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49年知识分子的几种路向选择论文

2016-11-10

浅析1949年知识分子的几种路向选择全文如下：

1949 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年。众所周知的结果，共产党在 1949 年 10 月1 日建立了新中国，而国民党不得不黯然退守台湾，再现了历史上的“金陵王气黯然收”.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历史的洪流裹挟下，个人不得不做出抉择。在改朝换代的易辙之际，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为了找到最终的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有的北上，有的南下，有的西行入川，有的东渡台湾，有的避居香港，有的漂流他国。大变局下的个人选择多种多样，个中原因因人而异。家国情感，主义理念，个人恩怨，道统气节，气质个性无不影响着他们的抉择。

本文试图归纳当时知识分子的几种路向选择，并探究选择背后复杂的原因。1949 年知识分子的路向选择是关乎一生的重要抉择，毫无疑问，他们必定反复权衡、多方思量，今天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再现他们抉择思考的过程，只能借助于有限的资料去还原那段短暂复杂于他们却是刻骨铭心的历史，但对他们的选择并不做任何评价。本文将 1949年知识分子的路向抉择分为五种情况，分别是留在大陆，迎接新政权;追随国民党，东渡台湾;避居香港;漂流海外;留在大陆，超然于政治，栖身于山野。1949 年前后知识分子在去留间的抉择颇为复杂，其间参杂的因素多种多样，本文不能全部涵盖，只是从总体上加以区分。

一、留在大陆，或迎接或观望新政权

在去留之间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原因众多，但确有共同的原因，对故土的留恋，不愿意去父母之邦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对国民党能够长期据守台湾不报希望。

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对国家民族抱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舍弃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的。“但个人在时代的转折中怎样自处，仍然需要选择。特别是政权的交替，意味着胜利者将统治整个中国，如不愿接受这种统治，或对其存有疑虑，就必须选择流亡他乡异国。这对于与这片土地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国人，尤其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太难以接受的选择。”[1]

即便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怀有担忧恐惧，对他们的未来忧心忡忡，他们还是甘冒风险留下来。1948 年 12 月 20日，沈从文在写给朋友炳堃的信中又说：“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去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这是必然的。”[2]

沈从文的担忧直接来自于共产党文艺领导者郭沫若和邵荃麟对自己作品的批判。沈从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一度神经失常，但还是留了下来，不过从此放弃了文学创作而转向中国服饰史的研究。即便是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行政院长、中共宣布的战犯之一的翁文灏，1949 年出国到法国，1951 年几经辗转还是选择回到大陆，原因很简单，故土难离，不去父母之邦。

对于 1947 年转移到香港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 年是期待的一年。1948 年岁尾，他们乔装打扮，乘舟北上，赶往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样，1948 年的年尾，中国的土地上，戏剧性地出现了南下与北上两股知识分子的人流，前者人员稀落，仓皇而绝望;后者浩荡而有序，充满了希望。”[3]

他们归途中或歌或唱，或饮酒或赋诗，那种兴奋、激动和对新政权的期待从徐铸成的回忆录和宋云彬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对于 1948 年底还在大陆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新时代的到来有自己的看法。知识分子大多对政治有一种超然的态度，他们也都明白改朝换代实属自然的道理。冯友兰当时的考虑代表了相当多人的心声。“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他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

不可忽视的是国民党统治的失败以及对民间言论的高压政策。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国民党统治后期，国民党更是加强对舆论的控制，为此，1948 年查封了多家报社杂志社，如《国讯》《时与文》《观察》等。为《观察》撰文的多是国内知名的自由主义教授，国民党勒令《观察》停刊极大地伤害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促使知识分子左转。国民党失败的统治的反向作用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的徘徊间最终选择了共产党，正如谢泳教授在评价储安平1949 年之际的选择所言：“1949 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带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4]

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心态比较复杂，与共产党有着历史渊源的知识分子抱着迎接新政权的心态，与共产党有罅隙或者与国民党走得很近的知识分子则满心的担忧，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持观望的态度，静观其变。

二、超然于政治，遁隐于学术

这是留在大陆知识分子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他们超然于政治，既“不去父母之邦”,又远离政治中心，不管“城头变幻大王旗”,他们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醉心于自己喜欢的学术事业。吴宓的西行入川和陈寅恪的南下广州便是此中的代表。

吴宓的选择动机很单纯，就是为了“保存、发扬中国文化”,述往圣之绝学。武汉解放前夕，吴宓辞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西行入川，到私立学院讲学，研习佛学。这与吴宓的文化理想有关。

吴宓抱着保存、发扬中国文化之目的，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佛教为辅。故欲明晓中国的精神、道德、理想，必须兼通儒佛。据吴宓 1952 年 7 月8 日忠诚老实运动中所写交代材料所言，“但在当时，只觉得我为理想牺牲实际利益是对的”.可见，吴宓西行入川就是为了便于实践其“保存发扬中国的儒佛文化”的文化理想，这成了他唯一的考虑，为此他可以决绝地拒绝来自各方面的邀请。

