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代中国音乐审美现状

当一首名为“最炫民族风”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关于它的争论就从未中断过。人们一边忍不住哼唱它的旋律，一边又暗自嘲笑着它的直白;一边充当着这种大众文化的传播者，一边又对这种文化不以为然。从街边的公放到电视网络媒体的各种版本演绎，从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到商业性的正式演出，这种审美文化被大众消费着。

一.酝酿时久的“建构主义”审美观

“建构主义”一词最初是由让·皮亚杰提出并运用到对儿童认知心理的解释。皮亚杰认为，“以两个过程协同工作，以达到认知的发展，这两个过程就是同化和顺应”【1】。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儿童作为认知主体，与外在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教师、社会环境等)形成一个互动的关系，“同化”是外在环境对认知主体的同化，“顺应”是认知主体对外在环境作用下促使的顺应。这样的观点在教育学上运用的较为广泛，可以指导教师们激发学生对外在环境的主动认识，而非强硬灌输，从而促进认知的发展。

在音乐领域，“构建主义”概念被较多地运用于音乐教学中。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今的中国音乐审美也处在这样一个“建构”的过程中，并且这个过程源远流长，酝酿时久。传统儒家文化的“乐统同”理念的深入人心，音乐的“同化作用”受到极度重视。自古以来，音乐就被当做有着教化功能的艺术门类，被有意识地赋予时代的烙印。

正是这种对于社会、历史的同化与顺应，音乐审美才会在不同的时代展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通俗歌曲、流行音乐的传入，加之人们的思想解放、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使人们在审美上更加需求视听的感官享受。电视媒体的传播广泛性、网络媒体的传播宽松性，使得大量来自民间的音乐创作者迅速主导了大众审美，这些作品歌词朴实、直白，是人民大众对于内心情感的发泄、生活真实情境的写照。运用朴实无华的作曲手法，广泛借鉴民俗乐曲，旋律具有较强的可听性，节奏规整、朗朗上口，很容易被没有专业音乐背景的普通大众所接受、喜爱。“流俗”音乐不仅迅速占据了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活动，并且影响到了当时的外部环境，在一些主流媒体的正式场合，也会为了“顺应”审美主体的审美需求做出相应的改变。

二.移花接木的“解构主义”审美观

萨尔兹曼在他的《20世纪音乐》中说道：“所有的屏障都坍塌了，分类被破坏了，任何状态都是可能的”。【2】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在20世纪西方作曲家们大胆的求新过程中，人们对音乐审美的宽容达到空前的高度，旧的审美观念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因而出现了“噪音音乐”“微分音音乐”“简约派音乐”“先锋派音乐”等形式，出现了约翰·凯奇这样的“偶然音乐”风格的先锋作曲家，出现了《4分33秒》这样极端的作品。这首作品不需要任何演奏，演出场所里发出的一切声响都是音乐的一部分。有人直言不讳地评论，这种“生活就是音乐、音乐就是生活”的思想“实际上也就导致了取消了音乐”【3】，当这首作品引入中国的音乐厅，加入身着汉服的古琴演奏家的用意便也不难理解了。指挥家刻意在从古风中追求先锋的创意，在“舶来品”上烙下中国的印记。可以说，音乐在充分地表达了作曲家、指挥家态度的同时，它本身的“意义”也被最大程度的消解了。

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出现的“解构主义”所追求的精神。“解构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设计风格的探索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但它的哲学渊源则可追溯到1967年。哲学家德里达基于对语言学中结构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解构”的是柏拉图等西方哲人影响下的西方惯有的“唯心主义”思想，“解构”的是西方音乐中的惯有形式与主题。他认为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

三.结语

“最炫民族风”与古琴版“四分33秒”看似是“雅”与“俗”的争论，实际上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着的文化造就的自身存在着矛盾的矛盾双方，矛盾的双方并不存在“对”与“错”的评判，“好”与“坏”的评判。他们都是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我们对于这两种审美现象的解释，必须站在社会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音乐审美的多样化，文化发展的开放性导致音乐审美的多元化，文化发展的历史基础又决定了音乐审美的大致方向。所以音乐审美矛盾性的存在，就是当前文化发展现状的合理表现。

不同的审美体验所蕴含的是人们不同的审美需求。无论是“建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的音乐审美观，一方面意图满足最广大审美主体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是追求最新鲜的审美体验，都体现了当下中国的音乐审美意向。在探索文化产业创新、文化事业发展上，都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