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的形象分析
你了解鲁迅先生的作品《在酒楼上》吗?这篇文章里描述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来一起赏析一下吧!现在请欣赏小编带来的《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的形象分析。
《在酒楼上》的写作背景
“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甚多，其中尤以描写他们因婚恋不能自主的痛苦者为众，也有不少是反映他们失学、失业以及在社会上处处碰壁和苦闷的;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却是着眼于他们和封建制度的关系来展示社会生活的,并包蕴着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深邃思考,在以初具民主主义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那些篇章中,这个特点尤为鲜明、突出。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等作品，我们都能强烈的感受到鲁迅是多么热情地肯定了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勇敢精神，而对于他们的妥协、消沉、落荒则深为惋惜、感叹，并作出了严肃的针砭。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但在屡遭挫折后却变得一蹶不振了。小说对吕纬甫的命运遭际，一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他以“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态度对待现实的消极情绪。鲁迅是将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作为彻底反封建的对立物来加以针砭的。在这种针砭中，正寄托着鲁迅对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1925年，也就是《在酒楼上》发表后的第二年，鲁迅在一封信中对友人说：虽然辛亥之后已多年，但民众还在关心着“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在这种情况下，要谈改革“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通讯》)。显然，他是把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重要力量。从《在酒楼上》的艺术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出发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热望。在鲁迅看来，吕纬甫在新旧之争中，不再坚持鲜明的反封建立场，人生态度变得颓唐，那实在太令人失望，也实在太不足为训了。
《在酒楼上》作者鲁迅简介
鲁迅[1](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豫亭，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笔名鲁迅(Lution)源于革命revolution。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被麻木的精神。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后与《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毛泽东主席评价鲁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评论家、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人。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的形象分析
研究者们在分析《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的形象时,对他身份的界定往往出乎意料的明确,大多认定他是一位前“五四时代反封建激进的战士”或民国初年的一位对辛亥革命失望的颓唐者。关于吕纬甫颓唐情绪的由来,有不能抵挡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封建势力“卷土重来”和“对辛亥革命失望”两种解释。
与此相应,在小说情节发生的历史背景问题上,便有了“五四高潮至落潮期”和“辛亥革命之后”的不同意见。两种结论虽相距甚远,却都不免有脱离作品实际之嫌———它们并不能
从对小说的文本解读中得出。实际上, 《在酒楼上》中情节发生的历史背景是模糊的,小说文本并未向我们透露任何导致吕纬甫消沉、 颓唐的具体历史事件的端倪。之所以得出迥然相异的两种结论,症结在于对外部社会印 证式解读模式进行的粗糙操作。把这些结论强加给小说中的人物,作下确定不二的“解”,不仅有胶柱鼓瑟之嫌,也大违作者本意。
而这种粗糙的社会印证,只能妨碍对吕纬甫形象的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
