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教育问题论文

2017-03-06

中国现代教育问题论文篇一

中国现代的教育问题

纵观现代的中国教育现状，无不以“分数”作为衡量的标准，“分数”已经成为广大学生日夜追赶的目标。实为可悲。

好的“分数”，能让老师另眼相看，好的“分数”可以让同学们对你百般敬佩，而高的“分数”更能让你一朝成名，让你上清华或北大。难怪“分数”会被几乎所有的学生追捧。“分数”在所有的学校几乎都排在第一位，以“分数”高低来评价学生的品德素养也是学校司空见惯的做法。如“分数”常名列前茅的学生，他的那些什么道德评比，素质品德评比总会是A，而该学生是否真能做到A的等级呢，就不得而知了。

显然，中国的教育已在日益渗透在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显露出弊端与不公平。难道说学生已经成为“分数”的奴隶吗，是否为了“分数”都抛弃了或者是放弃了很多呢?如爱情，如友情，如亲情??????

不管放弃与否，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被“分数”牵着鼻子走。他们为了“分数”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学习状态，经常“开夜车”到深夜一两点，早上更是六点起床，能说他们不疯狂吗?但这肯定不会是学生情愿的。但他们只能选择用青春做赌注，去赢取前程似锦的未来。而每天不足五小时的睡眠时间，每天的学习时间却超过12个小时，这足以累垮学生的身体，当然成绩肯定不会差了，而慢慢逝去的是那宝贵的青春啊。据专家说：“高中生的年龄里，每天至少要有7到8个小时休息。”但学生们哪有选择的余地呢。家长们也常会说：“现在社会竞争如此激烈，不加一把劲是不行的，为了将来现在只能辛苦一点了。”就是这样，在社会、家庭、学校的逼迫下，我们只能选择把青春作为赌注，去赢取更高的“分数”和更好的前途了。

“分数”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而“分数”的身价更是在不断飙升。它已可以决定我们命运，可以决定我们的将来，可以决定我们的前途，更可以评定我们的思想道德，可以评定我们的素质品格，甚至是衡量我们品质优良的唯一标准。

说实在话，中国的教育确实存在不可消除的问题。几乎“分数”高的学生都能培养成“国家栋梁”，“科学家”，“教育家”等等。却忽略了一些不起眼的，分数不高的学生，他们似乎都注定默默无闻，只能做底层员工。而社会给我们的解释是：“他们知识面窄，文化底蕴低，不适合时代的竞争与发展。真的就是这样吗?事实胜于雄辩。“分数”不高的学生们的实践、交际和口语能力，并不比“分数”高的学生低，然而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社会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中国的教育制度逼得我们太紧了，使我们透不过气来，就像窒息般难受，然而这样的感受还将继续着，何时才能尽头呢，又是何时才能让我们能够深呼吸一下呢，又是何时才能让我们走出封闭的密室让我们拥抱自然让我们呼吸自如呢?

我始终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学生们不再是“分数”的奴隶，“分数”不再是评价学生道德品质的唯一标准。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中国的教育问题可以得到根本的“治疗”，学生们可以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学生们不再被“分数”牵着鼻子走。而是反过来牵着“分数”走。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社会逼学生们的劲头可以松缓下来，学生们不再在封闭的密室中学习，而是可以亲近自然感受自然呼吸自然的“清鲜空气”

我期待着梦想实现的那一天，我相信这绝不是幻想，而是实实在在的梦想。我们都期待着中国新的教育制度的来临，我们深信这一天一定会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到来，你们说呢?

中国现代教育问题论文篇二

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丰碑

在中国现代剧坛上，熊佛西——这位中国话剧运动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经历了时代风雨的洗礼。今天，我们从他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奋斗终身的经历中发现，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对戏剧教育的执着与忠诚

熊佛西从小爱好戏剧，大学毕业后，父亲要他跟着做生意，他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拜世界戏剧大师马修士为师，专修戏剧，成了马修士门下一名勤奋的学生。这时他对戏剧就不是一种自发的兴趣爱好，而是一种自觉的事业追求。他立下宏愿，回国后要为振兴中华而献身。三年后，他拿着硕士文凭回到祖国，各用人单位抢着聘他。他毅然接受了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聘请，到戏剧系当主任、教授，开始了戏剧教育的生涯。

