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与战后中东社会现代化探讨论文

2016-11-10

伊斯兰教与战后中东社会现代化探讨全文如下：

中东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传播地。伊斯兰教是一种涉世性极强的宗教，政教合一、族教混同、两世兼重是其根本特点。所以，在中东现代化启动、发展乃至受挫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与其紧密相随，相伴而行。既体现了与现代化的矛盾和冲突，也表现了与现代化的适应性与相容性。[1]从战后中东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出发，探讨伊斯兰教及其改革与中东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相互关系，研究世俗化与伊斯兰教发展对中东社会现代化产生的影响，对于揭示中东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及其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一、伊斯兰教与政治制度的演进

战后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相继诞生了一批现代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纷纷以政治的或文化的民族主义为立国之本，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宗旨，以发展民族经济从事现代化建设为基本目标，在上层建筑领域则以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的世俗化为基本方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伊斯兰教的社会基础，降低了伊斯兰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致使传统伊斯兰的政治思想一度受到冷遇，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衰落。尽管在这些国家的宪法中还抽象地肯定伊斯兰教的重要地位，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家元首也要由穆斯林担任，但实际上官方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政党组织、议会制度以及政治领导作用等方面还是以世俗化为基本点。伊斯兰教基本上被置于从属于国家政治的地位。所以，战后初期直到60 年代末期，伊斯兰教在政治方面的主导作用仅仅体现在是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一种补充，它只是为国家政权的正义性、合法性、庄严性提供了一种传统依据和神圣的象征。[2]

但是，60年代末开始，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迅速蔓延，伊斯兰教在中东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渐加强。各国政府纷纷利用伊斯兰教来加强自己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各国政府的议会在制定、颁布并实施一系列内外政策时，均以伊斯兰教为价值判断标准，以争取各阶层穆斯林的支持。他们还在一些官方文件和大众传媒中尽可能地使用穆斯林熟悉的伊斯兰语言，并依靠宗教权威机构来解释各项政策的“合法性”。一些国家的政府还出巨资帮助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就在推行“世俗化”最为积极的埃及、土耳其等国的政府也都十分注意利用伊斯兰教来改变其“世俗”形象，而不再特别强调和推行“ 政教分离”了。[3]

在一些中东国家，伊斯兰教成为政治反对派组织反对本国政府的旗帜和工具。在这些组织中原有的伊斯兰反对派组织的活动日趋活跃，名目繁多的新组织也纷纷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的“穆斯林兄弟会”，伊拉克的“号召党”，土耳其的“救国党”，黎巴嫩的“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革命阵线”等。各国的反对派组织一般都利用伊斯兰教抨击当权者推行的政策违背了正统信仰，违反了伊斯兰教法，破坏了伊斯兰传统社会。甚至认为民族国家本身就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并号召人民应该起来推翻现存政府，重新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府。他们往往利用穆斯林群众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掀起民众运动，反对执政当局。一些极端组织和激进分子还采取绑架、暗杀、劫机、袭击政府官员等暴力手段与政府进行斗争。伊斯兰组织对中东政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

当代伊斯兰教在中东政治中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上。早在战后初期埃及与沙特争雄抗衡的斗争中，双方就都以伊斯兰教为对外政策的工具。纳赛尔执政时期特别强调伊斯兰教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专门发起成立了世界伊斯兰教大会，作为联系和影响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的一条渠道。沙特阿拉伯则利用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和拥有麦加和麦地那两个伊斯兰圣地的有利条件，发起成立了伊斯兰世界联盟，用泛伊斯兰团结来对抗以埃及为代表的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宣布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为伊斯兰国家走向联合的政治标志，这一体现泛伊斯兰团结精神的国际组织，强调伊斯兰国家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相似的文化传统和近代历史遭遇，在国际事务中要加强团结，广泛的开展合作。

