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观念”决定中国经济成长方向

看政府的眼色、赚政府的钱，这种投资与经营之道并没有受到广泛怀疑，由此加剧了中国经济在市场化道路上前行的合法性争议

私人从政府中分离的进程如果没有被完全打断的话，也至少是显著停顿了。这让人沮丧——那个巨大的政府体制也伴随着整个经济体的扩大而扩大了起来。眼下，如果以混合所有制名义真的可以让进程恢复，经济重回健康成长轨道的希望才会大增

政府是否真的有意炒高中国的股市?不知道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一直在本专栏里提示我的读者，当前政府希望股市“好到足够可以让国有股权大规模地被私人部门买走”的局面。

这段时间以来类似看法一直很有市场，同时对这一看法的反对也透过一些“有识之士”传递到投资者耳中。他们甚至指责这样的看法无异于“阴谋论”，也就是说，政府并不会有做高股市、从而达到减持套现国有资产的目的。

由于可能被戴上“阴谋论”的帽子，对政府行为的猜测和判断确实需要格外小心。在资本市场里，人们早就习惯了对政府行为的依赖。比如当市场极度低迷时，我们期盼政府施以援手，或者停发股票、或者提振经济;我们也有着深深的记忆，当股市过热时，政府通过提高印花税、大规模管制流入股市资金等方式打压市场。

实际上，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在中国做投资与做任何生意一样，人们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你的对手就是那个叫做政府的东西。生意做得好的人，一定是把政府的钱赚到了自己的口袋;而生意做不好，十之八九是因为你没有搞懂政府。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政府太大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国有企业、社会团体以及它们每一类组织上下十余级的组成，构成了政府贯穿社会的无所不在的存在。雇员的数量、拥有的资产、收入的占比、支出的规模，都大到了无法用事实和数据来陈述和说明的地步。

其次，这个政府太强悍了。在与它打交道时，你一定要十分清楚，你不能谈判，只能妥协;你只能服从，不能拒绝;你不能主要照顾自己的利益，而是必须先要照顾它的利益。

再次，这个政府并不全由社会精英贤达组成，而是某种程度上被庸俗的市民占据，从而总是表现得既精明又短视。

在与这样的政府打交道时，很多成功者认识到庞大的政府会带来巨大收入;强悍的政府方便结交;庸俗市民充斥的政府易滋生腐败。那些成功者几乎算得上中国商业社会的主流，他们未能让整个社会的商业道德变得高尚，却留下了遍地原罪。

看政府的眼色、赚政府的钱，这种投资与经营之道能否继续行得通并没有受到广泛怀疑，这反而加剧了中国经济在市场化道路上前行的合法性争议。在此，我不会以“存在即合理”给予认同。我想对读者们说，邓小平对中国所做的唯一的一次改革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启动了中国社会个人与集体、私人与政府的分离进程。这个进程被过于小心地限定在经济范畴，走到今天确实落入了巨大的道德陷阱之中。

这就是那些对中国社会抱有强烈批判精神的人会把更多希望寄托于体制变革的原因，在他们看来，经济的成长、财富的创造没有带来社会的公平正义，更谈不上道德层面的提升。

与上述批判不同，我更关心那个分离的进程是否还在顽强地继续，因为我们毕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国进民退”的阶段。在我看来，激烈变革体制的要求确实欠缺社会基础，因为我们试图改变的体制是这个社会大多数人身处其中的体制。你很难设想，这样的体制变革会像你搬个家那样简单——你只需要扔掉破旧的东西，住到新家就好了。

私人从政府中分离的进程如果没有被完全打断的话，也至少是显著停顿了。这让人沮丧——那个巨大的政府体制也伴随着整个经济体的扩大而扩大了起来。眼下，如果以混合所有制名义真的可以让进程恢复，经济重回健康成长轨道的希望才会大增。

对私人部门在整个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比重扩大的问题将一直面临道德的审视。大多数投资者都不会真的在意，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在道德与获利之间只会选择后者。他们的选择不应该受到批判，甚至在中国这样的历史阶段意义更积极。只不过，我必须要提醒投资者，在对经济市场化、私人部门成长这样的决定性进程提出道德审查的人，确实严重地影响着进程本身。因此，你可以选择置身事外，但我更劝你不妨参与其中，说不准，你的参与才是这一进程能够得到的最实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