熊佛西走进“艺专”戏剧系，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重重的困难和挑战。当时，外有黑暗的社会势力的摧残，政府欠薪，内有思想的混乱，教师离职，学生迷茫。他以顽强的毅力，冲破了层层障碍，苦干了一年，戏剧系面貌大为改观，工作大有起色。这却招来了军阀政府敌意的目光，说“戏剧系都是共产党”，强令解散。大革命前夕，北洋军阀覆灭前的疯狂屠杀，熊佛西陷入彷徨苦闷之中，但是他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愤怒地自编自导了四幕话剧《蟋蟀》，抨击军阀互相恶斗残杀。话剧触怒了施暴政的张作霖，他被捕入狱三天。当奉系军阀被赶出北京时，熊佛西便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为恢复戏剧系四处奔走，终于获得批准，立即召回已分散的师生，又重新投入建设戏剧系的忙碌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学生纷纷走出校园，到前线去，到大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此时熊佛西也深感不能关起门来办学，话剧远离大众、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和城市平民之中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应晏阳初平民教育会的邀请，于1932年1 月率领部分师生奔赴河北定县农村开展戏剧大众化的实验，在农村开办戏剧学习班，建立农村剧团，培训农村演员，搞得轰轰烈烈，其成果震惊中外剧坛。可是，“七·七”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实验基地又被摧毁，他又只能痛心地离开定县，流亡西南。但他仍心系戏剧教育。1938年，他流亡到成都。1939年8月，新兴的四川省戏剧教育实验学校成立，熊佛西任校长，已经中止了的戏剧教育在抗战洪流中又继续了。熊佛西应着时代的脉搏，适应抗战的需要，充分发挥戏剧的功能，使它成为锋利的战斗武器，担负起宣传抗战、动员民众的社会责任。这样，学校又成立了“攘外必安内”的反动当局的眼中钉。1941年，四川省参议院通过决议解散“省剧校”。“省剧校”解散后，熊佛西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但仍不忘戏剧教育。抗战一胜利，他便来到上海，应顾仲彝的邀请到上海戏剧学校任教授。他以火一样的热情投入到战后重建戏剧教育的工作中去，想不到还没到一年，市参议会便以“节约开支”为名“裁撤”“剧校”，上海滩并没有因抗战的胜利而天开云散。在乌云笼罩下，熊佛西勇敢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驳斥“裁撤剧校”的种种谬论，与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裁撤剧校”，坚决支持学生的护校斗争。学校保留下来了，校长顾仲彝被逼走了，田汉、洪深等力举熊佛西任校长，他又一次在风波中挑起了这副重担。然而他面临的是专制统治、社会黑暗，扣发经费、不给校址、通辑学生的事情接踵而来。“教职工则当空卖绝，不能得一饱。”( 注：《遗爱在心总难忘——原四川省剧校在蓉校友集合追念熊佛西校长纪实》，《戏剧艺术》1982年第2期)熊佛西和大家一样穷困潦倒，和师生团结苦干，靠每周举行公演卖艺得来几文钱，买点山芋熬稀饭糊口度日，如此困境一直延续到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了，熊佛西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从头学起，从头做起”八个大字，意气风发地以新的思想、新的举措来创办新的戏剧教育。他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和完善戏剧教育的体制、教师队伍，从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体制、剧场和图书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建设，为社会主义的新型教育作出了他特有的贡献。

在漫长而崎岖的戏剧教育的征程上，熊佛西义无反顾地走过来了，立下了一座令人瞩目的丰碑。

大胆开拓和锐意创新的精神

人们在生活中，都会受到特定的文化模式的制约，凡事来了都习惯按常规走路，若要突破这个模式，就必须具备开放的文化心理，在价值观念上、生活和工作方式上有个根本性的转变。1922年，熊佛西进“艺专”，拥护“国剧运动”，主张戏剧系办成戏曲科班;拥护新兴戏剧，主张戏剧系办成新兴学府。戏剧系应何去何从，年轻的系主任熊佛西不以自己的观点来决定办学方向，而是走民主的道路，组织师生进行辩论，这表现了他的胸怀与气魄。管理上的新观念、新做法经过辩论，使大家认定戏剧系应是训练各方面人才的大本营，是新兴戏剧的实验中心。确定了办学的方向后，熊佛西一切从实践出发，探索着新兴话剧与传统戏曲相结合的新路子、新体制。