此外，在中东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伊斯兰教也有重要影响。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中东伊斯兰国家往往以伊斯兰作为其决策的基础。如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各国就有比较一致的立场，即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特别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产油国以石油禁运为武器，对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大国予以反击，使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前苏联出兵阿富汗期间，中东伊斯兰国家也一致支持阿富汗“圣战者”游击队的抗苏斗争。在塞浦路斯的希土冲突中，多数中东国家也站在土耳其一边。各种国际性的泛伊斯兰组织还频繁的举行会议，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协调对外立场，以便在当代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伊斯兰教与法制体系的改革

战后中东国家普遍进行了一场影响较大的法制改革运动。首先，限制伊斯兰教法的适用范围。多数国家都通过调整政教关系和推行世俗化的政策来削弱伊斯兰教法的影响，但在表面上又不得不抽象地肯定伊斯兰教法的地位，包括在宪法中规定伊斯兰教为国家或官方宗教。也就是说，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中主要是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而受到重视的。它的有效范围主要在穆斯林宗教、家庭和个人生活方面发生作用，在国家政策和经济领域，教法的影响则越来越小。

其次，改革传统的司法制度，建立和完善现代司法体系。战后中东国家的司法制度改革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取消传统的沙里亚法庭，建立单一的世俗法院体系。如埃及在 1955年宣布废除了沙里亚法院，由全国统一的司法系统行使司法权。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前的1976年就已基本上建立起欧化的司法系统，法官和检察官都由政府任命。[4]利比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国也都相继废除了沙里亚法。二是仍保留沙里亚法院，但通过改组审判制度、修订审判程序使之更加完善。如在传统的沙里亚法院之外，设立世俗的司法机构，以逐步缩小伊斯兰教法的范围。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海湾国家大多采用这种制度。三是将沙里亚法庭纳入到国民司法体系，使之降为辅助法庭或民事调解机构，而不再是独立的司法机构。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也门等国家采取了这种方式。[5]

再次，改革实体法，在这方面，多数中东国家都颁布了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商法及其他涉及现代社会的法律法规。其中意义最大的当属婚姻和继承法的改革。它们一方面吸收西方的某些法律原则，另一方面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对经训的有关规定和各教法学派的权威论著进行新的解释。一些国家对多妻制还加以限制，一系列与婚姻问题有关的单行法规也先后制定，如叙利亚的《私人身份法》、伊拉克的《私人身份法》、伊朗的《家庭保护法》等。继承法的改革旨在维护以父母、子女为主体的现代家庭的权益，主要是通过引进西方的代位继承原则，扩大遗嘱继承范围和子女亲属的继承权等方式，对传统继承制度中不合时宜的规定进行修改和补充。

法制改革是战后中东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其主要成果加速了中东社会现代化进程。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开展也出现了一股强烈要求恢复传统伊斯兰法的潮流，有些国家还全面恢复了伊斯兰教法。如1980年伊朗宪法就宣布：国家的所有法律、法规必须依据伊斯兰准则，霍梅尼还声称，除了真主的法律，任何法律在伊斯兰共和国都不能生效。当然，一些国家传统伊斯兰法的恢复甚至强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东法制改革的进程。

三、伊斯兰教与经济关系的调整

伊斯兰教对战后中东经济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税收和保险业等方面。

伊斯兰银行的建立与发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伊斯兰教对经济的影响。70年代以来，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积极推动下，伊斯兰教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力倡导的伊斯兰银行得以建立并发展起来。1972年，埃及政府投资200万美元支持阿赫迈德·纳加尔在开罗创建了纳赛尔社会银行。这是战后中东第一家面向城市客户的伊斯兰银行，其主要业务是发放无息短期信贷，也兼有常规银行的部分职能。到1979年，该行已在全国各地开设了25 家分行。继纳赛尔社会银行之后，阿联酋迪拜的石油巨商于1975年创建了迪拜伊斯兰银行，该行是一个综合性无息银行，开展多种业务，尤以大型工业项目投资为主，所以，其职能类似于投资公司。该银行成立不久，就向海外扩展，在开罗设立分行，并向其他国家银行投放资金，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此后，中东伊斯兰世界兴起了一股伊斯兰金融热潮，建立了一批伊斯兰世界兴起了一股伊斯兰金融热潮，建立了一批伊斯兰金融机构。具有代表性的如：伊斯兰开发银行(沙特)、巴林伊斯兰银行、埃及费萨尔伊斯兰银行、伊斯兰国际投资开发公司(埃及)、约旦伊斯兰金融投资银行、卡塔尔伊斯兰银行、科威特金融事务所等。[6]伊斯兰银行的建立与发展在中东经济生活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它有利于伊斯兰国家间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也逐渐地改变着人们的金融观念。

