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2016-10-30

传播学研究论文篇一

传播学视角“网络移民”现象思考

摘要：“网络移民”现象是近些年来广泛流行的一个新型名词，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兴起才导致的现象，本文将从传播学的视角，从相关内容、媒介特征、受众需求等方面分析“网络移民”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并深度分析“网络移民”现象的产生对受众群体和新媒体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当前新媒体形势下，对于新媒体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和受众行为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网络移民;传播学视角;信息技术

在互联网发展的前期，大众开始认识电脑和移动通信时，有一大部分用户已经开始进互联网，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发展，不少用户又移动到互联网时代，到2011前后，各大App的兴起，不少用户又开始“移民”到云端。除此之外，不少用户也在互联网内不断的迁徙，从论坛、贴吧、博客、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到视频网站、App之间进行转移，从QQ到微信、微博，掀起一次次的“网络移民”的风潮。

1造成“网络移民”现象发生的原因

1.1网络传播途径更加方便

由于网络媒体的快速普及发展，移动媒体是大多数人作为上网的首选，大量的第三方应用程序被人们使用，根据有关报告显示，截止到2014年下半年，我国宽带互联网网络凭据下载速度达到3.53mb/s[1]，相比于之前的速率提高了两倍不止，在未来的发展中网络速率还会有极大的提高。在网络时代的发展前期阶段，用户的网络移民程度比较深，大多数用户都是在某一个论坛里玩久了就换一个地方再继续，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是在APP应用软件中不断的转移，从传统的论坛、博客到开心网，从QQ到微信、微博，新的社交工具的出现在丰富了人们眼界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们交流与沟通的便捷度，而在网络应用工具的不断创新中，有人逐渐产生厌恶导致抽离，再运用新的社交工具，如此长久循环的发生[2]。在移动网络媒体中出现的网络移民现象中，随着App应用软件的面世，有不少轻型的App也开始进入市场，例如微信的公众账户和百度的轻应用，这些应用在一定基础上具有更加实用的特点，完全替代了传统App的功能。因此，在App的发展方面，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不迎合市场的传统App已经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媒体产品，因此，这也是导致网络移民现象发生的基本原因。

1.2受众群体的需求不断增大

应用软件在市场持续存在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流量的不断增大，而流量的保持则需要来自受众群体的支持，而获得受众群体的支持只能是用户在进行使用时是否有让受众群体感到满足，一旦受众群体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则是应用软件的市场，这个理论从受众群体角度出现，在开发应用软件时，要多研究受众群体的目的和动机是否能够得到满足[3]，而受众群体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兴趣和要求来决定的，因此，应用软件的使用正是为了满足受众群体的个人需求和愿望。而网络移民现象的产生往往与受众群体的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当下最为火热的应用微信为例，微信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很多新媒体产品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是人们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因素所决定的，微信背后有着强大技术团队的支撑，运用智能手机作为一个载体，重视客户的体验效果，融合了多数内容，其次它同时扩大了语音和视频的相关功能，人们在使用微信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微信的使用是没有限制性的，所以微信开始流行。在用户的使用过程中，微信功能的齐全能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因此在其他相关应用软件中徘徊的受众也纷纷移民到微信。

2“网络移民”给新媒体带来的冲击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新的媒体产品也越来越多，人们对于旧的网络工具开始产生厌倦感，对新出的网络产品存在着新鲜感，这类模式不断的循环，这种“网络移民”现象的产生极大的提高了新产品的关注度，也更加明确了受众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从受众群体的角度来看，受众群体不论怎样进行转移都是在网络媒体或新媒体中转移，人们宁肯做一个低头族与陌生人互相评论，也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多说几句话，在虚拟网络中人们过度依赖了网络，淡化了现实的交往，显示交往的减少则会导致人们的交往技巧降低，社会归属感减弱。由于网络技术发展的方便性和快速性，以至于很多在现实中的人际交流也被很多人所忽视，人与人之间缺少面对面的交流，有的甚至出现当面对面的时候还在不断的使用应用软件，人们将应用软件作为交流沟通的主要工具，讲感情、沟通都建立在应用软件上，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容易淡化现实感情产生疏离感。这种现象的产生还会导致产生“宅”一族的群体产生，这一类情况大多发生在“80后”“90后”身上，这一类年轻人渴望与世界有交流，但对现实中的人却不愿进行互动，他们身上的情感往往寄托在网络上，这一类人的内心世界就好像是一个灌状的容器，是具有封闭性和孤独性的，要想深入的走进内部是很困难的，因为容器的自然属性是不愿走出去也不愿意让别人走进来，于是互联网作为一种最合适的选择是其拥有人际关系的最佳选择。

3结论

“网络移民”现象的产生绝大多数也是发生在网络上的，与现实的交流有着一定的区别，因此，在网络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应该要学会分别网络与现实的不同，要尽量远离网络，多注重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1]何晶.媒介与阶层——一个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进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78-93，127.

