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胜利故事 红军长征的故事
红军长征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和奇迹,是中华儿女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所留下的遗产是我国重要的红色文化遗产,需要很好的将其保护和让其体现社会、经济价值。以下是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红军长征的胜利故事，一起来看看吧!
红军长征的胜利故事篇1
——陈云：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久负盛名的经济行家。因此，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都易于把他与冷静、理性的经济问题分析联系在一起，而很难把他与追求自由灵动、注重感情抒发的诗词曲赋及文学艺术联系在一起。但是，事实上，生活中的陈云其实是一位极富有感情的人，他的这种感情也集中地体现他对诗词曲赋等文学艺术的喜好和驾轻就熟上。
1905年，陈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只能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童年十分不幸。15岁高等小学毕业后，他因家贫无力再上学，只能离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独立谋生。也许，正是由于这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在接触并接受革命的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也萌发并培育起了他对文学艺术终身不变的喜好和扎实厚重的文化功底。最能反映他这一特点的，便是20世纪30年代他所撰写的两篇文采飞扬、且被广为传颂的著名文章。
第一篇文章是《随军西行见闻录》。遵义会议结束不久的1935年6月，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陈云作为中央代表，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经雅安、重庆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他又受命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为了宣传红军长征，在莫斯科期间，他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化名“廉臣”，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这篇文章向世人第一次生动细致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描写了红军领导人同群众间的密切联系。由于该书是一部比较早的详细地记述红军长征的作品，因此对于广泛宣传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其英勇的长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至于成为不少读过这本书的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种动力。
第二篇文章是《一个深晚》。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为纪念这位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一个星期后，即10月26日，陈云即撰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深晚》(署名史平)的悼念文章。这篇文章的文字并不长，但却饱含深情，成为当时一篇传颂一时的优美散文。
除了这两篇文章之外，在抗战时期，陈云还撰写过纪实类小说《青抗先摸鬼子》(署名史平)。而且，除了小说、散文、戏曲之外，终其一生，陈云都很钟爱中国传统诗词。据他的子女回忆，“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著名诗句，都是陈云十分喜爱并且反复书写的条幅。
这就是陈云，一个富有感情并且喜好文学艺术的革命家、政治家。
红军长征的胜利故事篇2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为何选择了于都
“胜利不忘哪里来，红色源头记心窝……”徜徉在江西于都红色热土上，听着刚刚录制完成的《红军渡·长征源》的歌曲，看着沿途的长征源学校、长征路标识、长征宾馆、长征源超市……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红色气息。
在于都，我们流连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主题雕塑区、逗留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与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曾懿华畅谈、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等交流，渐渐靠近了当年中央红军选择于都、集结于都、夜渡于都河的那个历史时刻。
中央红军有准备的选择
1933年1O月，国民党纠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在战争一开始,就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全线出击，使中央红军陷入被动局面。到了1934年4月至5月，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先后失守。中央根据地南北门户大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以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为目的的战略转移，向共产国际报告了战略转移计划，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答复后，成立了“三人团”，准备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从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粤军(我军与粤军陈济棠举行过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借道”协议，我军如果经过，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的封锁线。确定主力突围转移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最终将突围转移地点选在了于都。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主题雕塑区，挺立着一座“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长期从事中央苏区史研究的研究员余伯流在文章中说：“于都作为红军主力的集结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总的、最后的出发地，同时瑞金、兴国、石城、会昌、长汀、宁化等地则是中央机关及红军各有关部队的长征出发地，这是近年来长征出发地研究得出的共识。”
总的、最后的出发地为什么会选择于都呢?当时，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东线，敌东路军威逼中央根据地的东方门户福建长汀;北线，敌北路军集中兵力加紧“围剿”,逐渐推进至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瑞金已成为敌重点监视地域，红军主力根本无法在这些县份集结;南线，我军与粤军陈济棠举行过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借道”协议，我军如果经过，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西线，有大山和隘口阻隔，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于是，中革军委将突破点选择在信丰、安远之间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上，于都进入了决策视野。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曾懿华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选择于都，是经过了长时间充分考虑的，是一次有准备的慎重选择。”
于都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山水相连、民风淳朴，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宿营、隐蔽、休整。当时战火尚未烧到于都，中央红军集结于都相对安全。
于都地处中央苏区西南角，是中央苏区的中心腹地，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对中心位置，距瑞金、兴国均为88公里，距宁都99公里。当时，红军主力大都在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一带作战，于都是前线部队快速撤离、集结的理想地域。
于都是中央苏区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赣南军区所在地,是中央苏区的全红县、大后方，政治、物质条件都很好。从政治条件看，于都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革命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红军在于都集结，能满足保密等政治需要。从物质条件看，于都稻米充足,同时于都人口众多,可从人力、物力方面给中央红军以足够的补充。
于都县城距离信丰、安远间的敌第一道封锁线较近，抄小路仅9O公里。从于都出发，部队可以快速到达预定地点，乘敌不备突破敌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西转移。
30多万于都人为长征保密
在于都县城濂溪路北门1号，矗立着一座老建筑——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告诉我们，从于都出发长征之前集结时，毛泽东就住在这里。旧居里居然只陈列少量照片，但从这些珍贵照片中，我们依然可以解读出“长征从于都出发”的密码。
张小平说：“从1934年10月7日起,中革军委先后下达命令,要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场,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又称“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红章”纵队)一起到于都集结。”
10月中旬,中革军委颁布命令,将中央党政军机关编成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10日傍晚，第一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梅坑、田心圩、九堡和会昌的石门圩出发，向于都境内开进;第二野战纵队先从瑞金九堡、云石山出发，向于都境内开进。13日，两个纵队先后到达于都的岭背、禾溪埠、古田一带集结休整。在此前后，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秘密向于都集结。
我们到古田窑塘朱屋的时候，古田窑塘朱屋正在维修。热情的当地群众，向我们介绍了于都集结期间，中革军委在朱屋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当时，会议对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各军团的调动,集结时的具体工作作出了严密的部署。为了保守军事秘密,封锁消息,中革军委还对军委直属纵队和各军团分别授予代号,向各部队发布一系列指令,并将各补充团正式拨给各军团。
集结期间，在于都境内休整的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刘少奇、王稼祥、李维汉、刘伯承、叶剑英、邓小平、凯丰等。10月16日，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即贡水、贡河、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部队集结于都期间，各军团进行了兵员、武器弹药、粮款的补充。8.6万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内集结，时间跨度超过10天，直到顺利跨过“长征第一渡，国民党仍然对此一无所知”。站在杨成武将军题字的“长征渡口”石碑前，曾懿华称赞此次集结是一个奇迹。中央红军各部在于都的集结，为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打好了基础。
红军长征的胜利故事篇3
——红军长征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80多年前，四路红军相继撤离苦心创建经营的苏区，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完成了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力量的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间奇迹。