天课制度对中东经济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天课只是伊斯兰的“五功”之一，是当今中东国家的主要岁入。据有关资料，天课岁入约占沙特阿拉伯国民毛收入的10%，年收入超过10亿里亚尔，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约占4%。[7]天课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征收，统一管理。税入主要用于济贫和社会福利事业。这种做法有利于调节社会分配，缩小贫富差别，被视为伊斯兰社会平等、经济公正的体现，受到了各国政府和宗教界的重视。同时，它也是当代伊斯兰教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有些学者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天课制度进行诠释，在诸如课税范围、税率和天课收入的分配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和主张。总的说来是希望用这样一种税收制度解决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伊斯兰教对现代保险事业基本上持一种批判和排拒态度。认为保险活动含有投机、赌博、放债取利等因素，与伊斯兰教主张的经济公正、诚实经商等原则相悖。而且认为保险活动会诱导世人热衷于追逐财富而忽视精神财富，从而导致宗教生活松驰、道德沦丧。因此，中东国家的保险事业受到制约，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绝对禁止一切保险活动，但事实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对之开绿灯。从目前情况看，保险活动基本上限于教法许可的范围内，保险公司原则上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不得在伊斯兰国家公开刊登广告、招揽生意。由于宗教观念的束缚，人们的保险意识淡薄，对家庭和个人财产保险的极为少见; 又由于伊斯兰教认为穆斯林的生老病死皆为安拉先前所定，所以人寿保险被绝对禁止。结果导致现代保险事业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四、伊斯兰教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掀起了现代化的第三次大浪潮。这是一次真正全球性的现代化大浪潮，它使处于现代化“边缘”的那些国家也都提出了 “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东作为现代化启动较早的地区又一次受到了大潮的猛烈冲击。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中东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城市化的迅速崛起和发展是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突出表现之一。据世界银行199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东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由1965年的35%上升到1990年的51%，1965—1980年，城市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6%，整个80年代，年均增长4.4% 。[8]到1996年，中东地区城市化平均水平达到58.8%，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5.7%) 。[9]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使得中东地区出现了像德黑兰这样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10]当然，中东地区这种城市化并不能完全说明它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但是，按照现代化理论，城市化毕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东社会现代化的进展情况。因为高速的城市化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促进了建筑、制造、交通运输、商业、金融、旅游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国民收入。

婚嫁习俗的变化也是社会生活变化的重要标志。传统的伊斯兰教法确认多妻制，这种习俗沿袭了1000多年未有大的改变。20世纪初古老的奥斯曼帝国首开了婚姻制度改革之先河后，其他国家也陆续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其主要内容是对多妻制加以不同程度的限制。如有些国家通过监禁和罚款等方式限制多妻;有些国家严格限制丈夫的单方面休妻，并在法律中规定了离婚的理由，不但协议离婚为法律所允许，而且妻子被授予某种提出离婚的权利;有些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但从中东目前情况看，婚姻状态却是五花八门，多妻制事实上大量存在，在有些地处偏远落后地区的部落还存在某种形式上的群婚状态。

