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带灯读后感

《带灯》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随城市繁衍而生，是市民文学的产物，本就满是琐事，言近而旨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贾平凹带灯读后感，希望大家 喜欢!

贾平凹带灯读后感篇一

读着贾平凹先生今年新出的小说《带灯》，我走进了那个秦岭深处的风光秀丽而又贫困的村镇——樱镇。伴随着主人公带灯走进了那个镇政府大院，窥见了当前乡镇干部内心的隐秘，她的喜怒哀乐是那么的真实可感，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她内心的纠结与矛盾，还有她的隐痛。她的痛苦是深厉的：或许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这比喻多么的贴切与恰当啊!一心向上，把工作干好，可努力却未必有回报，天道也未必酬勤，换来的只有苦楚的泪水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悄然滑落。直至最后成了乡民械斗的替罪羊，她努力的抗争归于失败，那颗在浊世间索求光明的灵魂失落了，一个聪秀能干善良灵巧的青年干部被折磨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带灯，本名萤，得知萤火虫生于腐草时，则坚决改了名字。而事实上带灯不过是萤火虫的一个别称罢了。作为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她所面对的大多是乡村里的一些难缠的人和事。她同情农民，想着法子维护他们的利益，却又不得不执行领导的命令，极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领导的仕途升迁保驾护航。为了安抚上访者绞尽脑汁，一听说有上访者到县里了，就不顾一切去阻拦，想方设法化解矛盾，可矛盾又往往不易化解，尽管矛盾的成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处处为百姓着想，百姓却未必领情，甚至恩将仇报;处处为领导排忧解难，却无法让领导高兴。工作的苦烦，生活的无奈，情感的挫败，将她狠力地折磨。与元天亮的通信，成了她抚慰心伤的一缕春风。尽管几乎得不到回信，可她还是一直写，用这种方式使自己暂时摆脱现实中的杂乱沉闷，寻到了避风的港湾。她对元天亮的单相思，如清水般纯洁，完全是精神上的爱恋，不沾染一丝儿的尘灰。

小说中反映出的社会问题颇值得我们深思。马副镇长为了补身子吃胎儿肉，见难以升迁，就破罐子破摔。见好处就上，有事就躲。书记、镇长不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摆大领导的谱。书记为了仕途，竟然找理由瞒报洪水淹死的人数，而且说得冠冕堂皇，脸不红心不跳，对于不同意见的人大力弹压，出事了就把责任推给替罪羊。有的乡镇干部为了打压上访人员竟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领导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夸奖。把上访人员当病人送医院，领导来视察，怕人拦道告状，就把那些可能捣乱的人安个罪名抓进派出所。官商结合办工厂，不顾长远利益，纵容地痞流氓为非作歹。为了政绩树立假模范。在矿区打工的农民遇难后，赔偿金难以落实，乡镇干部对此无作为。村干部作威作福，称群众为刁民，修路时为了敛财不顾质量，结果修好的路一场大雨就冲得稀巴烂……如果说作者2002年出的小说《病相报告》，是解放前到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病相的报告的话，那么，本书又何尝不是当前社会的病相报告呢?

带灯，就是一只萤火虫，牺牲了自己暖亮着乡村，默默无闻的贡献着，期待着，抗争着，也痛苦着。她是当前有良知、有责任感却又面对着重重压力终难有所作为的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作者写作上的一大突破与自我超越，也为繁荣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贾平凹带灯读后感篇二

《带灯》出来，评者如潮，争论也如潮。我把作品找来看，形成了一些看法。奇怪的是，我已不像往常抓紧写文章，加入到评论者的行列中去，以至拖到现在。这是不是一种迟暮之态。不过，静下来想想，《带灯》还是很值得一谈的。我想谈的主要是《带灯》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创新点、不足，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关于当今文学深化的问题。

《带灯》仍然是直面当今农村现实，探索中国乡土灵魂及其痛苦蜕变的作品。贾平凹的一系列乡土作品——《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直到《带灯》，包容了处于现代转型背景下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冲突的方方面面，它有一股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气息。就其关注中国乡土日常生活的深度而言，我个人认为，目前还找不到第二个人。它深入到了农民心灵的深处，其信息量之丰富，人性之诡异莫测，映现的基层社会政治生活之盘根错节，以及家庭伦理和乡土伦理之变迁百态，均堪称丰博。严格地说，从《秦腔》开始，贾平凹自觉地放弃了宏大叙事的架构，潜心于“细节化”展示历史生活的方式，他的视角总是喜欢从一粒沙、一滴水、一个针孔眼儿来看这个大千世界;总是从民间最底层的芥豆之微写起，从最细微、最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发现对我们时代来说非常重要的信息。这近似于蝴蝶效应。他在陕南的某条山谷中的小镇上扇动翅膀，辐射波却涟漪般推向四面八方。这是贾平凹的特点。《带灯》同样没有离开这个特点。