“艺专”戏剧系在城里办学，定县农村该如何办戏剧教育?他深入农村后，敏锐地感到教育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学校式的，一种是社会式的。社会要进步、要发展，非重视社会式的教育不可，而戏剧又是进行社会教育的最好方式，它能在娱乐中给人以教育。在农村“戏剧简直是农民的唯一教育”。(注：熊佛西《大众化之实验》，《熊佛西戏剧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版)为了充分发挥戏剧社会教育作用，在内容上他创作了一批“农民剧本”;在形式上根据农民看戏剧的习惯创建了农村露天剧场，创造了一套演出方法，很有效地通过戏剧给农民以新的思想文化教育。在学校式的教育方面，受条件限制，不能办戏剧学校，他就开办戏剧培训班，将那些对戏剧有浓厚兴趣又有表演才能的农村青年，招来培训，培训后回到村里去组织农村剧团，这方法很有效，很快农村剧团在定县遍地开花，掀起了一个新兴的农民戏剧运动，使戏剧大众化实验有了新的开拓、新的发展。左联一开始就把大众化当作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号召全体盟员到农村、到社会的底层中去，去普及革命文学，但左联的戏剧大众化，还只是为大众写戏，到大众中演戏，演戏给大众看。而熊佛西是教会农民写戏、演戏，农民与农民、演农民，演给农民看，这是彻底的大众化，是大众化的深入发展。熊佛西的创新成果在农村开辟了戏剧大众化的新天地，在中国戏剧教育史上创建了一种崭新的模式。

抗战期间，熊佛西在动乱中创办了四川省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形式的急剧变化催生了他的新理念：“戏剧在战时是锋利的战争武器，在平时是有力的教育工具。”(注：熊佛西《五年来的抗战戏剧》，同上)“这个学校不是一个传统的学校。它是适应抗战需要的一个新兴社会教育的机构。”“它是后方抗战宣传的一个枢纽，也可以说这个学校的成立，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战时教育的建设，对于敌人是一个文化炸弹的还击!”(注：转引熊佛西研究小组《熊佛西传略》，《现代戏剧熊佛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 12月版)在风雨飘摇中，熊佛西没有关起门来办学，让学生只坐在教室里上课，而是拉出去，担负宣传抗战的责任。他们组织剧团在城里公演，激发民气;到农村巡演，唤醒民众;到部队去演出，鼓舞士气。学生在演出中学习专业，学习社会，学生与教师连成一气，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由此我们看到，熊佛西对抗战时的戏剧教育有着新的思路，教育完全与社会的抗战洪流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戏剧的战斗武器作用。

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熊佛西深知戏剧是要靠对戏剧教育有兴趣、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来办，所以必须爱惜人才、尊重教师。学校是以教学为主的，教学是以教师为主的，要办一个高水平的学校关键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他都荟萃了一批戏剧精英，像曹禺、陈白尘、欧阳予倩、叶丁易、靳以、杨村彬、佘上沅、陈治策等，都曾在他任校长的学校里任教。他还广泛地聘请名演员和国外艺术家来校讲课或演出，多方招贤纳士，这既充实了教学力量，又活跃了艺术空气和艺术气氛。社会上的许多新鲜东西及时地进入了课堂，增强了戏剧教育的活力，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通。

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学生是主体。熊佛西爱学生是有名的，对学生讲话都说“我的孩子们”，这说明他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是一种真挚炽热的爱。有的学生没有经济来源，无法上学，他就用自己的薪金供他们读书;有的进步学生遭到反动当局迫害，他就冒着风险把他们保护起来，转移出去;学生没有蚊帐，他出钱买;学生食堂缺粮食，就将自己家里的存粮送给食堂。作为教授、校长，熊佛西在戏剧教育史上树立了高尚的师德风范。

熊佛西在办学过程中，处处表现了他对个人的承认与尊重。教育是树人的工程，在当时束缚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作为旧的文化意识，不是一两次运动就可以洗刷干净的，它还会顽强地以各种形式积淀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一遇上实际问题，就以共性淹没人的个性。熊佛西不然，凡事都要考虑人的个性。在“艺专”戏剧系时，师生对办学方向分歧很大，他就通过辩论让大家充分发表了个人看法，结果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了，还有极少数人不一致，他也不将大多数人或系主任的意志强加于极少数人，而让少数人自由选择留下或离去。熊佛西这样做，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能否尊重个人的自主性、主体性的文化观念问题。

