作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不但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自主性社会,而且生成了基于人的能力和资源基础的多样性社会主体和差异性生活方式,生成了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人际关系模式和社会网络结构,行政的、组织的因素逐渐淡化,市场的、利益的因素不断生长。在这一网络中,社会信任和合作取代了纵向的组织信任与合作,成为社会整合的基础。而个体之间要形成社会联系,达成社会信任和合作,首先要依赖于传播活动,因为传播手段和沟通方式在调解社会关系中越来越重要。

传播的社会整合功能不仅依靠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来承担,更依靠由传媒所承载的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传媒在民意整合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能比较充分地承担起价值整合、规范整合、结构整合等功能。就大众传播整合社会结构的功能而言,英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卡伦认为,“在分层化的现代社会中,不大可能出现整体性的社会聚会”,而媒体代表性的再现提供了“对具体的群体交流行为的功能性替代”。④而传媒要在社会分化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承载起社会整合的任务,需要建构大众公共领域,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在现代都市社会,社会关系的核心是人们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必须靠社会的制度因素来保证,这其中就包括了通过建构起利益的制度化表达渠道,使不同阶层的群体拥有表达自己利益的诉求平台,充分享有社会的信息资源。

大众传媒从其诞生起便负有两种职能:一是作为政权的“喉舌”,大多依附于政府组织,以政治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这仅仅是政府、政权政治的延伸;二是充当社会的公共空间,对上负责但不迎合,相对独立但不回避主流,贴近下层但不从俗。⑤过去人们对媒介功能的认识比较僵化,大众传媒片面强调“喉舌论”和追求商业利益,而作为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功能却很少被提及,公共空间的作用被忽视,这种对传媒功能的片面认识,无疑使传媒为政治、文化、经济利益服务的工具功能不断强化,权力机构、广告商、强势阶层与媒体“合谋”制造出符合其利益的话语体系,而普通民众与媒体不能形成一种充分互动的关系,无法在媒体市场上建构“公共领域”。事实上,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提供者,可以各方搭建话语诉求的平台,达成利益协调,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全方位交流和互动,进而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信任与合作。

民生问题,包括民众基本的生活状态、发展机会、发展能力和权益保护状况,突出表现在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集中反映了民众的根本利益,也最容易产生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媒介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构建互动的议题,促使社会矛盾和分歧得到讨论、理解,以便达成共识,减少冲突、解决矛盾。在这一过程中,媒介在构建社会议题的同时,增加了社会认同,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整合,无疑能有效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电视民生新闻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以互动性强化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

拓展民生新闻的互动面,不但能进一步增强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的参与性和权威性,提升栏目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而且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沟通,更充分地发挥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为促进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电视民生新闻应该迅速转换角色,大力拓展互动的广度和深度,强化媒体与媒体、媒体与社会的多层次社会联系,对多元化的价值观和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为各阶层的社会利益诉求提供互动交流的平台。

电视民生新闻应通过加强媒体与媒体的互动,吸取其他媒体的优势,挖掘和储备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和互动话题。网络的平等、开放、交互、超越地域空间等特征,为人们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为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充分展开的平台,意见的自由表达扩展到每一个接入互联网的主体,民众的话语权得到充分扩展。因此,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应该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关注,从网络中挖掘和储备有价值的线索和话题。

另外,网络不但在一些重大事件披露的时效性上占据优势,而且通过网民自发的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而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与政府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通过权威发布和解读等方式形成的官方网络舆论场相比,在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如贪污腐败、行业垄断、贫富差距、社会治安、环境污染等话题上,更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可。因此,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应该吸取互联网在内容、形式表达上的优点,以老百姓更能接受的方式来进行传播。

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应该搭建公共的话语平台,加强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为中下阶层提供利益充分表达的渠道,实现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之间的争辩、对话和协商。一些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北京电视台《第七日》的“心疼老百姓,为老百姓说话”、安徽卫视《第一时间》的“寻常巷陌新闻,绘声绘色讲述”、湖南经视《都市一时间》的“民生视角,本色表达”等新闻理念,表达出栏目的定位和宗旨在于传达民意,营造公共空间。当下中国的弱势群体需要这样的自主表达的渠道和与媒介互动的机会,对于利益的制度化表达,能通过有序化的方式控制利益冲突、消融利益冲突,这是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媒体应该在这方面赋予弱势群体和草根阶层更主动更积极的传播权利。

电视民生新闻栏目还应摆正自身的角色和位置,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这不仅能增强节目的参与性,还能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起到推动作用。当前,很多民生新闻报道“破而不立”,对于负面事件的批评很多,却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与媒体在揭露问题和解决问题上与政府部门缺少互动不无关系。民生新闻不能“越俎代庖”,在处理一些焦点热点问题时首先应考虑如何与政府联动,以政府或职能部门为主导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抱着锄强扶弱、包打天下的侠客心理亲自去做。2006年10月初,广州市数十亿元的专项维修资金被不良开发商侵吞的问题被曝光,广州有万余名业主拥向各小区开发商追讨专项维修基金,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栏目,在政府、民众、开发商之间搭起互动通道,一方面采访政府主管部门、发展商,如实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另一方面呼吁市民理性应对,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进行维权活动,促使矛盾顺利解决。

当然,电视民生新闻也应谨防为互动而互动,在一些民生节目中,“互动”往往仅被作为一种提高节目好看度的技巧来使用,传媒将焦点放在如何更好地使用技巧上,从表面上看收视率在攀升,受众的需要和趣味得到了满足,但客观上“这种趣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趣味,是由节目策划人和制作人制作出来的趣味”。⑥这些庸俗的互动话题占据着公共话语平台,损害的是绝大多数受众的利益。

注 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②王雄:《论电视民生新闻在新语境中的自我转型》,《视听界》,2009(4)。

③吕尚彬:《中国大陆报纸转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詹姆斯·卡伦著,史安斌、董关鹏译:《媒体与权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张福平:《公共空间:大众传媒的必然选择》,《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6)。

⑥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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