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速读记忆的历史
中文速读记亿，自1896年蔡锡勇撰成《传音快字》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以来，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中国速记界正在准备盛大热烈的庆祝活动以纪念先辈蔡氏的开创性贡献。一百年来，中文速记在应用上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应用的现状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它的发展方向如何?下面让小编为大家总结一下###中国速读记忆的历史，有如下几点：
一、中文速记的早期应用
1910年清廷为筹备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开设了议会(资政院即一院制国会)，同时并在各省设立谘议局(省议会)，需要大批速记人员。当朝廷了解到我国此时已有中文速记术发明，决定征召在湖北办洋务实业的蔡璋(蔡锡勇之子)进京，成立资政院速记学堂，任命蔡璋为总教习(校长)兼资政院速记长;公开招考了一批文理通顺品行端正的青年学习中文速记术(此时《传音快字》已由蔡璋加以补充修订，易书名为《中国速记学》，成为我国第一本学习中文速记的教科书)。这个速记学堂前后一共培养了200多名速记员，除了部分分发到各省谘议局外，其余随蔡璋在资政院担任速记工作。
不久，辛亥武昌起义，二千年来封建专制王朝被推翻了。一度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很快又将政权移交给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旋即在北京成立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及国会，尽管当时的国会议员被讥讽为“猪仔议员”，但议会终究还是挂着一块“民主”的招牌，此时蔡璋带着他辛勤培育出来的中国最早一批速记员，并继续以议会速记长身份为北洋政府的议会民主政治服务。
1927年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璋率原北洋政府的一批速记员南下，与原在广州的南方革命政府的速记员(主要使用当时流行于省、港一带的张才式速记)合流，立法院代替了国会，蔡璋本人又三任速记长。此后，蔡式速记逐渐淘汰，退出了(中国速记的)历史舞台。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文速记出现了汪怡、杨炳勋、张邦永、唐亚伟等多种方式，并各领风骚。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时期中文速记的应用主要仍局限于国民政府五院中央国家机关一级。
速记术在中共党内的应用可以上溯到30年代中期。1937年一名知识青年张霁中(今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携带了一部汪怡简式速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老区撒下了速记种子。此后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开始利用速记记录，著名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即为其中之一。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原稿，现保存在中央党校，尚未译整。“六大”的速记录原稿究竟是哪种中文速记方式或是某种外文速记尚待判定，如能全部整理出来，这对于党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必将填补一项重大空白，对中共党内开始利用速记的时间更可上推到本世纪20年代。(已判明为俄语速记——补注)
二、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速记应用
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速记的应用虽较旧中国时期有较大的发展(50年代初、还一度形成学习速记、应用速记的群众性高潮)但是由于受到汉语语文不一致、方言复杂等根本性因素的制约，主要应用仍局限在国家机关内部的会议报告等的记录，省市以下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等组织仍未有普遍应用。今天速记即使像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这样的最高民意机关也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日本那样的应用程度(这两个单位主要使用录音记录)。据日本原国会速记师池田朝子女士在北京速记协会举办的国际速记学术座谈会上的介绍，日本国会众议院在第一线工作的速记员就有120名之多。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些重大会议上的讲话，大多事先写就文字稿，真正需要临场记录的机会并不多(在很多场合使用了录音)，某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学术问题的讨论记录，基本上依靠录音整理。只有在国家级外事会谈中，因限于国际惯例——不许录音，才使用手写速记记录。这一方面，我们现在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仍可以看到，国家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身后都有两位工作人员(翻译与速记)，在进行工作的情况。这是周恩来总理早在建国初期就指示外交部这样作的;并且还规定翻译人员也必须学会使用速记;以保证国家领导人与外宾会谈时，能全面了解外宾的意见(即应先按外宾讲话的原话次序速记后再逐句译出)，避免译员听后只按自己的理解重行组织仅译原话大意，从而发生误译、错译、漏译的毛病。
译员会使用速记一事至关重要，因为国际上某些重大的国事会谈，有时往往由双方领导人先行直接秘密商谈。此时，只允许各带一名译员参加，连速记员也不许介入，会谈情况就只能完全依靠译员的速记稿整理了。(今年5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埃及时，即与穆巴拉克总统举行这样的单独会谈)
三、中文速记能为文学创作服务吗?