妇女地位的提高更能说明战后中东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况。首先，许多国家制定了保护妇女基本权益的法律，除了婚姻方面的一些规定外，在财产继承关系方面也废除和限制了传统的以父系继承为中心的不合理继承制度，妇女和母系亲属的继承权益得到了改善。其次，战后中东许多国家的妇女已经不仅可以接受教育、就业，甚至可以从政。这表明妇女已经摆脱了传统伊斯兰教的规范和约束，融入现代社会潮流之中。70年代以来，阿曼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和社会福利，参加工作的妇女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不少阿曼妇女在政府部门崭露头角，1994年，阿曼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科威特、约旦、埃及、土耳其等国在妇女解放道路上也走在前列。即使对妇女的社会和智力发展有种种限制的沙特阿拉伯，妇女的命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费萨尔国王执政以来，沙特的妇女已获准越来越多的参加国家生活。[11]第三，妇女组织相继出现。近几十年来，中东国家出现了许多像妇女协会、慈善协会和女童子军这样的妇女组织，这些组织的活动日益频繁，影响越来越大。如约旦的主要妇女团体“约旦妇女联盟”一直为妇女争取那些被政府或其他公共团体所忽视的基本权利。1958年，科威特妇女掀起了“告别面纱”运动，到70年代，科威特妇女已经可以身着时髦服装在大街上行走并且不必带面纱。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科威特政府代表团提出了禁止歧视妇女、保护妇女权利、有效发挥妇女的社会作用等一系列原则，受到了大会的重视。当然，中东妇女的社会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而且前进道路上阻力和困难还会很多，中东广大妇女正殷切地盼望着人道、公正、充满仁爱的世界早日到来。

战后中东社会生活方面最为奇特的一种现象就是以色列的社会经济组织“基布兹”。基布兹(kibbutz)是希伯来语“集体定居点”的音译，也有人把它译为“农业合作社” 或“集体农庄”。它是以色列大社会中的小社会，一个具有特殊价值观和特殊生活方式的小社会。到1989年，基布兹的总数已达270多个，在其中生活的总人数为12.5万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7%以上，[12]经营着全国35%的土地。[13]基布兹创立时只经营农业，20世纪60年代以后，它所经营的工业、制造业和旅游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基布兹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它的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均为全体成员所共有，实行民主管理。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基布兹成员之间没有金钱往来，成员也不领取任何报酬或工资，生活的一切基本需要全部由基布兹提供。这样，基布兹既是农村的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又是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形式，在加上它还具有平战结合的特点，实际上成为一个农工商军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14]基布兹的出现，体现了以色列人用自己的劳动实践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体现出了早期锡安主义的乌托邦倾向和打破旧日犹太人与世隔绝的生活意愿。在其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为以色列国家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但近年来，基布兹的数量和性质都在发生着变化，其影响也在减弱。

五、伊斯兰教与文化教育的发展

国内外从事现代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民族)综合实力持续不断增强的过程，它的基础和核心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而实现人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在于国家和社会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战后中东各国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文化方面，中东伊斯兰各国由于中东国家现代化在实践中的受挫以及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惨败，穆斯林文化界再一次把目光转向固有文化的本源，并力图以此为基点，重建伊斯兰文化。所以，70年代以来，伊斯兰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向伊斯兰教的“回归”，即返回到伊斯兰传统文化中去，抑制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建立起一种以伊斯兰精神为主导的文化模式。为此，一些国家加强了对伊斯兰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在各种语言、文学研讨会、诗歌节和艺术节中都将展示和研讨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作为重要内容。各种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刊物的出版数量大为增加，广播、电视中有关伊斯兰教的节目也大量出现。1986年3月阿拉伯作家联盟在巴格达举行第十五次会议，以《阿拉伯文化面临的挑战与应答》为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此外，思想家、哲学家们也纷纷著书立说阐述他们的立场观点。专家学者们从复兴伊斯兰努力的历史与现实、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对抗、世俗化与宗教极端倾向等方面阐述伊斯兰的理想与精神，以创建一种全新的伊斯兰文化模式。[15]埃及是中东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开罗大学是中东最高的学府之一，每年不仅为埃及也为中东其他国家培养大批人才。埃及还是阿拉伯世界最主要的电影生产国，其影视作品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广为流传。埃及的政治影响也伴随其培养的人才和文化产品的传播而扩及到中东广大地区。

