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回忆当年席卷华北的一则谣言

2016-12-01

《回忆当年席卷华北的一则谣言》全文如下：

1950 年六七月间，我国华北地区的北部突然爆发了一场荒诞离奇的“割蛋”谣言，给广大民众造成了极度的恐慌。

“割蛋”谣言的主要情节是：苏联老大哥要造原子弹，需要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子宫和小孩的肠子做原料(一说是做配料)。中国答应向苏联提供，于是派出便衣人员，到全国各地搜集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或农妇等，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个个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夜里动手。

多年后，这场几乎席卷了整个华北、严重影响了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谣言风波，仅作为一贯道的诸多罪行之一，抽象地留在了史书中而鲜为人知。

【案例】发生在山西应县的“割蛋”谣言：制造原子弹，苏联出技术，中国出原料

据《应县文史资料》记载，1950 年，应县民众中流传的“割蛋”谣言大致如下：“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中国和苏联订了合同，联合制造原子弹，苏联出技术，中国出原料。政府派了一些人，专割男人的睾丸和女人的子宫，送到苏联去制造原子弹”。

防范“割蛋”，大人小孩都上了房顶

谣言出现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强化迷惑民众的效果，还在一些村庄趁人们夜间熟睡之机燃放硫磺，往屋里吹闷烟毒气，在野地里扔鸡蛋壳(意指“割蛋的”曾在此处存身)。这样一来，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信以为真，一时间人人自危，家家提防，惶惶不可终日。

据亲历者回忆，“那时正值盛夏，可谁也不敢轻易外出，就是下地劳动，也都是早早地回家，天不黑就关门闭户，以防‘割蛋的’前来袭扰。过了几个月，一些反动分子气焰更加嚣张，谣言越传越奇，这个村说那个村的某人被割了蛋，那个村说这个村的某女被挖了子宫，还都说得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儿……”

“一些胆子小的人更是连地也不敢下了，整天苦苦想着如何躲过这场灾难。每当夜幕降临，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都爬到房顶上，终夜不敢下来，困了就在房顶上睡一会儿。各街各巷、各院各房，尽可能做到用木板相连接，可以互相通行。各家各户都备有铁矛、铁锄、禾叉等作为自卫武器，更有手巧者还制造了简易火炮。只要发现什么动静，便大叫‘割蛋的来了!’一呼百应，喊声震天，此起彼伏，直到天亮……”

疑似“割蛋者”遭群众围攻毒打

谣言的传播，严重影响和扭曲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人们生活在高度紧张和惶恐之中。这种惶恐，很自然地便转化为对疑似“割蛋者”的暴力相向。加之当时谣传“割蛋者”是政府派来的，群众连当地政府也不敢相信了，往往直接对疑似“割蛋者”进行裁决，山西应县也不例外：

“割蛋风潮闹了两个多月，人们对割蛋的恨之入骨，村里只要来了陌生人，大伙儿便对其严加盘查搜索，如发现可疑的东西，便认定是割蛋的，绝不饶恕!”

“一天，有个河北的后生路过南河村，走得口干舌燥，到井台上讨水喝。人们听他说话是外地口音，便上前盘查起来，那后生不知怎的，竟然支支吾吾，这一下引起了大家的怀疑，越看越觉得他像是割蛋的，一拥而上把他围了起来，动手搜身。这一搜不要紧，从他的口袋里搜出一个纸包，里面好像有些白面面，有人说这就是割蛋时用的蒙汗药。抓到了证据，众怒难犯，于是推推搡搡地把那个后生弄到了南河湾，这个过来打一棍子，那个过去砸一石头，不一会儿就把那后生打了个半死，浑身血迹斑斑，脑袋肿得斗盆大。幸亏三区政府闻讯，急忙派人赶来，叫大家先回村召开群众大会，会后把那个后生带到区上审查，那后生才得以逃生……”

谣言造成的恶劣影响

怀疑政府，反对苏联，不相信政府的辟谣，是当时民众受谣言蛊惑的基本心理倾向。因为谣言中明确地说“割蛋的”是政府派来的，当地方政府派干部到各乡各村宣传辟谣时，往往被认为这是政府施放烟幕、搞欺骗，故意麻痹人。甚至更有谣言说， “割蛋的”都是上级政府派来的便衣，捉住了“割蛋的”送到公安局也没用，他们一看介绍信就把人放了。因此，群众只要抓到疑似“割蛋的”，往往不由分说就往死里打，一些无辜者被活活打死……

谣言传播之处，民众无不心惊胆战。从各地搜集的资料来看，人们的反应基本一致：男人夜间上房站岗，妇女则并房睡觉，白天也不敢下地干活，行人更是不敢单独走路。有些人因精神过度紧张而出现了幻视幻听，夜间只要听到鸡鸣狗叫就惊惶失措，一看见什么黑影子就大惊失色，以致于时时发生误会。一处喊叫，全村呼应;一村呐喊，邻村震动。在1950 年7 月27 日至8 月8 日这13 天内，张家口地区的群众无故乱喊、相互惊扰的现象就达166 起。同期，北京郊区一些村庄的群众由于听信谣言，担心女人的乳房和小孩生殖器被割，仅一个400 户村民的村庄，就集中购买了手电筒1000 个;门户紧闭，彻夜亮灯，每晚光消耗煤油就达几十斤。