[2]姜飞.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想地图与中国国际传播规划的转向[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83-95，131-132.

[3]孙亚光.传播学视角下的“网络红人”现象探析——以“犀利哥事件”为例[J].今传媒，2012(9)：40-41.

[4]殷晓蓉.空间、城市空间与人际交往——人际传播学的涉入和流变[J].当代传播，2014(3)：21-23.

[5]姚慜.从传播学视角探析自媒体时代的“网络红人”现象[J].铜陵学院学报，2014(4)：87-89.

传播学研究论文篇二

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全球挑战

一、新媒体技术与新闻报道的互动

赵如涵：您最近撰写的《把关模式的转型》(Gatekeepingintransition)①是基于何种背景和观察的研究?

汉德雷克斯：把关理论是新闻学研究通用的、基础的范式与内容之一，新闻的本质与语境自此理论产生之初就在不断地被丰富，也产生了对把关理论的质疑：把关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吗?或者说它是否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而应该被抛弃?而通过研究，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把关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如果我们对其进行拓展，将新媒体的生产、流通和接收纳入其过程，它将更具解释性。在《把关模式的转型》一书中，我着重阐释了为什么把关理论如此重要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新闻生态系统。这本书从组织、制度、社会视角探讨了21世纪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中把关理论的运用，并为未来的把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式和角度。

赵如涵：您的新书是对数字媒体中新闻实践与传播理论的再思考，提供给我们一幅新技术与新闻报道互动的图景。新技术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请问您认为这是否会给新闻从业者带来巨大的挑战乃至危机?

汉德雷克斯：数字技术出现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正在瓦解与重构新闻生态，使得原有的平衡发生了改变。新闻的特质和记者、媒体、用户、资源等都产生了剧烈变化。但是，认为这一切的改变使得传统媒体弗朗索瓦•汉德雷克斯赵如涵没有任何价值的看法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球范围内都在宣称电视会很快消失，但电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人们在随时随地可以观看网络电视时依然需要线性的电视?电视媒体在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变，但现在它依然很“活跃”。印刷媒体与纸质书籍在此种环境下也被认为会消失，但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情况尚未出现。不可否认，我们正在系统的、模型式转折的中心位置，但我们预测未来时仍需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只能期待这种变革的结果是为我们带来更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人们也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但这一切仍需冷静观察。

赵如涵：您认为技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是否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新闻传播学是否需要与技术的发展契合?

汉德雷克斯：社会科学所关注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常与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步，社会某一时期的发展可能会持续20年至50年，同样，我们的观察和研究也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相对自然科学而言，多数社会科学更为本土化，知识积累的过程更为漫长。新闻与传播科学也是如此，例如无论人们如何“纠结”，自互联网、智能手机出现之后，美国报纸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因此，我认为对于研究范式的形成还需要持续观察。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媒介、现象等问题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需要契合现实问题、本土问题，同时置于宏观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

二、新媒体技术在全球各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赵如涵：您是2013-2014年国际传播学会(ICA)②的主席，当前国际会议的议题和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有关新兴媒体技术的讨论是否在扩大及深化?

汉德雷克斯：传播学学者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一样，都在持续关注社会问题。他们必须要观察社会中的变革，进而对变革进行阐释，寻找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结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预测未来。因此，媒介技术非常重要。例如在短短几年中，一些与“传播与技术”议题相关的研究小组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中与会者最重要的部分。另一个信号是，在国际传播学会中出现的关键概念都与社会中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契合。我认为，这也表明国际传播学会在研究新技术方面非常成功。

赵如涵：在中国已经出现了BAT③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合作，在欧洲有相似的情况吗?您认为此类合作会产生何种影响?

