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报》中所见公共舆论形态论文

2016-12-01

《新世界报》中所见公共舆论形态全文如下：

一、游乐场小报娱乐话语中的“另类”

近代游乐场小报是产生于近代上海的由各个综合性游乐场创办的服务于游乐场宣传目的的一种传播媒介。它是近代上海商业化和娱乐化的产物，从诞生起，身上就带有厚重的功利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扩大游乐场的知名度进而吸引游客消费是它的主要使命。从这一角度来看，休闲娱乐性和功利性是该类小报的主流话语体系。

游乐场小报的风格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它一方面服务于游乐场的经营运转，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报人的自觉选择和社会大环境的变迁。从近代文艺小报脱胎而来的游乐场小报，除去休闲娱乐话语外，其实还蕴含着一种“另类”话语体系。报纸作为一种公共传播媒介，公共性和评论性是它的灵魂所在。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报纸必将成为一种立言的工具。这就像《游戏报》中“游戏”二字，只是以“游戏”之名行“劝诫”之实罢了。即“或托诸寓言，或涉诸讽咏，无非欲唤醒痴愚，破除烦恼”,“意取其浅言，取其埋，使农工商贾妇人竖子，皆得而观之。”[1]

近代游乐场小报在二十世纪初就建构了这样一种话语体系，只不过“嬉笑怒骂”在某种时期变成了“直抒胸臆”.这我们可以从近代上海第一份游乐场小报--《新世界报》一探究竟。

二、《新世界报》简介

《新世界报》于 1916 年 12 月 14 日由“新世界”游乐场推出，1927 年 3 月由于北伐战争停刊，存在大约十年。该报初创时期名为《新世界》，随后又使用过《新世界日报》《新世界报》《药风日刊》等名字。鉴于该报屡次变换名称，除去《药风日刊》时期特别标注外，为免表达不便，笔者文中一律使用《新世界报》这一学术界惯例叫法。孙玉声(海上漱石生)是该报第一任主编。次年由于《大世界报》的创办，孙玉声被黄楚九挖走。郑正秋接替孙玉声担任编辑部主任一职。责任编辑包括戚饭牛、奚燕子、闻野鹤、周瘦鹃、尤半狂等。从版面设计上，《新世界报》早期四开四版，《新世界日报》时期一度改成五版，后来又改回四版样式。“该报由游乐场出资，发行却不受游乐场所限，而是面向全社会，而且发行量绝不亚于一般日报、晚报、早报。”[2]

“每日可售 3000 份左右，售价 10 文。”[3]该报开设了一些“世界”主题栏目，如“滑稽世界”“言论世界”“戏剧世界”“邮电世界”等。由于社会反响好，引得后来各游乐场小报竞相效仿。

三、《新世界报》中所见公共舆论形态

《新世界报》存在的十年是中国社会剧烈转型时期。五四爱国运动的风潮深深影响这批报人。晚清讽喻式的边缘化小报话语似乎已经不适应民国这个疾风骤雨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游乐场小报也发出自己的呼喊，不自觉的扮演了社会的“仲裁者”角色。加上五四以前的娱乐化的讽刺软文，游乐场小报也建构了面向社会中下层市民的“另类”话语体系。换句话说，这种另类的话语体系是报人自觉和社会环境变化影响下而表现出的近代游乐场小报的公共舆论空间。

之所以使用公共舆论一词，我认为唐小兵的解释很贴切。“公共舆论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公共舆论是通过公共传媒形成的，这是公共舆论形成的建制性社会条件，而且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一种独特条件：二是按照议程设置来讲，公共舆论所讨论的议题，基本上是关于中国社会的具有公共性的政治社会思想等问题，总之以公共利益为考量;三是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语境使得启蒙成了一个潜在目的，所以近代报刊的公共议程是以大众为为预设读者，这也是公共舆论公共性的一层体现。”[4]

《新世界报》作为向近代上海市民公开发售的一份小报，它的内容设计完全体现了上述几点。《新世界报》的公共舆论形态，笔者认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救亡图存的呐喊。第二，政治理念的论说。第三，社会负面的揭露。

(一)救亡图存的呐喊

鸦片战争的战败，使得中国天朝上国的美梦彻底破灭。随着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兴起，“救亡”成为了社会的主题。晚清王朝开启改革，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残存的那份孤傲和清高也消磨殆尽，开始疾呼。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外交的失败，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响。游乐场小报作为以中下层市民为受众的一种传播媒介，也奋力发出自己的一丝呼喊。以《新世界报》为例，该报刊登了“敬告罢课期内之学生”“章宗祥该打”“顾曹婚姻--亲日派之美人计”“今日何日--知耻近乎勇”等等。也许其中某些理解有偏激之处，但的确表现了在国家面临困境时小报报人的社会责任感。

救亡并不是简单的口号宣讲，报人们也提出了自己在教育、戏剧等方面的建议。以戏剧为例，近代报人认为戏剧与社会民众的启蒙，社会文明的维系有莫大关系。“戏剧之作用，与夫社会之文明，始有息息相通之妙，慨自古人创重此道以来，所以辅持世道，维紧人心，实与三百篇国风雅颂动人智识，发人猛醒者同一用意。”“是以开明之士，咸目此业中人。或曰良工，或曰教师。”[5]