中东非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发展也出现了新气象。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色列文化的成就。总体来看，以色列文化发展是一种全方位的。在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电影、考古、文博、体育和新闻出版等方面均表现突出。据1990年的统计，以色列拥有几十个音乐团体和机构，一年中可举办327场音乐会和歌剧演出。文博事业也相当发达，共有大小博物馆120个，每年参观的人数近1000万。[16]新闻事业也很发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字表明，1988年在人均拥有图书和出版社，每年人均读书数量的比例上，以色列均居世界第一。全国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1000多所，平均不到4000人就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小小的以色列有29种报纸、各种杂志和刊物890种之多。[17]在世界文化争奇斗艳的百花园里，以色列文化呈现出了大众化、自主化的独特风格，反映了犹太民族生存和复兴的浓重氛围。

在教育方面，战后中东国家普遍采取了重教政策和措施，其成就也令世人瞩目。中东地区传统教育的特点是宗教性教育，因此，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实施世俗化、现代化，发展包括普通、职业、师范、高等、成人、特殊教育在内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就连阿拉伯各君主国也注意与共和国建立统一的教育体制，如1957年约旦与埃及、叙利亚签订协议，统一三国的教学目标、课程、考试和教师资格认证。1964年阿拉伯国家又签订了《阿拉伯文化统一公约》。[18]在发展现代教育的同时，传统的宗教教育也被保留，并在7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推动下有所扩大，据阿拉伯联盟教科文组织198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伊斯兰课程在中小学课程里所占比重也明显增加，出现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同时发展的现象。

在海湾地区的沙特阿拉伯，教育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大幅度上升。1 960年——1974年间，教育经费一直保持在国家预算的10%左右。1990年教育经费在预算中的比例又上升到17.8%，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6.2%。[19]在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上，沙特既吸取国际上公认的原则与经验，又考虑到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风俗，从而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在北非的摩洛哥，其教育发展堪称非洲一流。独立后国家就确定了“教育为第一需要 ”的国策，着力发展教育事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摩洛哥已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教育发展也获得了成功。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发展，视教育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基础，国家宪法明确规定教育权利受国家保护，各级教育免费，初级教育为义务教育。至2000年，文盲率从1970年占全国总人口的54%下降到17%。中小学阶段普及了外语教学，高中阶段采用电脑教学，大学阶段设置了信息网络课。[20]

在以色列，更是把教育发展作为中心任务，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方针，并且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以色列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大力发展教育，二是大力发展科技，而且这两者又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949年以色列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少年儿童均须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而且免费教育可以继续到18岁，此后政府仍根据学生家庭情况予以补助。为此，以色列历届政府都对教育保持高投入，其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直不低于8%，高于美国、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21]1993年，以色列共有大学毕业生2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18%。1995年，以色列每万人中在国际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数近120篇，居世界首位。1997年，以色列各类在校生总数达到172万人，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以色列已有7所大学在教学、科研方面进入世界先进大学行列。人均教授拥有量也为世界第一，即每4500人中就有1名教授。[22]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据1993年统计，以色列劳动力中将近25%的人是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远高于美国的16%和日本的11%。以色列获得学位的人数已达全国总数的1%，而且每353人中就有1人获得博士学位。[23]事实证明，教育是维系犹太民族生存、复兴、发展的纽带和根基。

综上所述，战后中东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现代化、世俗化、民族化，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伊斯兰教作为中东大多数国家人们信仰的传统宗教对中东社会现代化进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本质上讲它也是世俗化、现代化的对象，所以它与现代化进程必定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形成现代化的障碍机制。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并未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立即失去存在的价值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的情况是当这种涉世性极强的宗教理性化、社会化之后，便成为一种具有世俗意义的文化形式，并进而对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发展产生影响。[24]正如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托马斯·F·奥戴所指出：“宗教与世俗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并非每一种宗教与世俗化的每一个方面都处于势不两立的对立状态之中。绝大多数世界宗教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理性化过程，并因此而对世俗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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