汉德雷克斯：数字化经济的另一个悖论是：尽管在线商业在发展起步时期不需要巨额投入，许多小型互联网公司和小企业也在大众创业的背景中产生，但我们依然要关注大型企业的资本集中。如果用户感觉疲惫或直接转移至其他媒介平台，大型企业将会逐步被瓦解。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但谷歌、亚马逊或者脸书网与此有巨大区别，因为他们足够庞大、富有，可以在竞争信号出现时就开始制定相关对策。如果一个新公司拥有某种新的概念，这就是商业模式的核心资源，可以通过这种新概念去吸引、拓展更多的个人用户并逐步成长，这个公司终究可以获得成功。互联网巨头正在积累我们无尽的信息，定位市场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数字化“脚印”将被复杂算法来处理。尽管现在互联网巨头们目前效率有限，但他们越来越复杂并拥有越来越多的用户，更可怕的是，许多人看起来并不在乎自己的隐私。没有人知道，在未来5年、10年或50年，互联网巨头们会生产出何种产品。欧洲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政策的制定者和法院正在试图为“数据巨人”制定更多的限制，但这在全球经济的语境中困难重重。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趋势

赵如涵：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

汉德雷克斯：虽然我对许多不同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有一定了解，但要对国际范围内的传媒教育趋势进行判断，依然困难重重。因为学界不仅对技术的变革格外关注，对变革的结果也充满期待。例如在新闻学教育中，学生需要掌握多种能力，如应对频道多样化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及熟悉多重表达的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提醒学生，对新闻快速生产带来弊端的增多保持警惕。也就是说，伴随着技术的发展，新闻教育不仅需要增加对各种能力的训练，同时也需要增加对伦理和法律问题的新思考。另一个趋势是全球化使得产业与专业的要求达到新的平衡点，我们的学院教育需要跟上产业需求，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帮助学生面对就业市场，但必须要坚持那些我们认为是对的和重要的理念。

赵如涵：中国许多高校逐步开设了“大数据新闻”“新媒体”等创新课程，以此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环境变迁，对此，欧洲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何经验?

汉德雷克斯：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需要反应迅速，不断接受语境的改变。但同时，特别是在高校，我们必须对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疏漏、错误保持高度警惕。此领域会出现许多新的、被认为“重要”的事，我们需要判断这类“重要”的事本身的性质，是否存在基础理论方面的错误。如果是，我们必须放弃，这也是学术研究显现其价值的地方，我们将运用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论的研究，决定我们是否要跟随“流行”。当下，数字技术是媒介系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错误趋势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专家和工业领袖试图就有关未来发展方向的议题说服世界，这种议题通常主要应对短期存活的流行趋势和试图自我满足的需要，偶尔能获得成功，偶尔不能。如果高校对快速的改变过于好奇，就存在成为“流行”追随者的危险，也有可能被特殊的、新的教育结构“反制”。“数据新闻”是“大数据”在新闻领域应用中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其应用者宣称在未来将成为新闻记者“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由此获得了许多关注。但是，是否需要为此改变我们已成体系的、成熟的新闻教学方式，还值得持续观察。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提供一个特殊课程，学生可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但我们不应将其强置于必修课程，因为学生有权利选择是否需要成为数据新闻记者所需要的高级统计学、数据可视化等技能。

四、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色及与欧洲的异同

赵如涵：您作为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客座教授与中国高校开展了多种合作，在您看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与欧洲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何差异?

汉德雷克斯：不同国家的新闻与传播科学以及与此领域相关的实践，具有共通性及多样化特征。其共通性体现在：传播的社会实践、新闻的角色以及新兴媒体在世界诸多国家的普遍存在，相关理论本身和学术研究超越了国家边界，被全球学者们关注、分享，特别是学术期刊、书籍与国际会议，都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科中许多问题是国际共有、共通的。但是，现实中的传播实践和许多理论也需要在特殊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语境中思考问题，将理论发展与结论的探究置于全球、本地双重语境中，这也是极为必要的。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与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在全球新闻与传播科学建设中显得非比寻常又不可或缺。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防止自己陷入一种偏见，即每一个地区都过度依赖自身特点因而彼此隔离。特别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特质的大国，发展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新闻传播学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推动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基础教学等方面，也应该广泛参考世界的标准和共识。

赵如涵：在交流互动过程中，您觉得中国新闻传播学学者与学生有何种特质?

