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主政治论文
在希腊古典政治哲学关于政体的分类中,僭主政体是其中之一,与君主政体相对立,并且被认为是最恶的政体,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僭主政治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僭主政治论文篇一
哲人王与僭主的悖论
摘要:“正义”是《理想国》一书的核。问题,也是柏拉图贤人政治的理论起点。人们通常认为,在柏拉图的五种政体中,代表理想政治的哲人王与代表邪恶政治的僭主是截然对立的。但本文认为,由于正又的合法性无法判断,二者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可以相互转化。
关键词:理想国;柏拉图;正义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1-0141-02
“正义”是《理想国》的中心话题,也是理想城邦建立的逻辑线索。理想国是一个从极端放纵腐败的现实中解脱出来的至善之国,在柏拉图看来,这个理想国只有在哲学家成为国王的时候,即智慧和权力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时,才有可能出现。为什么只有哲学家能够使城郭得到幸福?因为哲学家具有正义和谐的灵魂,对于最高的知识――至善有着自发的追求,从而能够摒弃虚幻的个人欲望,无私地为国家鞠躬尽瘁,根据正义的原则来统治城邦,引导城邦达到至善与幸福。柏拉图对这个理想国倾注了无限的希望,但他又说“这个国家只在理论上存在,我不相信现在的世界上会出现这样一个理想国”。柏拉图对此的解释是:
“已被创生出来的每一个事物都必定耍衰亡。”他把理想国堕落的过错归咎于这个万事万物普遍适用的演变规律,但是如果理想城邦已经如此完美,为什么也不能逃避衰亡的规律?如果哲人王正义的灵魂能够保证他统治手段的绝对完善。为什么哲人王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々柏拉图回避了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柏拉图没有论证判断“正义”合法性的权力由谁掌握的问题,因此,哲人王以人性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城邦正义,在现实中往往就会变为僭主式极权统治下冠冕堂皇的遮羞布。
那么柏拉图所说的正义究竟是什么?在第四卷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讲到:
“在我们的城邦里每个人只能干一项工作,也即,干那项最适合他的本性的工作……但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企图爬上军人阶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爬上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那么,这种交换和干涉会意味着国家的毁灭。由此柏拉图得出结论:“如果城邦三个阶级的任何一个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城邦就是公正的。”这就意味着:只要统治者统治,工人们工作,而奴隶们被奴役,国家就是正义的。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所说,柏拉图不把正义看作是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视为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整个国家的一种性能。只有具备了健全、强大、统――稳定,国家才是正义的。”在这种理论下,阶级特权不仅不是“不公正”,恰恰是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柏拉图对哲人王的设想有个潜在的预设前提,即统治权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在这个前提下,有资格拥有统治权的一定是某些资质最好的特殊族类,这就是著名的“建国神话”。
”我们在故事里将要告诉他们: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耍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耍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竞是哪一种金属……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
柏拉图认为,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可以向臣民室称人类分为金银、钢铁三等级,唯有被赋予贵金属的人才是天生的统治者,而铜铁如果混杂入金银,则有灭国的危险。这种欺骗无损于哲人王的品德,也就是所谓的“高贵的谎言”。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总结了柏拉图的政治纲领一
(A)严格的阶级区别,也即组成统治阶级的牧人和看家狗必须严格地和人类的家畜区分开来。
(B)国家和统治阶级共命运,该阶级的独特利益,即是(国家)整体的利益,要服从这个整体,对这个阶级的生育和教育的严格规定,对其成员的利益的严格监督和集体化。
(c)统治阶级对军队的品行、军训、带兵权、接受各种类型教育权等方面享有垄断权,但统治阶级被排除在任何形式的经济活动之外,尤其是经商。
(D)针对统治阶级的智力活动,必须有一套相应的检查制度,必须进行持续的宣传以造就他们统一的思想。在教育、法律、宗教方面所出现的一切革新必须进行阻止甚至镇压。