利用速记口授写作(包括文学作品和一般科学内容的著作)是近代西方国家速记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18、19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写成的大量经典文学作品很多是通过作家与速记员合作写成的。有的如英国大作家狄更斯则更是本人精通速记，直接使用速记符号起草写作。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描写中国农村题材著称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女士一生中的很多作品是在速记员的帮助下完成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赌徒》是只用26天时间由作家口授给速记员记录完成的。以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惨酷战争场面著称的文学巨著《日日夜夜》是由前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口授给他的女速记员完成的。50年代初，中国作家协会组团前往访问，代表团成员老作家刘白羽以《在西蒙诺夫家里作客》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长篇通讯，叙述了这部名作的创作经过，引起了中国作家的广泛关注。作协借鉴于此，后曾一度计划为我国作家培养一批速记人员为文学创作服务，但终以实践效果不佳未能推广。
从我国的情况来说，完全使用速记记录写成的书，在早期中文速记应用中，一部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使用张才式速记，黄昌谷记录);另外一部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学术名著是由我国已故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在他早年还是北洋政府国会的一名速记员时，记录梁漱溟的讲学稿整理而成(梁氏在该书序文中详细叙述了邀请罗氏为他的讲学担任速记并整理成书的经过)。这两部书应该说是我国早期速记应用的里程碑，但都不是文学作品。“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还没有哪一部是利用速记写成的。
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使用速记已经适合于时事政治或一般社会科学内容的记录。这类性质的演讲，记录下的口语与所构成的书面文字容易一致，而纯粹口语化的文学作品(如小说)使用速记记述就要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速记教学单位的学生在听写速度锻炼(包括一些速记比赛)选用的朗读材料基本上都是时政类文件的缘故。而拼音文字(一字一音，语、文一致)则没有如汉字(绝大多数是同音字)那样有口语与书面文字的差别，这种差别有时甚至还很大。50年代初期，笔者曾就此请教过著名作家巴金、夏衍、许杰，翻译家姜椿芳以及华东上海作协研究室的朋友，他们表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作家写作习惯与利用速记记录不相适应的困难。因为一部小说不可能一气呵成，写作中，作家有时沉思，有时文思泉涌，有时需要参照前文重新修改，有时要对某一句词反复推敲，这些情况都是在边写边改中出现的。如果利用速记口授写作，只有待速记员整理成文后，作家才能去考虑为何修改的问题，这时原来文思灵感也许已经消失了。
利用速记翻译文学作品同样也有很大的困难。60年代前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局长的姜椿芳是我国俄文翻译方面的权威专家。建国初期，他在主持上海时代出版社工作期间，曾经选了一篇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口述译文由我速记，这是一次失败了的试验，除了前述的诸多原因外，还由于俄语的语法比英语复杂，与汉语更有很大的不同，文学作品则尤为复杂，口译俄语的欧化文字在汉语中如何写成符号表现，增加了中文速记的难度。
再如某些文学作品使用较多的方言语词(有时还因此成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例如老舍作品中的“京味”)，这也使利用速记写作成为困难。荣获斯大林学奖，以描写东北解放区土改为中心内容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使用了大量的东北方言，笔者在50年代曾为某文学评论家在评介此书讲演时担任速记，他在引述原书东北方言文句时，我的记录速度就大为放慢，因为那些听起来不熟悉的方言，使我无法在笔尖立即反映出符号。(现在大家喜欢看赵本山用东北方言演出的小品，对于南方的观众来说，实际上并未听懂他每句说白中的含义，那笑声只是从演员夸张的表情动作与小品的情节中产生的)。
在晚清近代文学作品中还曾出现过用纯粹的苏州方言写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吴侬软语听起来“悦耳”，写成文字阅读未必“顺眼”，写成符号当然更难认译。我曾作过试验，请人用苏白念一段小说中的文字，速记后有半数以上符号无法译出。何况，我国各地方言中，还有许多语言是不能用(普通话读音)速记符号来表现的，如果用近似普通话读音写出，势必更增译认的困难。