汉德雷克斯：在全球旅行中，我遇到的学生与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使用英语和法语，这使得我能够与以非法语及非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一部分人进行互动，并产生一些印象，这非常重要。例如，那些使用英文进行沟通的人想必具有一定国际化导向的思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跨文化传播的执行者角色。我对于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同仁们植根于中国本土语境、媒介与传播本质的研究，以及积极参与当下国际竞争的积极姿态颇有感触。我认为，他们正在国际标准与中国特殊语境之间寻求一种可被认可的健康平衡。我来自一个小国家，我的国家本身分化为两个语言文化区域，因此对我来说，学术生涯中的国际化是一个自然形成、必要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我有机会与之互动的同仁与学生依然是中国的小部分，包括我职业生涯中遇见的学生都仅是整个中国的小部分。因此不得不说，我对他人知之甚少。但是，与中国的学界同仁、学生沟通交流，使我意识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也有更多可供研究的中国本土案例。

传播学研究论文篇三

传播学视角探究网络舆情形成机制及对策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正逐渐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以新媒体为研究背景，针对目前的网络舆论现状，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网络舆情的形成机制，从而为政府提出应对策略，构建和谐有序的舆论环境。

[关键词]传播学;网络舆情;形成机制;应对

人们在20世纪末刚开始接触互联网时，认为互联网是一个虚拟世界，可以社交，可以通讯，可以自由言论，可以匿名表达，公众的话语权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人们认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不存在交叉，人们在互联网上的举动不会影响现实生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些网络事件的发酵，各种声势浩大的网络声援，虚拟的互联网世界开始延伸到现实社会。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应用普及，人们开始发现，虚拟的网络世界也可以形成强大的民间舆论。而伴随着云技术的发展，人们用大数据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产生的海量数据，网络上的舆情信息也被描绘成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的全息图，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术机构都越来越重视网络舆情的研究。

一、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规律

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规律，网络舆情的传播也一样。人们每天在论坛、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平台上发布成千上万的事件、讨论各行各业的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在新媒体平台上出现的事件、议题都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都能够形成网络舆情并产生影响力。任何一个事件或议题所引发的舆论效应，都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逐渐消失的生命周期。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事件或议题能够最终形成网络舆情并产生影响力，需要经历起源、发展、高峰、消失这些关键“节点”。

(一)焦点事件或议题的出现是网络舆情的起源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在为社会转型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暴露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如腐败问题、养老保险、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的社会问题都会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由此引发的事件或议题也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新媒体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缓解压力、发泄情绪的有效平台，人们有时候会有意或无意识地将这些事件或议题与自身的实际状况相联系，寻找情感共鸣。因此，人们在网络上发表观点或意见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带有自己的主观情绪，这种释放内心压力、自我心理平衡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网络舆情形成的心理机制。因此当一个认同者众多的声音出现时，那些反对的声音会由于弱小而倾向于保持沉默，就会在新媒体网络上逐渐形成意见领袖，形成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网络舆情形成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到来了。“沉默的螺旋”模式中，那些表达后被认同的意见，或者人们为了避免被孤立而表达的意见，是网络舆情形成的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舆情是大多数人意见集中的一种体现，也是公众议程的一种体现。

(二)意见领袖推动网络舆情发展

在网络传播环境中，人们大多数只是网络信息的浏览者，即使对事件或议题进行评论也是基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出于对信息的被动接受，在虚拟的网络中属于沉默的一方。如果某些焦点事件或议题与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念反差较大或高度一致时，人们对事件或议题的关注度就会提高，使得传播时间延长，此时会有部分公众在事件或议题的不断发酵中，成为网络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从而逐渐成为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从传播学角度来讲，意见领袖的观点一旦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就会引起公众崇拜，进而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而意见领袖也会更加积极地参与信息的扩散，从而逐渐推动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发展。焦点事件或议题由于意见领袖的积极扩散，使得传播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舆论漩涡，网络舆情形成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到来了。

(三)舆论风暴潮的出现

随着焦点事件或议题的持续立体传播，舆论中的意见领袖会与网民进行互动，此时意见领袖的评论和意见开始聚集起来，并且逐渐向外扩散，引发更加广泛的意见讨论，使更多的人参与对事件或议题的传播和讨论。这种由于意见碰撞聚集而形成的舆论思潮开始引起传统主流媒体的关注，使得对事件或议题的关注从互联网的虚拟世界走向现实。随着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联动传播，那些符合绝大多数人心理意见的言论会形成统一的意见，并且逐步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力，网络舆情的高峰节点也随之出现。事件或议题的发展也开始从虚拟的网上世界延伸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行动，网络舆论风暴由此形成。在强大民间舆论的支持下，政府开始介入舆论风暴潮，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开始了一场拉力赛，在相互的拉力过程中，关于事件或议题的舆论规模进一步被扩大，网络舆情的高峰节点真正形成。