谣言传播的基本路径

根据《中国秘密社会》第7 卷《当代会道门、当代黑社会组织》一书描述，“割蛋”谣言的传播路径基本上是由北向南。

“1950 年，一贯道制造‘割蛋’谣言，此谣言与‘第三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说什么“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制造原子弹”。谣言从察哈尔传到绥远、山西、河北、北京、天津，闹得人心不安。有的地方，一些坏分子把猪肠子、豆腐涂成血红色丢在野地里，谎称是‘割下的蛋’，恐吓群众。谣言殃及的地方，群众恐慌不安，无心生产，社会秩序混乱……”

6 月中旬，绥远东部被波及。“挖心”“割蛋”的谣言延续两个月，波及十县，危害巨大。

六七月间，山西省的忻县、兴县两地也开始流传“割蛋”“割子宫”之类的谣言，蔓延二三十个县，持续达两月之久。

到了9 月中旬，“割蛋”谣言传入北京昌平，又很快流传到北京郊区和城市，尤其以西郊温泉一带最为严重。温泉派出所管辖的自然村14 个，共有2580 户人家，几乎全部波及，其中白家疃、南安河等7 个村特别厉害，群众彻夜不眠，上房防守，村中街巷和各家门口铺满了玉米秸，以备有人走过能听到响声……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华北地区的一些老人，提起当年的那场风波仍记忆犹新。只是他们始终不明白，这个谣言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对当年“割蛋”谣言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贯道对谣言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割蛋”谣言集中于较短的时间在各地突然爆发，与一般谣言的传播需要有一个比较慢的过程有所不同;另外，该谣言的传播区域是在地广人稀的华北北部地区，这种情况也很不寻常。这就意味着，这场谣言的爆发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策划在同一时间段散布谣言;二是，在发生谣言的地区共同发生了某一件事情，而且这一事件引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

上世纪50 年代，政府在平息“割蛋”谣言时，曾认为是一贯道一手策划了这场风波。但就史料而言，这个结论下得过于仓促了。一贯道虽然会员众多，然而组织松散，很难在短时间内策划组织一场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谣言。但是，一贯道的成员积极参与了这个谣言的传播，则是毋庸置疑的。

毛泽东访苏迟迟未归，引发民众猜测

仅就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而言，也决定了一贯道无法同时在如此广阔的区域使谣言迅速传播开来。所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即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的某些事件激发了民众的“集体记忆”。而当年发生的可能激发这种“集体记忆”的大事之一，莫过于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的迟迟未归。

毛泽东主席于1949 年12 月16 日至1950 年2 月17 日访问苏联，往返都是乘坐火车，花费时间较长，而且经常要在一些地方停留。毛泽东动身去苏联的时间是1949 年12 月6 日，回到北京是1950 年3 月4 日，离开北京长达三个月。时间如此之长，广大民众又无法获悉毛主席出访苏联的真实信息，难免会产生不安和种种揣测。

签名运动将原子弹和 “割蛋”联系到了一起

1950 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可能在谣言的起源上也起到了直接的作用——这年3 月，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呼吁各国发动一次和平签名运动。作为冷战宣传角力的一部分，各共产党国家迅速作出反应，中国政府也不例外。4 月28 日，我国有关部门发出通告，要求全国各行各业普遍参加“拥护世界和平、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

资料显示，在我国许多农村地区，参加签名的人口比例高得惊人，如甘肃庆阳地区的比例高达80%。如此高的签名比例，只能说明：一是数据有假，二是绝大部分人都是稀里糊涂签的名。这种稀里糊涂，无形中就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温床。落后的农村民众听到了一个新名词——“原子弹”，而广大农民对这个不知为何物的新名词，则充满了神秘的好奇感。

民众原本就有将“蛋”神秘化的倾向

在中国的底层社会民众中，一直都有把“蛋”的功用神秘化的倾向。譬如，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四川就曾流传过有人割取男女生殖器、乳房和胎儿卖给西药房，再转卖给外国人用于制造西药，一时引起民间恐慌。

综上所述，对“割蛋”谣言产生的原因大致应该这样理解：毛泽东访苏的迟迟未归;处于文盲状态的广大民众又莫名其妙地接触到一个神秘名词“原子弹”;再与底层民众对“蛋”的神秘化倾向结合到一起，就产生了“割蛋”谣言。加之国家当时正着手取缔一贯道，很自然地把一贯道成员推向了传播“割蛋”谣言的大军当中(据说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参与其中，但由于缺乏相关史料，难以证实)，结果便酿成了这样一场荒诞离奇的谣言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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