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

2017-03-21

孟子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善于论辩是《孟子》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其论辩艺术技巧主要有回避术、转换术,求同求、擒纵术,圈套术、包抄术,比附术、诡辩术,追问术、反诘术,铺陈术、排比术等,可谓集先秦论辩艺术之大成。下面小编整理了《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一起了解吧。

孟子的辩论技巧一、 回避术、转换术

孟子在游说国君和与人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便采用回避术和转换术。

如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 (《梁惠王上》),记录的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场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齐宣王发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是要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霸主称霸的事理。我们知道,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并且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对齐宣王的这一问题,孟子显然是不愿谈的,他岂能将“罪人”的罪过当功劳宣扬并让齐宣王效尤!那么,孟子此刻该怎么办呢?孟子对曰:“仲尼之

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他很干脆地回避了对方的问题,又迅速转换了话题,这就是所谓回避术和转换术。在这里,孟子是以假装不知进行回避的,所说并非实话。据《论语》所载,孔子与其弟子曾多次谈到齐桓、晋文,一则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二则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以答子路;三则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而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答子贡(均见《宪问》);且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怎么能说仲尼之徒无道其事是以无传呢?在《孟子》中,他自己也多次与人谈及桓、文,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上》);“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公孙丑下》);“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作为学者,孟子对桓、文之事岂能不知,怎么能说臣未闻之呢?这显然是假话。但是面对齐宣王出的难题,试想,倘若不说这假话,要么违心告之,要么正言拒之,均非良策,相比之下,孟子佯装不知,避而不谈,委婉拒绝,仍不失为明智之举,聪明人也会听出其不愿谈此话题的弦外之音的。如果说这一回避术还不值得特别称道的话,那么他一下子将话题由“霸道”转到“王道”,来了180度的急转弯,而且转得那么突然,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则无疑令人颔首称道了。这一手很厉害,因这一转,使他摆脱了不利处境,变被动为主动,迅速掌握了主动权。

又如《梁惠王下》中这样一章: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

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文公“事齐”、“事楚”之问,不好回答,故孟子以“是谋非吾所能及也”予以回避,又转而谈了自己的一项建议,即凿池筑城,与民共守云云。朱熹注曰:“国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国。至于民亦为之死守而不去,则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可见孟子是要对方在加强守备[2](P323)的同时,大力推行仁政,“守义而爱民”。这也是很快就将话题转入其政治主张的轨道。

再如《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晋天下莫强焉章”中梁惠王欲向齐、楚报仇雪耻,问“如之何则可”?孟子却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诸如此类,都是成功运用回避、转换之术的范例。

孟子不只在论辩的开端运用回避转换之术,在论辩过程中也常常用到。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王问“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问所谓后必有灾“可得闻与”?孟子都未直接回答,而是避开话头,由他另起话题,反问对方,再转弯摸角地引入原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善于回避和转移话题,是孟子在论辩中惯用的战术,也是聪敏善辩之人为控制局面、驾驭对方、避其锋芒 、出其不意、反客为主、转守为攻而擅长运用的一个重要招数。

孟子的辩论技巧二、 求同术、擒纵术

如前所说,论辩跟打仗一样,用兵之道讲究有张有驰,有擒有纵,欲擒故纵,论辩亦然。孟子深谙此理,在论辩中很善于运用求同术和擒纵术。所谓“求同”,就是寻求与对方在某一方面的共同点,适当地给予肯定,以靠拢对方,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好感,为下面的辩异、反驳作准备。求同只是手段,驳异才是目的。所谓“擒纵”就是有纵有擒,先纵后擒,欲擒故纵,从而将对方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者都有以退为进、以屈为伸、以伏为起的特点,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将话题引入“王道”后,随之向齐宣王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并肯定他可以“保民而王”,齐宣王不知何由,于是孟子便讲述了从胡齿乞那里听到的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说明“是心足以王矣”。从“臣闻之胡齿乞曰”可以看出,孟子事先是做了一定的调查了解的,这很有必要。对对方的情况有所了解,心中有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讲完故事后“不识有诸”一问,是明知故问,既是为了让对方证实,更是为了抓住对方,牵着其鼻子走。这就像我们平常所见到的某些能言善辩者说话总是能拿住人一样。接着孟子便就“牛羊”之事进行辨析,施展其求同、擒纵之术:“是心足以王也”——一纵;“百姓皆以王为爱(吝惜、小气) 也”——一擒;“臣故知王之不忍也”——又一纵;在齐宣王作了“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的认同和辩解后,孟子又一擒——“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这下把齐宣王搞得晕头转向,无法回答,不无尴尬地笑曰:“是诚何心哉?”并无可奈何地承认“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在此情况下,孟子又来了一纵——主动解围,替其辩解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这一精彩辩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显示了孟子的聪明,更说到了齐宣王的心上,难怪宣王非常高兴和激动地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以上论辩,孟子一拉一送,有纵有擒,但总体上还是为了求同靠拢,以纵为主。经过一这回合的谈辩,孟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使之不得不心悦诚服,甚至感激含戚,从而达到了预期目的。然而当读到下文“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时,我们又恍然大悟:上述求同靠拢,完全是欲擒故纵!原来孟子胸有成竹,精心策划、成功实施且亲自导演了这一幕求同、擒纵之戏。其战术之高超,令人不禁为之叫绝!

这样的战术的在《孟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运用。如《滕文公下》“陈仲子章”,针对匡章所谓“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之说,孟子先退后进,对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也。„„”这也是采用了求同立异、先纵后擒之辩术。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的“求同术”,完全是为驳斥异说、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服务的,与后世某些人为谋取私利讨好巴结权贵不可同日而语。其“擒纵术”也是正大而不诡谲,高明而不卑琐。这都值得我们悉心领会,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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