在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中，陈寅恪和胡适一起南下，1948 年 12 月 15 日，两人同机抵达南京。

只是陈一到南京，第二天上午便携家眷由南京悄然赴上海，一个月后又转赴岭南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广州。陈寅恪之所以选择学术氛围相对自由的岭南大学是与其一贯抱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分不开的。这一点从 1953 年陈让弟子汪篯给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可以管窥。“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真要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从答复中可知，陈并不关注政治，抱着与政治绝缘的态度。无论在何政权下，陈要做的是独立的学术研究，要争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加上并不反对共产党政权，这也就是陈留在大陆却始终待在广州，与政治中心保持距离的原因。

三、东渡台湾，追随国民党

东渡台湾的知识分子多是当时或以后赫赫有名的文人，如胡适，傅斯年，毛子水，牟宗三，徐复观等。“去父母之邦”,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面临着吉凶福祸不确定的未来，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旁人难以体会。总结他们赴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信仰上的差异。胡适、傅斯年等人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共产主义泾渭分明，这导致他们内心并不认同共产党政权。在应雷震所托所写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中，胡适更是毫不掩饰地攻击“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并幻想“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5]其反共产主义的立场昭然若揭。

文化立场的差异。赴台知识分子相当多是国学大师，对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多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恪守儒家文化。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域外西方的文化，从文化立场出发，内心并不赞同甚至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如牟宗三，作为一名比较边缘化的学者，一直以来是跟政治绝缘的，不可能像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胡适、傅斯年一样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只会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考虑，凡是尊孔尊儒的都可以合作相与为善，凡是批孔贬儒的他必拼力而反击。相比于共产党政权高喊的反封建的口号，蒋介石一向标榜的忠孝仁义，对于那些持民族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更有吸引力。

与国民党政权渊源颇深，恐不见容于新政权。

胡适、傅斯年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自不待说，也正是因为此，淮海战役后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上胡适的大名赫然列在“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之首，在1949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一文中，对胡适、傅斯年、钱穆进行了点名抨击和唾骂。再如徐复观，作为国军少将、蒋介石曾经的随从秘书，虽然无缘“战犯”榜单，自忖留在大陆凶多吉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老师熊十力的留在大陆的劝告，随国民党撤退大军仓皇赴台，从此师生二人天各一方，终成永别。

从一而终的愚忠。蒋介石对傅斯年、徐复观等人多有知遇之恩，对胡适更是礼遇有加。士为知己者死，再加上忠臣不事二主的愚忠思想，尽管对国民党政权颇多失望，但还是不忍背弃。

四、偏安香港

对于既不赞成共产主义，又对国民党政权失望的知识分子，香港倒是可以考虑的选择。香港虽是殖民地，但还是属于中国的土地，文化上和大陆保持割舍不断的联系，无论是空间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离大陆本土较近。香港相对自由的文化空气，相对繁荣的文化氛围，一直就对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大陆战乱时期，香港就一直为许多处于各种为难境地的人们提供了一座安全的避风港。避居香港的着名知识分子有钱穆、唐君毅、崔书琴、张丕介等人。本文以钱穆为例，来探讨促使知识分子做出选择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学术门派导致的个人恩怨。

同是治史，钱穆和胡适、傅斯年在治学方法上截然不同。长期在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手下任职的李方桂谈及此事时说，钱穆搞的历史研究与我们不同，我们或多或少是根据史实搞历史研究，他搞的是哲学，是从哲学观点来谈论历史，因而跟我们搞的大不相同。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考据派”对钱穆的态度由对钱穆的《国史大纲》的评价可见一斑。“越有年，《史纲》出版，晓峰一日又告余，彼在重庆晤傅孟真，询以对此书之意见。孟真言：向不读钱某人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6]

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对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考据派”也颇有微词，毫不相让。在 1948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中，胡适、傅斯年推荐了政见不同的郭沫若，却无一人提名钱穆。由积怨颇深的傅斯年等主持的“抢救学人计划”,钱穆自然不在抢救之列。即便是自行去了台湾，在由新考据派占据的台湾史学界，钱穆还是没有发展的空间，只会继续遭受到因门户之见造成的谩骂、排挤和打压。这就是钱穆没去台湾而去香港的原因。

五、漂流海外，固守信仰--以梅贻琦为例

梅贻琦于 1948 年冬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毅然乘机南下，先抵南京，然后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到 1955 年才回到台湾，继而创办清华大学。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是基于自身所持教育理念的执着和坚守。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为了保护学校而保护过共产党员的学生，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

梅贻琦主张学术自由，独立思考，他认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万难实现。梅贻琦的学生辈人物，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梅贻琦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是梅贻琦对自己的理念和为人原则的执着和坚守。

参考文献：

[1]钱理群。天地玄黄[M].北京：中华书局，2008:225.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8 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523.

[3]钱理群。天地玄黄[M].北京：中华书局，2008:233.

[4]谢泳。储安平与《观察》[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47.

[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2083.

[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2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