在贾平凹笔下，一个小小樱镇，却有那么多的趣事，“镇政府如赶一辆马拉车，已破旧，车箱却大，什么都往里装，摇摇晃晃，却到底还是在走”。樱镇的风俗画徐徐展开，实在好玩，但也并非负曝闲谈，自有内涵，转化得自然。樱镇人生虱子，由虱子的黑与白又引出了皮虱子的降临。带灯这时走来，她想改造乡人生虱子的陋习，没有成功。樱镇历来废干部，乡干部多遭遇不测，但那是干部们自己屁股下有屎，人要有本事还得把人活成人物，如本地人元天亮就当上了省政府副秘书长，成了传奇。据说这与那一场为保卫风水、阻止高速公路穿过、阻止开挖隧道的大战有关;也据说因他鼻子下的两道法令特别长，是当大官的相，他又属龙，手里啥时都冒烟，那叫云从龙，他走路呈内八字，熊猫就走内八字，于是成了国宝云云。这等闲谈不也很有意思吗。

贾平凹的作品，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对人物的品质和人物的内涵有细致耐心的描写。它运用大量细节推动，靠细节说话，这就有了进入生活的内部之深。且看乡上经验视频会的布置，多么紧张、多么滑稽;且看马副镇长的浅薄，虚荣、刚愎自用、权欲异化;再看薛元两家的沙厂之争斗，两个乡村强人相争，镇长如骑木马，搞平衡，煞费苦心;唐先生给出了妙招，油滑而骑墙。这些都是新闻里读不到的学问。过去我们说，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中给了我们一个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这里不妨借用一下，贾平凹以他浩瀚的小说，也给了我们一个乡土中国的现实主义历史，在经济学、社会学、风俗史方面提供了很多翔实的细节。贾平凹的这幅画卷是动态的，中国的乡土与农民是处在不可挽回的式微中、解体中，就好像秦腔不管怎么唱都很难融入现代生活一样。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解体是必然的;从人文传承来看，又是令人感伤的。贾平凹的作品潜在着这种对立性的矛盾和纠结，因其潜在的悲剧性，所以天然地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有些文章认为《带灯》写得过于混沌，其实贾平凹的特点就是混沌，换个角度看，也是一种丰富。也有人说他写得很不尖锐，其实他的尖锐是隐蔽的，所谓“纯棉裹铁”，锥子藏在布里，并不大声疾呼，触及的问题却是深刻的。王后生牵头带领村人告状，其实这个状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影响到某些人的政绩，然而在某种暗示下，他遭到整个镇政府干事们的推搡、殴打，并发展到严刑拷打，场面惨烈。可是这个镇的书记又好像有一种颇为开明的姿态，说什么我不能保证民主，但我要维持稳定;还说我不能保证法治，我要做到清明。其逻辑是混乱的。这就是中国底层某一角的幽暗状。对告状的农民像踢一个小石子一样把他踢开了，能说不尖锐吗?

《带灯》较贾平凹以往的创作，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对“带灯”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作品主要描绘她的人格之美和内在的精神追求。作为个人，带灯肯定无法改变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她是一种很微弱的力量，但她可以自己发一点光。作品最后的萤火阵，如佛光缭绕，含有象征意义。每个个人的发光，就能汇为民族的希望。这是令人感动的。对于带灯的刻画从两方面着手，一面写带灯干练，能适应世俗，勇于承担责任，在一次特大事故中，她虽已浑身是血，仍在大声叫喊，不要让凶手跑了;另一方面，写她的内心清高脱俗，在一个无法改变现实的环境当中，她只能把自己的精神、理想寄托在给元天亮写信上。这个形象独特、凄凉、美丽、感伤。

