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古老的东西贸易通道

2017-05-14

我国古代生产的丝绸,除满足本国的需要,还大量输出国外。在丝绸外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条由东至西的贸易通道。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世界最古老的东西贸易通道,欢迎阅读。

世界最古老的东西贸易通道: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简介

丝绸之路(古代连接中西方的商道)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1]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首都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2014年6月22日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而成功申遗的项目。

丝路历史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今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3]

西汉

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就已经存在。玉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早起中国美玉很多来自西域。至少在距今1.2万年前,先民就发现了普通石块中卓尔不群的玉石,并且通过交换将玉石源源不断运向东方,延续万年的玉石之路,正是沙漠丝绸之路的前身。[4-5]

西汉时,把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汉武帝时,中国始与西域相通,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6] 。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至汉武帝时期,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略。

汉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7] 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西迁了,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呆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溯三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后被封为太中大夫[8] 。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打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后世称其为博望侯。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王剧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元封六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企图联合协迫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

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汉武帝在轮台(今轮台县东南)和渠犁(今库尔勒县西南)设立了使者校尉,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务。这是西汉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设置的官吏。此后,西汉政府就在西域建立了根据地。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投降,西汉政府才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最终胜利,西汉政府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匈奴臣服于汉朝,汉朝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

西汉末年,丝绸之路中断。天凤三年(公元16年),西域诸国断绝了与新莽政权的联系,丝绸之路中断。

东汉

公元73年,班超随从大将军窦固出击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重新打通隔绝58年丝绸之路,并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班超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

公元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到达条支海(今波斯湾),临大海欲渡,由于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拦,虽未能实现,但这是首次突破安息国的阻拦。

公元100年,罗马帝国属下的蒙奇兜讷(今译为马其顿)地区遣使到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汉和帝厚待两国使者,赐给两国国王代表最高荣誉的紫绶金印。

公元166年,古罗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来洛阳,朝见汉桓帝。

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不断发展,主要有西北丝绸之路(又叫绿洲丝绸之路或沙漠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条。它具有由两汉到隋唐的过渡性、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南北两政权同时与西域频繁交往三方面的特点。

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在直接的交往断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波斯与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魏书》本纪记载了波斯使团抵达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国带来了玻璃制品工艺的史实。

波斯的使者也顺着丝绸之路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年),波斯国遣使献佛牙。五年(533年)八月,遣使献方物。大同元年(535年)四月又献方物。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是西域经吐谷浑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顺长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的道路。

这一时期,中西之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这种交流,在政治上,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在经济上,促进了双方之间经济贸易、生产技术的交流;在文化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兴盛和礼乐文化的发展。

隋代

隋炀帝即位后,有经略四方之志。一方面进行军事扩张,开拓疆域;一方面遣使与海、陆两道丝路沿途国家进行交通。大业年间,隋炀帝遣使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各国,展开了与西域的联系和交往,从西域获得玛瑙杯、佛经等奇珍异物[18] 。韦节回国后撰有《西蕃记》一书。韦节等人的出使,扩大了隋对西域的了解,打破了中原地区与西域的长期隔绝状态。

隋朝中期,张掖成为当时中西贸易中心,西域诸国都在张掖与中国互市,兴盛时有四十多个西域国家的商人集中在这里经商。为了增进对西域的了解,扩大与西域诸国的贸易活动,经营西域,在韦节等出使西域不久,炀帝遣裴矩往张掖主持互市。裴矩的工作卓有成效,大业年间,西域“相率来朝者”大约有三十余国。裴矩经过搜寻资料,采访胡人,亲自撰写完成了《西域图记》(三卷)[19] 。这部书除了记载西域诸国的山川地理、风俗物产等情况外,最可贵的是记下了通往西域的三条最主要的道路。裴矩将它们称为北道、中道和南道,比之《魏书·西域传》所记更加具体,代表了隋时对西域各国的认识水平。

公元589年隋王朝结束南北分裂时,新兴突厥族占领了西域至里海间广大地区,今青海境吐谷浑也向河西走廊侵扰,中国和西域,西方的官方、民间交往受到不少阻碍。但隋与丝绸之路各国民族之间关系,仍愈来愈密切,西域商人多至张掖互市,炀帝曾派裴矩专管这方面工作。裴矩用厚礼吸引他们到内地,使其往来相继。《隋书·西域传》序还说那时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番诸国,至罽宾(今塔什干附近),得玛瑙杯,印度王含城得佛经,史国得歌舞教练,狮子皮、火鼠毛。官、民的交往又活跃起来。

唐代

随着唐政府对丝路的开发,尤其是隋唐大运河的投入航运,极大地加强了江南富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南方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的通过大运河运送到长安,并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方。唐与中亚诸国的联系不断增强,贞观十四年(640年)粟特人将制造葡萄酒的技术传人中国,大批犹太商人涌人中国,丝路上的通使及商业往来活跃起来。受到这条复兴了的贸易路线巨大影响的国家还有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节带来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这些宝贵古代文物现代也在奈良正仓院保存下来。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