(四)网络舆情的衰退拐点

当焦点事件或议题得到有效控制或缓解的时候，新媒体舆论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就开始逐渐消失。网络舆情的衰减程度与事件处理速度和信息公开程度成正比，当政府对事件的处理或主流媒体的信息发布能够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或者主动设置议题进行舆论引导时，新媒体舆论的效应就会发生改变，关注度也会随之衰减。但是如果事件当事者不能掌握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任由舆情不断发展或在应对舆情时措施不力，则会使公众从根本上怀疑政府的处置能力和信息发布方的公信力。因此，即使焦点事件结束，舆论也不会马上消解，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形成次生舆论。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事件的当事者需要进行信息补偿，额外提供有效信息化解矛盾，才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逆转网络舆情的再次扩散。

二、从舆情形成规律思考应对之策

《鹖冠子》世贤第十六中曾记载：魏文王问名医扁鹊：“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中国古人的智慧，对目前的网络舆情应对同样有借鉴意义。[4]根据网络舆情的形成规律、所处阶段和受关注程度不同，像治疗疾病一样，有重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疗措施，实施网络舆论的引导。

(一)建立舆情事件预警

在舆情事件的发生初期，由于其变量微小，影响力并没有开始显现，此时政府介入舆情事件的解决，既可以防患于未然，同时又可以借力打力，因势利导，将舆情事件的发展变为对政府的正面宣传。因此，建立预警机制就是对有可能引起舆情事件的各种要素、呈现出来的危机信号和危机征兆，利用网络的大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动态监控，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要素、类型及危害程度，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预测舆情事件的发展趋势，同时向相关部门发出危机警报。这种舆情事件预警机制的建立，体现了扁鹊大哥在病发之时的治疗之法。

(二)舆情事件发展中期以疏导为主

任何的舆情事件，在其发展初期，都不能完全精确地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因此，如果在新媒体舆情事件的发展初期，并没有得到有效预警，各种不同的局部优势意见就会逐渐形成，开始显示出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进入舆情事件发展的中期阶段。在此阶段，网络舆情的传播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传播进入一种无序的状态，此时采取大禹治水式的舆论疏导策略是处理舆情事件的上乘之策。因为，在信息传播高速发展的现在，任何强行封锁消息的做法都有可能激起网民更大的好奇心，从而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引起民众公愤。因此，面对新媒体舆情事件发展到中期阶段，最好的策略是不回避，进行正面疏导，这也是扁鹊二哥在病起之时的治疗之法。

(三)亡羊补牢处理舆情事件的风暴潮

新媒体舆情事件的发生之初，可能只是起源于一条微博、一条简单的留言，好像是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但随着网络平台的快速传播，这些微小的信息，如果在舆情事件开始之初和发展期间，没有及时预测加以引导和疏通，则有可能迅速扩大成舆论的风暴潮，给政府部门的工作带来被动，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这就犹如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那只蝴蝶，在翅膀扇动两周后可能在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一样。因此，亡羊补牢的方法也许是对舆论爆发后的处理策略，而且如果亡羊补牢的方法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也许断尾自救是最后的解决之策。

从传统的传播学视角看，舆情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理具有典型的线性特征，而在新媒体传播的环境中，网络舆情的形成机制则完全颠覆了传统舆论的线性形成模式。任何一个微小的变量在传播过程中都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事件发生，甚至会演变为强劲的舆论风暴。因此，在面对网络舆情时，政府要遵循其形成和发展规律，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使得网络舆情从无序逐渐转变到有序的轨道上，只有把政府的执政理念、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受众的知情权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有效解决舆情事件、引导公众舆论的最佳策略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匡文波.论新媒体舆论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12-117.

[2]万龙康钊.试论网络舆论形成的心理机制及其引导——以“厦大教授吴某诱奸女学生”事件为例[J].法制与社会，2015(5)：171-173.

[3]刘新业.新媒体环境下“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传播特征嬗变[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558-560.

[4]匡文波.论新媒体传播中的“蝴蝶效应”及其对策[J].国际新闻界，2009(8)：72-75.

[5]人民网舆情检测室.如何应对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分析师手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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