又如北方话口语词，为其他地区读者所不熟悉的，就只能写成普通话书面词符。如“压根儿”，书面是“绝对、根本、完全”的意思，“棒”是高、强、大的意思。文学作品中出现这样的词，北京地区以外的读者也不一定立即就能理解。还有北京话口语中大量的儿化韵，速记时为求简洁，往往不记，在整理成文时，再根据语义写出，记录文学作品就不行。(北京外大为外国留学生，编印的《学汉语》课本，就以纯北京话作为标准，课本中每一句话就有一个以上儿化语尾)。
当然，外国也有方言，标准日语东京话与北海道人讲的就有区别，莫斯科与西伯利亚人讲俄语也有差别，美国英语中往在德克萨斯州与邻近加拿大的蒙大拿州人也不完全一样，但那只是口音上轻重缓急与某些生活习惯用语的不同，并不像中国各地方言差别之大，犹如一门外语，根本听不懂。
我们知道，提高速记的记录速度，必须使用大量的缩略语符，而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语词，却不可能事先制定略符，因此中文速记记录口述文艺作品就比西方国家的拼音文字困难得多。
进入80年代以来，计算机(电脑)的发明完善，中国作家已开始利用电脑写作，由于这是由作家本人直接操作的，电脑代替了作家的笔，这比利用速记需要作家与速记员共同配合更进了一步。但是根据报道，这个办法也尚未得到普遍推广应用，有时存储在电脑软件中已写就的多少万字原稿，突然失踪，有的不习惯用这样的方法出作品(不便反复修改)等等。去年二月《文学报》刊出过老作家李准的慨叹：“我简直要卖字为生了。”报道说，李准有二十个中篇的计划，其中六个已成竹在胸，但就是写不了，如果有人帮助，听李准口述来写就好了。报道没有分析原因，但找不到一个能与李准合作写书的速记员，恐是主要的原因。
四、汉语速记中的同音词问题
汉字是单音节文字，一字一音。速记是用简单符号记录语音的。西方国家使用的速记方式符号与拼音文字的表音作用基本上一致，而汉语与汉字(口语与书面文字)之间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几万个汉字(常用的也有七八千个)而音节却只有四百余个，即四百个音节代表了几万个汉字读音。因此中文速记符号虽然以词为单位连写，但同音词的区别仍是一个不小的困难(虽然速记应用者可以凭借本人的文化素养——较高的语文水平与广播的知识基础推知同音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的含义)。语言速记学者张潮在《汉语速记的同音词》论文中，搜集了许多不同种类而又容易产生歧义的同音词，认为“汉语速记的功能在某些场合会因同音词的干扰而受到局限”，所以“只要是用表音方式记录语言的任何一种速记，都无法避免这个弱点”，对于“来源于文字因素形成的同音词，汉语速记的任何一种方式表现它都无能为力。”由此看来，这个难题不论是拼音式或是一线一音式速记都是无法解决的。
这种情况我国目前的新闻采访报道或是根据讲演速记整理的文章中还是随处可见的。
今年二月中央电视台在一次《东方时空》栏目中报道了记者采访香港大律师胡鸿烈的谈话经过，镜头出现记者手持话筒提问胡鸿烈。胡在答问中说：“香港殖民地政府……”的同时，荧屏显现的文字却是“香港聪明的政府”。这位伦敦留学归来的法学博士是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回答的，记者错听了他的同音答词。
还有一个例子：
一份速记世界内部刊物刊出了一位日本同行的讲演。《在日本国会从事速记工作31年》是根据一篇速记记录稿整理而成的，文中就有多处因同音词造成的错误。讲话提到日本国会每年岁末审议政府预算前，“大造省要准备稿件，所以大造省的官员新年后就要赶印预算材料”。接着又有“大造省财政工作报告，经济计划厅厅长经济工作报告”等语。这里的“大造省”显然是“大藏省”(日本政府的财务部)之误，“经济计划厅”是“经济企划厅”之误，“厅长”是“长官”之误。日本政府内阁各部称“省”(它是从我国唐朝宰相办公处所称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借用而来)首长称大臣(相)。各部以外其他内阁分管专业的机构称“厅”(类似我国国务院直属委、办、署、局)，厅的省长称“长官”(内阁各部名称也有与我国不同，如文部省即教育部、厚生省即卫生部等)。上文出现的错误，显然是因为速记者对日本政府组织名称不大熟悉，仅凭会场翻译者的汉语口译记录下来的同音(义)词，整理时又未仔细查对而造成的错误。
出现这种“技术性”错误的机会虽然不多，但是它却会造成人们对速记技术与功能的误解。
表意文字的汉字结构形态复杂，但却有着极其丰富的构词能力，几千个常用汉字可以构成无数的复合词、词组。这就使得一个文字能力较强的人，即使在每分钟至多能写二三十个单字的状况下，直接使用汉字记录一篇讲话，事后凭借他的理解和追忆能力，也可以把两个小时的记录大意整理成一篇数千字内容正确的好文章。相反，一个文化素养差，即使他具有每分钟能速记200个音节符号的高速度，事后未必能整理出一篇符合讲话原义的文章来。这中间辩解同音词(包括符形在高速下的失真)就成为很大的困难。建国以来，由于高级速记人才的培养教育缺乏明确的目标，速记员的等级职称的核定评审也没有相关的政策依据，社会上对速记效果的误解等，因此，某些重大政策问题的讨论、学术报告、往往就由与会者中间文字能力较强的同志事后根据笔记再参考录音反复播放整理成文，而不愿利用速记。
五、发达国家重视速记应用对我国的启迪
西方国家在有了速记技术以后，进入本世纪初，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的交往与社会活动的节奏随之加快，手写速记逐渐已不能与之适应，于是发明了速记机(现在从外国的影视剧的屏幕上，还可以经常看到警察、司法机关审讯罪犯时使用速记机记录口供的镜头)，至于新闻记者，作家利用手写速记进行采访著述则仍是常事。
当今处于信息时代，社会活动的节奏更快了，特别在一些发达国家，很多信息已用电脑处理，有人认为速记与速记机已不能满足社会活动的需要了。事实并不尽然。这里就80年代末发生的在美、日和前苏联等发达国家有关速记应用的几件大事来作说明。