有论者认为，比起一些人文宣言掷地有声的作家来，贾平凹就显得缺乏尖锐的思想锋芒、坚定的精神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判断。我不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我对某些坚守人文精神的作家抱以敬佩，但对文学来说，直接表达出来的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一些作家言论激烈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的形象世界也一样激烈。文学并不是把哲学思想转换一下形式装进意象和叙事之中就可以完事，而应是通过复杂的艺术形象自然而然地传达作家的思想感情。在我看来，贾平凹真是目前中国作家里少有的敢于正面迎视和试图解释这个巨大、奇特、复杂、纠缠、难以理出头绪的时代的作家。目前中国作家的最大问题是丢失了把握和解读这个时代的能力，无法定性，于是只能舍弃整体性，专注于局部趣味，或满足于类型化。贾平凹也不是先知先觉，但他的作品有潜在的时代性焦虑，他也茫然，却懂得老老实实从细部入手，从最底层写起，他面临着无法命名，或如许多人指出的缺乏思想光芒，缺乏穿透力，缺乏概括力，缺乏宏观把握力，停留在事相本身的问题，但他从未放弃从整体上认识并把握这个时代的强烈追求，这一点殊为难得。贾平凹是有超越性追求的人，与就事论事的平面化模拟写作还是不同的。他胸怀解读我们这个时代的追求，但他同时又没有充分能力解读我们这个时代，这也是一种悲剧性的冲突。

看《带灯》的过程，我经常想一个问题，就是：贾平凹写了这么多年，近1000万字，这种书写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他写作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它是时代所需的，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相反?在碎片化、微博化、浅阅读的包围下，人们还有没有耐心读他的乡村故事，若无，这究竟是他之过，还是时代的原因?我认为，贾平凹从早期的青春写作，到二月杏，到黑氏，到天狗，再到浮躁，到废都，到病相报告，到高老庄直至带灯，他一直在求索着世界背景下的民族化书写，或世界语境下的中国化、本土化写作，求索着中国经验的表达方式。在汉语写作的方式或艺术形式，主要是语言、话语、风格、韵味的探索上，他下过一番功夫。事实上，贾平凹借鉴西方的痕迹不太明显，主要是精神和哲学上的。大家都说《带灯》有很大的变化，其实有一种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他语言风格的变化。这里面出现了所谓汉魏风骨的表述，有的行文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面简劲的、明快的、言简意赅的很短的句子。

最近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评者认为，现在有了大量的迅捷而密集的新闻，像《带灯》这样的作品存在已经没有意义，意思是说，关于农村基层的问题，如上访、拆迁、计生、救灾等等，常常见诸于报端，大家都知道了，与带灯每天处理的综治办的事务非常相似。照这种说法，那么有140个字的微博也就够了。文章没有用了，文学作品也没有用了。这里涉及到当今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我现在看电视上满眼的后宫戏、潜伏戏、被武侠化了的抗日神剧就想，为何很少看到惊心动魄的、着力表现当代生活的作品呢?我也看过不少的官场小说，我不想贬低所有的官场小说。但我还是觉得相比之下，我读《带灯》完全是在另一个高层次上，我觉得我是在读情怀，读人性的复杂，读情感的微妙，读人生的韵味，读转型时期世态的多变，也是在读我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可以说是读美文，读汉语之美。这就进入了文学的审美圈，文学需要一个人学的内涵，决不是有了新闻，还要文学干什么。文学有文学的领域。很可惜的是，人们往往没有耐心进入文学的领域当中去涵咏、体会。

也有论者认为，当今乡村正在解体，在现代化转型中，作为乡土文学的土壤即将不存在了，因而乡土文学也面临终结的窘境。指出乡土文学的困境和呼唤新的开拓当然是对的，但这一判断是不符合生活实际，也不符合文学传统和现实实际的。我国的乡土仍是广大的，作为农业大国，也还是现实存在;退一万步言，即使中国像某些完全没有农业的工商国家一样，中国的乡土文学作为传统也仍然会潜隐而顽强地存在，寻根仍然是不竭的追求。它是基因一样的东西，是无法去除的，只要中华民族还在，乡土精神也就不会消亡。但它的主题会变化，场域会变化，人物的精神构成会变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会变化，这个变化必然是剧烈的、空前的、深刻的，含有某种悲剧性的，但作为精神家园的乡土人文传统不会断裂和消亡。贾平凹在今天之所以显得重要，之所以在表达中国经验方面为世人所关注，就因为他写的东西关乎民族精神的动向和前景。