(E)国家必须自给自足。它必须以经济的自给自足为目的,否则统治阶级要么依赖商人,要么自己就变成商人。第一种后果将削弱其权力基础,第二种后果将有损国家的团结与稳定。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它的一切制度由能认识真理的哲学家制定,而城邦中的公民各安其分各尽其职,那么“整个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为了让各阶级的人都能安心接受自己的命运,哲人王使用欺骗等一般意义上的“非正义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高贵的谎言”是为了守护城邦的正义。
《理想国》在第九章分析了哲人王的灵魂和僭主的灵魂,他指出,最善者和最正义者是最幸福的人,最有王者气质,最能自制:而最恶者和最不正义者是最不幸的人,最有暴君气质,贪婪无度,最不自由。僭主离理智部分的要求最远,他们所追求的快乐最不真实,王者离有秩序的欲望最近,他们追求的快乐也最真实。他说:“既然善的正义的人在快乐方面超过恶的不正义的人如此之多。那么在礼貌、生活的美和道德方面不是耍超过无数吗?”因此,“不正义对于一个行为完全不正义却有正义之名的人是有利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哲人王和僭主之间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他们的区别仅仅是心灵是否和谐、是否坚持理性和正义,而在使用的统治手段上,几乎没有差别。哲人王的心灵是智慧、勇敢、正义、节制的和谐统一,他以追求最大的知识――善作为人生最大的幸福;而僭主的心灵被疯狂的欲望所驱使,永远充满着混乱。这里隐含着一个结论,即灵魂的正义决定了行为的正义,国家的正义可以由统治者的道德来保证。但是,如果僭主不是以私人的名义而是以正义的名义行使权力,即他用谎言欺骗群众、用意识形态控制民意、用国家机器压制群众,都不是出于个人的欲望,而是出于对某种崇高(或者白认为崇高)信念的实践,那么僭主和哲人王的区别又在哪里?柏拉图回避了这种情况,即哲人王和僭主很可能是一体两面的,区分这二者的唯一标准――灵魂是否正义,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我们很容易能够推出这样一种论断,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如果不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实现心中某种崇高目的去行使权力,那么极权的手段也是正义的。如果哲人王所坚持的“崇高信念”被判定为非正义,那么上面提到的理想国的施政纲领,就会成为波普尔说的“典型的极权主义”。
柏拉图说“我立法时以什么对整个国家最为有利为依据……因为我公正地把个人的利益置于稍次的价值水平上。”柏拉图认可
的首要准则是国家利益。在柏拉图那里,所谓的幸福是宏观意义上而不是针对每个公民的,他认为国家总体的幸福要大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幸福,而国家的幸福也就是个人的幸福。城邦正义和个体正义’是同一的,实现了城邦正义同时也就实现了个体正义。在这种逻辑下,只要能推进国家利益的都是正义的,只要是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邪恶的。也就是说,善的标尺是国家利益,能够为国家获得利益,就是美德。对个人而言,如果保持自己的职位是一种美德,那么这个社会里,每个公民就如同机器上被恰当地安装到一起的零件般处于融洽协调的状态,而个性将在“集体正义”的名义下消失。可以想象,这个城邦的统治者如果是心灵和谐灵魂正义的哲人王,这样的政治体制能够保证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如果统治者是利令智昏的僭主,这个政体就会成为最可怕的专制工具。可见,以人治为基础的王政政制的最大弊端就是不能保证城郭正义的永久性。
将国家治理的好坏完全寄托于统治者的品德,这完全是一种伦理过度理想化的政治乌托邦。波普尔指出,“乌托邦主义”的存在需要如下条件:
(1)存在一个绝对理想的方案。(2)对这个方案要有绝对的信仰。(3)有办法把这样的方案挑选出来。(4)还要有实现这种方案的最佳手段。波普尔认为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是不可能的,只要乌托邦的管理者之间有在任何一点上有任何的意见分歧,都可能导致暴力的产生。所以,它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领导者的英明,”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英明的领导者们不可能通过理性的方法产生出来,而只能靠运气侥幸获得。“柏拉图很清楚理想城邦是怎样堕落的,但是他避免正义演变为极权的方法,就是完全信任道德的力量,他把正义作为展现德性和通达绝对善的进程,将善作为正义的基础,以保证善性与正义的本质一致性a可是,如果哲人王所信仰的并不是真正的“正义”,尽管他也心灵和谐,尽管他也为了实现自己所认为的国家的最大利益而鞠躬尽瘁,那么他以“正义”为名实施的暴行,又到底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