(一)苏联解体前夕，《参考消息》刊出过一则美联社电讯，说的是华盛顿一家会议记录公司的雇员把国家秘密会议的速记稿转递给苏联克格勃特务因而为联邦调查局所拘捕，引发了两国关系一度紧张的局面。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科技事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对速记的应用仍很重视。
(二)“速记录”一词在俄语中具有严肃的法律性，前苏共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和各门科学的学术讨论会都使用速记记录，发表的这类文件都标明是“速记录”(如《苏联共产党第X次代表大会速记录》、《巴甫洛夫第二信号系统学术讨论会速记录》等)。苏联解体前夕，发生了当时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因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被认为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遭致解职的新闻。这是在戈氏执政期间一次中央最高层的人事更动，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事后，叶利钦一再否认他的发言含有这样的内容，他要求公布他在全会上的发言的“速记录”，让公众来评论。
(三)1988年被迫辞职的日本政府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因在国会发表“卢沟桥事件偶发论”，认为当年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不是“侵略”的言论，遭到日本舆论的谴责和中国人民的强烈批评。后来他在国会全体会议上答辩时，仍竭力为他的发言遭到误解辩白，他要求查阅原来在国会发言时的“速记录”予以证明。
(据原日本国会速记师池田朝子女士在北京一次座谈会上介绍日本国会关于速记与录音的关系时说：“记录稿的校对，现在是听录音。虽然有了录音，但(日本)法律上承认的是速记稿，录音只不过是辅助手段。”)
从前苏联、日本发生的上述两起重大的政府高层人事更动争执的事实来看，都是由于对言论内容的解释产生歧义而引发的，当时当事人都要求根据“速记录”原文来作出鉴定。从中，我们也不难理解这两个国家对速记应用的重视程度了。
中文速记从清末开始实际应用以来，已有近90年的历史，它历经清末、民国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应用的状况始终没有重大的改变，局限于中央党政领导机关内部，民间商业性应用更谈不上。这是值得中国速记学者深思的问题。使用速记记录与使用汉字记录并没有法律上、形式上的区别，速记术与录音机之间的关系等等也没有进行过专题讨论与深入研究。
六、一点建议
中文速记教育随着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政治运动起伏而动荡不定，至“文革”期间，唯一由国家办的“北京速记学校”被停办解散，至今未能复校。目前在国家机关内部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训本单位所需为数不多的速记人员。各地私人办学虽多，但质量不高，有的以办学为幌子，达到为个人谋利致富的目的。正规的速记教育长期处于断层。
从中文速记实际应用的情况来看，省市以下单位与一般民间应用，以录音代替速记是可行的，内部的会议报告根据录音传达或据以整理成文件，实际也这样做了。对个别没有录音条件或不许录音的场合，由受过速记技术培训的秘书人员负责处理也是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教学大纲》把速记列为高等院校秘书专业的必修课的规定，可以避免某些政治素质差，文化修养又不高的人即使学速记也有不好的弊端。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普遍与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际经贸文化交往日益增多，许多外国企业、跨国集团不断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或直接办厂，国内某些原来只搞内贸的企业与国营大厂也把目标转向国外，各门学科之间，学术文化交流，都需要使用相当数量的涉外秘书协助工作。而按照国际惯例，国家间的外事会谈与上述民间商务往来投资贸易商谈等等，同样不能使用录音，只能通过译员沟通。中方译员(涉外秘书)的工作方式，一般都是待外宾讲完一段话后再进行翻译，此时仅凭自己的记忆理解，重新把原话译出大意，也就难免出现误译、漏译之处。因此，要求涉外秘书学会使用速记进行翻译是适应当前国情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教育措施。由于“文革”以来，速记教育处于断层，我国目前能够胜任高校速记教学的师资严重不足。目前各地高校开设的秘书专业大多没有合格的速记师资，只能聘用一些过去曾受过短期速记培训的人来任教。这些人本身的文化素质就不高，对速记学既缺乏理论知识也没有实践经验，学会的一点速记技术不过尔尔，与速记有关的学科知识，如语言学、音韵学、修辞学、文字学、符号学等更是茫然无知。以其昏昏自不能使人昭昭，这样的师资水平是不可能交出符合国家改革开放所需的能熟练运用中文速记方法的高水平的翻译(秘书)人才来的。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分析表明，秘书人才在21世纪仍将列在人才需要项目中的前列。建议国家教委就我国九五计划期间所需的秘书专业人才的数量与速记、秘书等专业学会的专家教授共同商讨拟定短期培训高校速记师资的计划，以应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