“以广博容纳之精神，树立研究与思想之自由”，这是熊佛西的办学原则，所以他主办的戏剧学校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人是独立自主的，是自由的，不是依附别人的。今天还有学生这样回忆着：“在那四川充满黑暗统治的国统区里，四川省剧校好像一小块民主自由的特殊领地。这和熊先生贯彻他一向主张的‘教育民主’、‘学术自由’的办学原则分不开。”(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915年1卷4 号)在课堂上各种学派的理论都可以讲授，在图书馆里各种书籍都可以阅读。当时，当局派进学校的训育主任发现一位学生读《资本论》，没收了他的书。熊佛西听后，便以校长的名义命令他把书还给学生。他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增长了见识，也保护了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权利。有时学生的活动引起当局的注意，甚至要追捕学生，他不顾安危，挺身而出保护学生。他不是一个革命者，做这些事不是从政治立场出发，而是出于对人的尊重，看不得那些践踏人权、剥夺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的举动在学校里出现。熊佛西在当时就认识到，学校是树人的，教育必须树人，并提倡以个性树人，确立人的自由独立的人格，因此有了这种对“人”的认识的教育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教育，是真正的培养人、解放人的教育，这就在尊师爱生的基础上更深入了一步，前进了一步。这一步是中国戏剧教育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步，它与世界先进文化同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

今天，当我们跨进21世纪，用先进的文化观念来审视这座丰碑时，会欣喜地发现，它不仅记载着一代名人在教育征程上跋涉的足迹，书写着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而且还让我们看到了熊佛西戏剧教育思想的开放性和先锋性。他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为中国戏剧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现代教育问题论文篇三

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刍议

内容摘要：中国的设计教育是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与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目前出现了高等设计教育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需求失衡的状况。中国设计艺术教育正面临着专业设置与布局不合理的局面，教学体系一直是以纯艺术的美术教育和传统工艺美术教育为基础，缺乏科学性、完整性。现在有必要冷静理智地认清中国设计教育的现实，重新理清发展现代设计教育的思路、专业设置、设计院校布局，在办学模式与专业特色与区域经济产业相适应，使设计教育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制造产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关键词：艺术设计教育中国制造业专业设置设计教育体系

一、引言

人类社会形成以来，教育对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的推动和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然而，科技作为一种资源，要转化成为可供人们使用的物质形态，则必须以设计为媒介、载体。设计不仅是使科学技术物化的载体，尤其是使科学技术商品化的载体。同时，设计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作为商品高附加值的方法，作为企业体的管理手段，已经得到广泛的重视。设计既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作为培养优秀设计人才的重要环节——艺术设计教育，就不能不为我们所关注、研究。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现代设计教育体系，逐渐从美术、工艺美术的模式过渡到具有现代设计教育特点的教育模式， 90年代末期以来，在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引导下，在制造业迅速发展后对设计人才的需求的策动下，高等艺术设计教育迅速膨胀，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大国。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设计教育是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与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面临的问题与困难特别突出，而且中国的设计教育至今还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真正定型与成熟。

二、中国高等艺术设计教育与制造产业需求的失衡

在制造业经历了跨越性发展阶段并实现工业产值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高等设计教育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需求失衡的状况。起步不久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正在以不成熟的设计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为中国的现代产业提供着滞后的服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此庞大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迄今中国仍然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汽车设计大师、家电设计大师、服装设计大师、玩具设计大师等。

中国当代的设计教育步入了一个十字路口，目前我们培养的学生和社会产业对高等设计专业高要求间的差距日渐明显。一方面是中国设计人才匮乏，同时设计专业学生分配难，毕业生无法完全满足企业需求;另一方面是国内设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沿用传统艺术和美术教育的方式，忽略了设计教育应与产业需求结合的特点。这反映出设计教育与产业需求终端之间的矛盾，也说明了设计教育与中国制造产业的衔接出现偏差。艺术设计教育需要以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来解决未来中国制造产业的需求。

中国的设计教育与中国制造产业的需求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接，在于设计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而且还必须优化教育结构，包括学科专业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地区结构。人才培养必须以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制造产业的需求为主要目标，尤其要与国际接轨。目前的设计人才培养方式与社会产业需求终端之间存在错位，教育部门并不很清楚社会产业领域所需人才，最后用人单位往往要负担额外的职业教育成本。对于这个问题，柳冠中先生给予了非常深刻的评述：“与设计教育的不良性过渡所形成对照的是设计产业的幼小或畸形。设计教育与设计产业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造成我国设计业的两端大、中间小的模式，即设计教育与设计需求的增大，专业化的设计队伍与合格的设计人才却相当缺乏。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设计人才被大批量、快速的生产着，另一方面巨大的设计需求却不能得到满足。”