乌托邦主义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人们过分依赖“精神领袖”或“伟大导师”设计的“理想方案”,人民群众只须按这样的方案实施,而无须思考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放弃了思想自由和独立批判的能力,把自己主动交给别人,这就成为了极权主义的温床。柏拉图的《法律篇》有句名言:“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如果民众的盲从性被统治者以“正义”的名义利用,或者甚至统治者本人也是这种所谓的“正义”的信徒,会有什么样的后果7纳粹主义就是一个现实例子。当今学界对纳粹的反思基本仍然停留在法西斯思想本身的批判上,很少有人注意到纳粹是如何一步步控制了人民的思想,用民主的方式实行独裁的,而这才是一种极端思想之所以能够危害世界的关键所在。希特勒在进行演讲时巨大的煽动力至今仍是新闻学中研究宣传作用的“魔弹效应”的经典案例,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宣传让无数德国人相信了雅利安人是神话中“亚特兰蒂斯神族”的后裔,由于与其它民族的人通婚才会失去神力,因此必须保证雅利安民族的纯洁性。从这个神话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建国神话”的影子,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悲观地认为人们永远不会相信这个略显荒谬的故事,可是理想国中做不到的纳粹做到了。当无数德意志青年宣誓“吾之荣誉即忠诚”加入党卫军侵略他国时,当盖世太保将一批批犹太人送入奥斯维辛时,他们无疑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在帮助人类进行人种进化。这些狂热的纳粹分子对信仰的坚定性不容置疑,可讽刺的是,当乌托邦中的建国神话变为现实,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理想国》中就写道:“假如一个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情感会激动而发怒,加入到他认为是正义的那方面作战,并且还会由于受到饥、寒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苦楚,而更坚决地争取胜利,他的高贵的灵魂不会平静下来,直至或者杀死对方或被对方杀死,或者直至听到理智的呼声而停战,就象狗听到牧人的禁约声而停止吠叫一样。“柏拉图的哲人王是如神明般全知全能和至善的存在他一方面要复制城邦的神圣原型,一方面还得复制人类的神圣原型。他用高贵的谎言维持民众对他宗教式的迷狂的崇拜,从而维持了阶级秩序的稳定,同时也构建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半神半人的世界”。对于人民而言,最可怕的不是赤裸裸的肉体镇压,而是精神世界被一种看似正义的信仰彻底洗脑。如果民众放弃了个人的独立思考而成为某种信仰的狂热信徒。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大动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已经不胜枚举,无论是为了维护信仰的“十字军东征”,或者是宣称在保卫民主的“雅各宾专政”,还是进行“种族进化”的纳粹党人,这种种人道主义灾难,无不标榜着自己的正义性,而投身其中的人,在历史的迷雾拨开之前,也确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可见,在正义的合法性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极杈主义的性质也是模糊的,它有可能成为哲人王手中高效的管理工具,也可能是僭主施行暴政的武器。因此,当智慧与权力相统一,并披上了正义的神话光环,即便最贤明的哲人王,也可能会成为最可怕的僭主。
正义化了的僭主或者说僭主化了的哲人王并非是蒙昧时代的特有产物,恰恰相反,以正义为名实施的种种霸权政治、独裁统治及人道主义灾难在文明高度发展的20世纪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20世纪是一个技术知识开始掌握社会生活的时代,伽达默尔深刻地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在这样的社会里,技术统治社会的观念开始漫延,人们习惯于依赖专家权威提供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寨,而放弃了个人的思考,甚至用专家的思维代替个人思考。信息时代的人们总是处于各种“流向“的信息洪流之中,这些信息总是经过具有话语杈的利益关切者的筛选后才进入传播过程中,于是当我们接受了这些信息时,也不自觉地被这些信息潜藏的“流向”所影响。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匿名责任的时代”。伽达默尔反问道:
“在这个已经匿名化的社会中,上述的情形意味着什么?一个理性化的、为支配全球经济之统计学可怕力量所深植的大众社会里,又磐然是如何’难道不是这样,我们被隐瞒了太多事情,以至于我们不能认识自己?”
当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专家能够通过推动形成公众舆论对社会进行渗透,即,当大众的意志被操纵在某领域的“权威”手中时,社会理性就有了走向社会非理性的风险。与过去时代的强迫主要依靠命令与暴力不同,舆论强迫是一种隐性的强迫,我们身处其中却不自知,被操纵着却以为是自由的。相比奴隶时代或封建时代的肉体的不自由,我们这个所谓“民主时代”中精神的被控制显得更为深入,更不自由。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摆脱信息时代带来的这种精神枷锁?伽达默尔说:“谁能够做到同自己保持距离,能看到自己生活圈子的局限性从而向他人开放,谁就会不断地通过现实纠正自己的生活。”显然,“能够做到同自己保持距离”的人,只能是具有自由意识、独立精神的人,而只有全社会都能”同自己保持距离”,避免思想的“群盲症”,正义的政治才不会蜕变为恐怖的政治,而哲人王与僭主的悖论也才能够彻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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