唐代的丝绸之路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唐政府一直致力于西北地区的开发。唐朝初期,西域虽大都在西突厥控制之下,但西域各国国王都曾派人或亲自到大唐,表示归附,因此唐初很快恢复了丝路交通。贞观四年(630年),伊吉城主归附于唐,唐在这里设置伊州,控制了西域北道。这时,在西域地区拥有较强政权的高昌为了垄断丝绸贸易,高昌曲文泰封闭了西域南部进入中原的道路,商贾都要经过高昌,并需交纳商税。贞观六年(632年)大碛路恢复开通后,高昌王与西突厥联合,阻拦、抢掠酉域其他地区商贾使者,阻止他们进入中原,同时还发兵攻打伊吾、焉耆,掠夺其他域镇。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政府派侯君集带兵平定了高昌,在高昌设西州,置西州刺史,西州的户口计帐等申报,完全和中原地区相同。不久,又在这里设安西都护府,屯驻军队,镇守整个西域地区。在平定高昌的同一年,驻守于可汗浮图域(今吉木萨尔以北)的西突厥叶护归唐,唐政府在这里设庭州,置庭州刺史,唐又将伊州、西州、庭州划入陇右道,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

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击败了东突厥吐谷浑,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又灭西突厥。至武则天女皇时,设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又辖龟兹、碎叶、于阗、疏勒四镇。唐朝疆域,东起朝鲜海滨,西至达昌水(阿姆河,一说底格里斯河)。不久,便于新兴的撒拉逊帝国(阿刺伯帝国,大食)接壤。而唐王朝则称当时世界第一发达强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这样,东西方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以大食帝国为桥梁,官方、民间都进行了全面友好的交往。

在丝绸之路东段,大漠南北与西域各国,修了很多支线通丝绸之路,亦称“参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大食、东罗马帝国也不断派使节到长安与中国相通。敦煌、阳关、玉门这些地方,成了当时“陆地上的海市”。在海道上,中国也可以船舶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岛)、骠国(今缅甸),经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与欧洲各国发生关系。当时广州、泉州、刘家港(今上海吴淞口近处)等地,成了最著名的对外港口。史书记载广州当时便有南海舶、昆仑舶、狮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波斯舶等趸船性的船坞。西方各国在陆上取道中亚、西域,沿途驼马商旅不断;海路则多由大食首都巴格达出波斯湾,几乎每日都有船只远涉重洋来到东方。[21]

唐与中亚诸国的联系不断增强,贞观十四年(640年)粟特人将制造葡萄酒的技术传人中国,大批犹太商人涌人中国,丝路上的通使及商业往来活跃起来。 受到这条复兴了的贸易路线巨大影响的国家还有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节带来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这些宝贵古代文物现代也在奈良正仓院保存下来。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

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对以后相互的社会和民族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深远的影响。

元代

在蒙古西征之前,中亚腹地范围内的国际商队贸易就有一定规模。成吉思汗为了征服亚欧大陆,除了以武力掠夺邻近外族财富、还大力借助回回商队的长途贩运来筹措军饷。他曾多次派遣一些商队前往中亚务国进行贸易。一二一八年,一支由蒙古帝国出资组织的四百五十人的商队,装运大批毛皮、丝绸、金银制品前往中亚花剌子模贸易,但花剌子模却劫夺了这批货物,这次事件成为蒙古大军第一次西征的导火线。[24]

三次西征及南征后,蒙元帝国版图大大扩展。加之驿路的设立、欧亚交通网络的恢复,使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起来。蒙元时期中外关系史的一些名著,如《马可·波罗游记》、《通商指南》、《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卢布鲁克东行记》、《大可汗国记》、《马黎诺里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都大量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队贸易的情况。[24]

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东西方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计有欧洲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捷克、俄国、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早期北欧汉撒同盟等地商人、有由西域蒙古诸汗国及其后裔统治的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色目商人等等。欧州和中、西亚商人一般都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来中国或在沿途出售,他们所购买的主要是中国的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由于从欧洲到中国路程十分遥远、沿途地理气候条件也非常复杂险恶,盗劫之虞又难免不会发生,“然若结队至六十人同行,即当最危之际,亦与居家无异”。所以商人的长途贩运,一般都必须级成数十人以上的商队结伴而行,且需随地雇佣翻译、随带必要的食品、什物、料草等。元代来中国的外国商人、商队为数之众,在外国史料中多有印证。《马可·波罗游记》中几处写道:元大都外城常有“无数商人”、“大量商人”来往止息,“建有许多旅馆和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既为不同人种,无疑为外国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24]

在蒙元时期丝路畅通、欧亚大陆各种层次的经济交流駸駸兴旺之际,作为东西方国际贸易枢纽或与国际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地区性,民族性商品市场和物资集散地的一批贸易中心相应形成和发展。当时从西方到东方,有以下一些较大的贸易中心如元大都,西方人称汗八里(今北京)。元代中外史籍几乎都记述了元大都作为东方国际贸易中心的无可争议的地位。这里“各国商贾辐辏,百货云集”。《马可·波罗游记》曾以一章的篇幅介绍元大都国际贸易的盛况:“凡世界上最为珍奇宝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元朝中国境内丝路重要商镇还有可失哈耳(喀什噶尔),这里的纺织品“由国内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河西走廊的肃州,这里附近“山上出产的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来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另外还有别失八里、哈喇火州等。[24]

丝路重生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盛赞中哈传统友好,全面阐述中国对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政策,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其作为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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