三、中国艺术设计教育体系问题反思

中国目前设计艺术教育正面临着专业设置与布局不合理的混乱局面。国内院校排课的方式是按现有师资来安排具体课程，并非按照逻辑、结构的需求安排，因而忽略了教学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国家教育部规定的“艺术设计”学科，因专业方向少，与日益发展的制造产业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不相适应。研究生教育、本专科教育、成人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拉不开距离，形不成优势互补和凸显各自特点。这种教学模式与专业课程设置的不规范的状况，应当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家具、玩具、珠宝首饰、陶瓷、玻璃制造与出口大国，但是这些制造产业急需的设计专业在国家的“艺术设计”学科目录中都没有一席之地。相比之下，反而在欧洲发达国家的设计大学中，仍然在继续保留这些专业，并且发展成为具有硕士与博士学历层次、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设计专业教育，成为国家制造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以陶瓷制品为例，英国、北欧的陶瓷玻璃制品占领了全球所有高端产品的市场，作为陶瓷的故乡，现在中国市场上的高档日用陶瓷玻璃几乎被日本、韩国、英国的产品一统天下。而中国本来已经具有很雄厚学术与技术基础的陶瓷设计教育，包括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系、中国美术学院陶瓷系，却在90年代的国家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中取消或者削弱了陶瓷设计专业，在高端日用陶瓷产品市场失去的同时，中国的陶瓷设计教育在朝“陶艺”的方向发展。在办学目标与学科建设上把主要精力放在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申报硕士点与博士点。而真正的设计专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脱离实践的“理论设计”或“模拟式设计”的状态中。加强理论课、选修课、理工科课程的教育，重视交叉学科的教育，是我国设计教育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特别是要注重设计技能的实践教学课程的设置和实践教学设备的改进。

在设计教育体制方面，中国的现代设计及设计教育源于中国的工艺美术教育，长期从属于纯美术，从民国初期的图案教育一直到今天的艺术设计教育。我国的现代设计教育萌芽于20世纪初期，探索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近一个世纪来，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经历了从“图案”—“工艺美术”—“艺术设计”的不同发展阶段，我们虽然曾经在民国时期和80年代初期先后引进了“包豪斯”及西方的设计教育模式和体系，但是这种“引进”并没有真正植入我国制造产业、教育体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深层，而只是悬浮于形式模仿的表层形态。设计教育一直是以纯艺术的美术教育和传统工艺美术教育为基础，从师资结构到学生素质，长期以来“重艺轻技”，美术教育和设计教育的目的混淆，二者相互汲取、结合及朝向各自目标转化的力度不够，很多设计院校的设计基础课基本上与美术基础课无二。中国“大一统”的设计教育模式，已经造成中国设计教育在21世纪的经济竞争中的新一轮落后，看看亚洲新兴工业国家韩国、新加坡、泰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设计教育和制

造产业的同步发展的成功案例，就足以证明当代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的问题所在。

四、结语

我们有必要冷静理智地认清中国设计教育的现实，重新理清发展现代设计教育的思路，重新思考艺术设计学科的专业设置，重新思考中国设计院校布局，在办学模式与专业特色与区域经济产业相适应的背景下，重构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使设计教育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制造产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今天，社会价值趋向正在摆脱过去由能源、物质和标准化所支配的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知识、文化环境的后工业社会。顺应这一趋势，关于设计教育目标方向，应超越昔日以工业与企业为主的物质经济和竞争逻辑为基点的教育，而投向重视知识价值为基础的精神与物质、多样性与整体性和人文与社会环境价值之间的有机联系方面，未来设计教育的目标，应置于创造多样性、综合性、社会环境价值相互和谐的人类生活价值。为达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把设计教育方向转变为以实验、研究、开发为中心，促进教育水平的高级化。这意味着大学同企业之间的桎梏将逐渐瓦解并走向融合;大学将担当起风险经营的先锋角色;设计教育方向的很大比重，应置于开拓总体性视野，使研究、知识、创新、经营相互联结起来。

中国的设计教育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更应该重视设计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等关键环节的构建，使中国从世界的“工厂”进一步成为兼有设计研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贸易服务中心等多功能的世界制造业基地。我们正置身于设计教育的严重滞后与制造产业发展迅速的矛盾与冲突之中，挑战与机遇并存。通过对中国设计教育反思，充分认识到现代设计教育是打造中国制造强国的原动力，只有从源头上去构建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培养新一代的中国设计创新人才，积极参加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竞争，才能在21世纪实现中国制造产业的真正崛起与腾飞。

参考文献：

[1]柳冠中.走中国当代工业设计之路[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4年

[2]潘鲁生. 关于艺术设计教育的思考[J].装饰，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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