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华武士会
民国初期,以 团结武林同道,提高中华武术,振奋民族精神 为宗旨的中华武士会在天津成立并组织开展活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梁启超与中华武士会。欢迎阅读!
梁启超与中华武士会
清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梁启超著书《中国之武士道》;
民国元年，即1912年，天津创立了“中华武士会”。
武士是个错误的词汇，士——出将入相，去战场是武将，回朝廷是文官，看京剧舞台戏子上场口贴‘出将’，下场口贴‘入相’，就是此典故。士本就文武双全，武士——武的文武全才，文理不通啊!
武士处理政务，等于中国的文官，但日本历史上少有中央政府，多是地方军政，名义上不是国家官员，是家臣。宋朝以后，中国文人不习武，武士在文官技能之外，保持了习武之风。
他们是官，不是绅。
日本武士其实是家臣，经济和精神皆不独立。士是能文能武的人才，为国事帮忙，与王之间行的是友道，不是王的私人幕僚。在士前面加一个武字，恰恰表明不是士，武士是士的贬值。
在天津的武人把水会、秧歌会同样性质的民众组织“武会”改为“武士会”，与日本武士的用意不同，是表明底层武人嫁接了士的道德。
日本武士原本身份低微，武士道闻名于世，其实不久，是为了1904年打日俄战争，急需建立民族自信，才立武士为偶像。经过顶级政客策划、一流文学家响应，涌现大批美化武士的小说和新编史料。
日本武士道感动人，是对君主、雇主的绝对效忠，但主从关系到底不自由，中国的武士道特立独行，如下表现：
武士不进取，进取说明自身匮乏，武士之道是等待之道。等人求教，等人求助。
武士易于亲近，不易合作。武士做事不求回报，不给人以酬谢压力，不是易于亲近么?武士明辨是非，不助纣为虐，不是不易合作么?
武士特立独行，对过去之事不后悔，对未来之事不疑虑，过失的话不说两次，流言蜚语伤不了他。武士保持威严，因为不勾心斗角。武士待人和善，因为不受胁迫。武士生死从容，因为不受侮辱。
武士不自保不逃亡，武士不是游侠，是在城中定居的人。百姓以武士为楷模，遇到暴政陷害和暴徒追杀，武士也不改变住所，因为武士的房子，就是城中的道德象征。
武士的死尸也是武士的房子，被陷害的武士是时代的必须，民众往往只从受难者身上，才能看明白道义所在。
武士之道，是安居之道。默默居住，不需要面对恶劣之人显示自己高尚，不需要与人争斗显示自己高明。武士不垂头丧气、不趾高气扬，对待相同意见的人不赞扬，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诋毁。
贫穷和怀才不遇，是武士的修行，检验自己是否失志;财富和施展才华，是武士的修行，检验自己是否失德。
武士之道，是远离之道。武士远离官场，因为做官便可以谋私，武士远离污染。听到朋友的流言蜚语，绝不会相信，与朋友志趣不合，只会选择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