然而目前戏剧界新剧家素质参差不齐，“一般拆白、流民、下等社会都上台串演。于是作奸犯科的事，屡见不鲜。”[6]

演出节目杂陈。鉴于此，报人认为新剧家要注重道德。除此之外，还应在新剧演出形式、演出环境、服务态度等多方面进行改进，以改善新剧界目前面临的窘境。戏剧改良对国家救亡所起作用我们姑且不论，但推动戏剧本身的改良，一定程度上开启民智还是不容否认的。也算是小报界对于“救亡”所做的自觉回应吧。

(二)政治理念的论说

国人自办报纸始于洋务运动时期，从 1873 年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算起，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康梁创办的报纸，报纸的主题始终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政治理念的论说也一直是大报专属。小报出现以后，娱乐消闲是时人对于小报的第一印象。但风云变幻的五四前后，小报报人作为国家的一份子，也在小报上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如在一篇有关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述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家主义，何论如何，在现在断请不能就把它来消除，一定要待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完全达到了目的，这样‘军阀'’财阀‘没有了立足的地步，国家主义方可以实行废除。那时犹如我们的新住宅已造好，旧住宅当然没有什么用处，自然可以把他拆毁了。”

在上述文字中，作者鲜明的表达了不赞成在现行时期推行社会主义。虽然态度是否定的，但至少说明十月革命后传到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些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盲区。作为一份以中下层市民为发行对象的小报，它必然带动各种政治理念的传播，引起市民对国家未来的憧憬。

(三)社会负面的揭露

报纸的核心属性是它的评论性和公共性。这与近代市民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小报在为近代市民提供娱乐性食粮的同时，也自觉担当了社会的“仲裁者”,对整个社会的不良风气和当权黑幕进行批判和曝光。二十世纪初的上海奢耗风气盛行，据记载，近代上海“无男无女，无老无少，富有者舍而勿论，即常人之产，只图温饱者，然非锦绸而不衣，非珍肴而不餐。”

还有一个即上海婚嫁丧事，据记述，“婚嫁丧事人家，雇用的洋人弹咧，军乐队咧，小叫花子，于路上既不甚雅观，又闹得乱七八糟，一般人偏喜欢雇用他，只为绷场面，装阔绰。”

这鲜明地体现了近代上海某些市民扭曲的享乐观和虚荣心。坑蒙拐骗，在近代上海也是屡见不鲜，这是外地来沪人的噩梦。“试观马路上的(箱包)、(松香镯)、(假象牙块)等种种，多是骗人钱财的勾当。还有什么(花会例)、(淌白)例，比较上尤其利害。而且多视外路人，为唯一目的物。被害之人，甚至身败名裂，无颜见人。而萌短见的，这等鬼域伎俩。真真可怕。”[10]

“老克拉”心态也弥漫于民初沪地。据《新世界报》记述，“有些人最喜欢在大庭广众的地方，卖弄他是老上海。一般油腔滑调，真叫人见了肉麻。说起话来，很像流氓口吻。度他心理，不是这样，不足表示老上海资格。有人言以滑头，非但不恚。还当他识货朋友。”[11]

无论是奢耗，坑蒙拐骗抑或是“老克拉”心态，都是近代上海商业气息影响下市民呈现出的一种心理扭曲状态和不良习气。由于近代小报特有的社会监督和社会评论功能，记录这些社会的负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结束语

作为一份以中下层市民为受众的近代小报，近代游乐场小报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的市民属性。它在为近代上海注入休闲元素的同时，由于受到报刊自身定位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也表现了属于近代传媒空间的评论性，构建了一条迥异于娱乐化的“另类”话语体系，从而呈现出一种娱乐性和社会属性的二重变奏。晚清文艺小报脱胎而来的边缘化批判模式也在特定时期走向了直抒胸臆的价值评判。近代传统的小报文人从科举取消后借助小报这个平台也越来越走到台前，发出自己的声音，肩负起中下层社会“启蒙”的责任。

作者简介：

[1]李伯元。论游戏报之本意[N].游戏报，1897-8-25.

[2]盘剑。消费的政治：旧报纸、电影院、动漫产业及其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8.

[3]施福康。上海社会大观[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00.

[4]唐小兵。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

[5]夏五。忠告新剧家[N].药风日刊，1920-2-1.

[6] 吴笑凡 . 忠告新剧公会 ( 续 ) [N]. 药风日刊，1920-1-27.

[7]引溪求己。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续)[N].药风日刊，1920-1-23.

[8]养吾。奢耗[N].新世界报，1919-3-20.

[9] 王拙根 . 旧社会的恶习惯(八 )[N]. 药风日刊，1920-2-4.

[10]楚权。上海琐评[N].药风日刊，1919-11-26.

[11]楚权。上海琐评[N].药风日刊，1919-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