伟大的创举必然顺应时代的需求。那么，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红军长征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危机、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情况下发生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开始。1932年，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进一步加快侵华步伐。1933年春，日军相继攻占山海关、热河，并侵占长城以北沿线部分地区，锋芒直指平津。日军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一再对日妥协，不断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1933年4月6日，蒋介石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宣称：“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在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下，“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相继以失败告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国人不满和舆论谴责，甚至遭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一篇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然后日本“一刀一刀的割去”。
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今日事势，舍抵抗而外，实无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国民政府切实进行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随后收复了察哈尔省全部失地。
正当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帮助和加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尽管有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长征前的中国，民族危机依然日益严重，合作抗日似乎遥不可及。
在日本加紧侵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高举着抗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进一步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
他们虽然主张抗日，但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发生分化，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排斥一切上层分子、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他们武断地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为此，他们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反对红军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主张实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在这种进攻战略下，他们反对必要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等等。在军队建设上，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改造红军”的措施：一、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改组各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机关;二、取消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强化政治委员个人决定作用;三、取消红军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强调红军的任务仅限于打仗;四、反对红军必要的游击性，片面强调正规化，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王明“左”倾错误推行的恶果，是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和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军遭受惨重损失，部队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改变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格局，影响了其他苏区，使长征由局部演变为全局性的战略转移。
两大危机，考验着濒临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谋生存、图发展为主旨的长征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展开。
红军长征的胜利故事篇4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80年前的那个金秋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震惊世界的长征胜利结束。这是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光辉胜利，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
时空变幻，精神永恒。80年过去，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更加凸显，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的意义更加深远。那么，当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军长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敌人实力强大，二是我党犯了错误。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围剿”的政策是“堡垒推进，步步为营”。为此，蒋介石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同时筹措经费购置大批军火。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队逐步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
这个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求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主张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主要表现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军事上则是军事冒险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左”倾领导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当时红军的战法是“堡垒战、阵地战与短促突击”，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种打法只有军事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有效。蒋介石集全国的财力和军力于一身，而中央红军只有不到10万人，加上苏区财力物力有限，劣势显而易见。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考虑重开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主动进行战略转移
在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34年5月提出了战略转移的设想，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持暧昧态度，不说让走，也不说不让走。但即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派出了红七军团远征，目的是调动牵制包围苏区的敌人，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没有达到目的。随后，又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这样做有调动敌人的意图，也有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的考量。红六军团后来和红二军团会师，联合行动。
由于中共中央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得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围剿”下处境十分艰难。于是，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动撤离中央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开革命新局面。
原来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打破，局部长征最终演变成整个主力红军的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可是，其他各地红军并没有失败，为什么也要进行长征呢?
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使其他各地红军受到国民党军越来越大的压力，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在这些根据地当中，除了中央苏区之外，比较稳定的就是川陕根据地。张国焘确实担心自己成为国民党军“围剿”的下一个中心。他撤出来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也是为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他没有想到中央红军损失那么惨重，这也是他野心膨胀的重要因素。
另外，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长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敌情严重，创建和保存革命根据地十分困难;红二十五军转移也是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对鄂豫皖地区的“清剿”，坚持当地革命斗争已十分困难。
因此，各地红军相继长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
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成为直接影响长征决策、进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开始，“华北事变”则是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直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加快了其侵略步伐。
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红军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线。在长征开始前和开始后，中共中央先后组织了两支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这个时期党的宣言和文件中，更是把“抗日”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怀和责任担当，所以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仍然能够实现两个联系：即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密切联系起来，把红军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起来。
抗日救亡，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对红军长征必然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祸兮福所倚”。一场惨痛的失败，开始酝酿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一次即将开始的艰难行程，最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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