《带灯》还是有不足的。我特别看不惯带灯总是给元天亮写信这个设置，我觉得元天亮太具体了，他是个大官——省委常委，让人觉得带灯这么高的精神境界非要附着在一个大官身上，会不会变成了一种世俗、虚荣甚至有几分幼稚的东西。依我的理想，带灯写信的对象完全可以是一个“戈多”，可以是一个无名的对象，那就是一个精神的宣泄口。她每天闷得够呛，她每天写日记，就是好散文，就是情感的寄托。为什么一定要是元天亮呢?第二点，贾平凹的《带灯》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带灯》的情节线索肯定很集中，语言明快、简洁，人物线索的处理单纯化了，也更加吸引人，但是整个的写法还是“一粒沙”的写法。贾平凹完全具备了不只是从“一粒沙”书写的能力，没必要一直不变地采用这种写法，也可以从上层，比如城乡结合来写，甚至把国际的因素拉进来写。这样会有更大的概括力，这只是我个人的幻想。第三，贾平凹近年来一直奉行的是中性的、不做价值评判的、客观写实的方式，就是让生活自己去呈现，生活本身的深刻性就是他的追求，不像有的作家，主观追求明显，世界完全是他主观架构的。巴尔扎克写东西就和卡夫卡完全不一样，卡夫卡的《城堡》不是写现实中的存在，而是我的主观对于现代人困境的形容，我总觉得贾平凹的写法里面要不要有一个主体，一个更强烈的主体呈现出来。《带灯》是优秀的作品，但还是有一点过多地依赖了生活，精神上的超越还不够。

贾平凹带灯读后感篇三

学期末，忙完监考、阅卷、录入成绩、提交文档诸般事宜，总算有了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完整时间。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既占用着他人的时间，也被别人占用着自己的时间，这种时间的共享也是社会性的一方面吧。

12月导师来津，闲聊中他说起贾平凹先生年底又有新作问世，名为《带灯》，也就留意起来。在网上看到这部长篇于1月15日发行，算着日子在网上购买，下午发出订单第二天一早就拿到手里开始阅读了!贾老师属龙，创作常求变幻，每部长篇的叙事与描述总求变化：《秦腔》如崖面石刻，文中人物各有其位，蔚为壮观;《高兴》则笔墨集中，关注百花园中一株孤芳自赏的草本植物的每日成长;到了《古炉》混沌之中又以狗尿苔，一个十三四岁、柔弱而满是幻想的孩子的视角来串起古炉村的点点滴滴;在新作《带灯》中，贾平凹先生观足球赛受到启发，在小说叙事中注重细节而有意识弱化情节，通过主人公带灯——一位乡镇综治办女干事所经历的七零八碎的农村琐事和农民与农民、与政府的纷争以及带灯对走出乡镇的名人元天亮的单相思来推动叙述，作者还特意为每篇故事加上了标题，降低了读者阅读长篇的枯燥感。

《带灯》承袭贾平凹先生一贯的平民立场，一如既往地扎根农村生活，以当下发生在陕南农村的点滴来映射中国当代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具有一定前瞻性与强烈人文关怀。正如贾平凹先生在后记中所言：当下文学危机归根到底是社会危机。而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繁荣之下，仍潜伏着危机：《带灯》描写的时下农村生活与基层管理就是很好的展现。小说的高潮当在后半部分所发生的薛、元两家因经济利益而发生的斗殴事件，场景与《古炉》中文革时期的武斗颇为相似，只是前者出于经济利益，后者因为政治立场。毛主席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社会历经巨大变革的年代，农村就是广袤无垠的荒原，处理不当，会引起燎原大火吧。从这一角度看，贾平凹老师仍赋予新作忧患意识，但不同于《古炉》中将说书人所宣讲的孔孟之道以安抚民心、唤醒民性的出路寻求，《带灯》并未刻意寻求农村危机的解决之道，只是客观叙述与呈现。同时，新作中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和思索也令人印象深刻：女主人公的名字叫莹，后改名为带灯，佛语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但个人力量与社会趋势和群体利益相比，不正是流萤之光与日月之明吗?这或许就是为何作者在新作封面上写道：“一只在暗夜里自我燃烧的小虫，一次螳臂当车的抗争，一颗在浊世索求光明的灵魂”来对小说加以概括吧!

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随城市繁衍而生，是市民文学的产物，本就满是琐事，言近而旨远。贾平凹先生的新作《带灯》就是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