吕纬甫无疑曾扮演过中国近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又从感情炽热、斗志昂扬的改革中国的激进者变为“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沉静的颓唐者。他表面的“敷敷衍衍”、
“模模胡胡”下面,包容着一颗绝望而以虚无为实有的心灵。这种绝望、虚无的精神状态,被烙下深凹的鲁迅的人格印记,维系着鲁迅个体独特而充满悲剧性的精神体验。吕纬甫
形象实际涵盖了此时期鲁迅思想态度的一个侧面。众所周知,“新生”杂志的流产曾给青年鲁迅以巨大的打击,使其感觉“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而无可措手;在寂寞、悲哀中他又自省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②他摆脱不了铁屋中人的身份,而只能在清醒中与别人一起等待死灭命运的到来。此种给
定性使鲁迅顿感自己的启蒙意志和行为的无意义,在幽暗的现实生存的映衬下,他的理想和报负显出了虚无。这样,在对自身存在和 行动的无意义进行的观照当中,“虚无”在鲁
迅的个体经验中显得异常真实而可把握,它是对现实和自身感到绝望的必然产物。“新生”事件后的所见所闻如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复辟事件等更只能加重鲁迅这种“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③的感觉。虽然“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 ④但直到二十年代中期绝望、虚无始终是他生存实感中的重要一面。它构成了吕纬甫形象的精神底蕴。
“我”所遇见的吕纬甫,已不复“敏捷精悍”,不再有昂扬奋发的勇猛意气,其精神世界是取消了是非爱憎的意义和界限的虚无的荒原。“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他的话正是对存在和行动意义的“无”之认识的表达。吕纬甫详细叙述的迁葬和送绒花两件“无聊的事”,富有象征意味地揭示了其以“无”为“有”的精神内核。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孝敬、顺从父母是无条件的、不可选择的道德义务。蜷伏在母亲的爱和意志之下仍是吕纬甫不可改变的道德生存方式,但他的孝敬、顺从已经转化为“骗骗”母亲的意向。他遵母命迁葬、送花的行为实质便是以“无”为“有”。去迁连模样都记不清楚的小兄
弟的坟时,他决然发出“掘开来”的命令,结果是:
……然而出乎意外! 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踪影全无!”这既是小兄弟尸体的“无”,同时也象征着吕纬甫的行为意义的“无”、虚空,充满荒谬、讽刺的意味。虽则如此,他仍以虚无为实有,郑重完成迁葬的一切程序,以便“足够”去“骗骗”母亲。他又依母命买了剪绒花要送给阿顺,辗转来到故乡,而阿顺早已死去,送花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亦即是无”。
他还是将剪绒花托人塞给了阿顺的妹妹,虽然并不愿将花送她。“对母亲只要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就是”,吕纬甫又将虚空装饰成实有。同小兄弟尸体的“踪影全无”一样, 阿顺的死也具有象征意义,指向和对应着对存在和行动意义的否定———虚无。鲁迅是有意以迁葬和送花两个事例来象征吕纬甫以虚无为实有的精神状态的。为小兄弟迁葬是鲁迅1919 年实有经历;送花一节的后半也有生活中“事实的根据”, ⑤而小说中它们又包含了虚构的成份,同生活原型有了距离。鲁迅 四弟椿寿夭于6 岁,鲁迅把这个细节在小说中处理成3 岁,用意正如周作人所言“是为的说坟里什么也没有了的便利”; ⑥是为以小兄弟尸体的“踪影全无”作为吕纬甫虚无、绝望的内心真实的象征标识设定依据。鲁迅又通过两朵剪绒花把吕纬甫和生活中一点“事实的根据”嫁结起来,属于“事实”的邻家少女的
死在小说中同样象征了存在和行动意义的 “无”。
小说中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他离开故乡,到济南、太原,又辗转到故乡,这段历程被比作蜂子蝇子之类绕了个“小圈子”。“小圈子”还有另一重意义,它是吕纬甫怀着希望追寻人生理想和存在意义而 又在绝望、虚无中回绕的心灵历程的象征。
“小圈子”是一个从寻“梦”到心死的过程。关于作为“改革中国”的寻梦者、激进者的吕纬甫,研究者们往往引称他的“敏捷精悍”、“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
《在酒楼上》中的吕维甫在学生时代曾经是一名革命的闯将，他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神像的胡子”，并且，“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他曾勇敢地站出来向封建神权挑战，是一个“敏捷精悍”、英姿勃勃的青年。
然而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化，历史的逆转，使他失去了方向，逐步磨光了棱角，蜕变为封建教育的传声筒。他千里迢迢从山西太原回到江南S城，不过是为了给早就死掉烂掉并且踪迹全无的小弟“迁葬”，以骗骗母亲，安慰自己。他自己在办完这些无聊的事情之后，仍然要去教什么“子曰诗云”，用《孟子》、《女儿经》中的封建思想去毒害青年。他就这样敷衍者过日子，混着日子，“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