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茶道精神的关系
中国茶道思想融合了儒、佛诸家的精华而成，而儒家思想是主体。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儒家与茶道精神的关系，一起来看看。
儒家与茶道精神的关系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
从春秋时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到西汉儒家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再经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一群儒家理学大师的完善，不仅形成了相当严密的理论系统，而且成了宋代以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与文化，深刻地渗透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所以，无论你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在无形地按照儒家规范来指导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这一点，甚至于成为世界华人的一个共同特征了。
中国茶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儒家思想原则，不体现儒家文化，既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没有中国特色的。事实上，无论是在古人写的茶书中，还是在有据可考的古人茶事活动中，都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文化特征。
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特点的第一部茶论，也许要数北宋皇帝赵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了。开篇就明确提出：至若茶之为物，擅瓯越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至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这就一下子把茶事活动提升到高雅层次上去了，大有非高雅之士，不能欣赏茶的佳处之感。接下去，又得意洋洋地说，天下之士，励志清白，兢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销金，嗓英咀华，较筐筐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宋徽宗在这里虽然是通过茶事之雅兴，而来为自己的政绩歌功颂德。但也确是反映出了当时社会茶事之盛。正因茶事成为时尚，于是从制茶到冲泡品饮，甚至连茶具茶器都变得相当考究起来;这就把原来普通的茶事活动上升成了一种精神享受。
这一点，也是孔子所一贯提倡和向往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子那时茶事虽未兴，饮食已相当考究。，一精一细，就把饮食的档次提升了，不仅仅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从中寻找精神享受。在论述他的志向时，更是明确说“童子三、二人，栉乎风。沐乎浴”。而且认为这就是他理想的大同世界。追求这种摆脱了物质所累的悠闲生活境界，就是孔子的“道”。从这一点上来说，宋徽宗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
二、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的，积极有为的思想
这与道家的出世成仙，和佛教的弃世虚无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公认的最早茶诗，唐代卢仝《七碗茶诗》中，便非常明确地表现了卢仝心念苍生的儒家入世救世思想。“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纵观全诗，卢仝表面上是喝茶，而实质上是借茶来抒发自已的儒家精神抱负。事实上，卢仝本身也是由弃佛入儒的。
宋代茶风大盛，反映茶事活动的专著与文学作品也达到一个空前高度。除了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外。影响深远的茶书还有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试茶录》熊藩的《宣和北苑茶录》等等，这此茶书的作者，无一不是精通儒学的学者。而在文学作品方面，当时的一流文学大师，苏东坡，欧阳修，柳宗元，黄庭坚，范仲淹，陆游等，几乎都有茶文茶诗传世。许多诗文都借茶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精神。如蔡襄的“愿乐池中波，化作人间雨”;陆游的“雪飞一片茶不忧”;等等。而苏东坡的讽喻散文《叶嘉传》，以人喻茶，以茶喻人，其所赞赏的那种刚劲清白，为天下苍生，宁可被侮被斥之险，“辄苦”皇上的精神，则特别令人寻味。
儒家入世精神的的另一方面，就是茶的世俗化。作为中国茶道基本载体的茶，本身就是非常世俗的。神农氏发现茶，原意是为了解毒救人。而后则成了与油盐柴米酱醋并列的开门七件事，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一种相当重要的角色。待人接物，解困去乏，消食减肥，保健休闲;等等。
中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反映市井生活名著《金瓶梅》，其中就有许多作为日常生活的茶事描写。西门庆勾引潘金莲，就是借喝茶为名，通过开小茶馆的王婆达到目的。而在《红楼梦》中，也有多处茶事活动的描写。妙玉的“三杯为品”论，甚至对今天的品茶活动都产生了影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三、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
中庸既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也是一个具体的为人处世行为准则。所谓中庸，按儒家创始人孔子自己的解释就是“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折之”。后来有许多学者也都作了更加详细的解释，但要旨均不离此。将其作为处世为人的指导原则，就是不要偏激，不要走极端。要公正，平和，谦恭，以理服人，以礼待人，留有余地;等等。
茶事活动要取得完满结果，关键在于把握准确的“度”。现在公认的中国最早茶书唐代陆羽《茶经》，虽说主要是对茶事的具体记录，没有明确涉及茶道，但也体现了许多严格把握茶事的“度”的观念。例如论采茶“有雨不采，睛有云不采”;论评茶“茶之否，存于口诀”;论煮茶“慎勿……使凉炎不匀”;论沸水，一沸不用，三沸太老，而取二沸恰恰相好，等等。而恰到好处的“度”，就是中庸的基本内涵之一。
所以，进行茶事活动时，首先，必须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能有偏激走极端，要心平气和，进退有节，待人有礼;其次，在具体活动中也要不偏不倚。例如制茶过程中，焙火，就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冲泡茶叶时，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冲泡时，也应按照同样的原则。无论置茶，注水，出汤，都要恰到好处。品饮时，要始保持着平和心态，毫米能体到乌龙茶的色香味妙处。当然，具体的量，具体的方法，可以因人而异。基本的中庸之度，却是一致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乌龙茶，也可以说是一种最能体现中庸思想的茶。
近年来，关于中国茶道精神内容的讨论相当热烈。其中说的最多的是所谓“和、敬、清、寂”。同时也根据这四字而演变出其他的四字，什么“和、敬、怡、真”，“和、敬、怡、平”，等等。然而考其四个字来源，其实是日本茶道的基本概念。不可否认，日本茶道源于中国，又发展的比较成熟，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毕竟是在不同自然与文化环境的产物，与中国茶道精神有很大的不同。日本茶道的哲学基础，是日本化的佛教禅宗思想。所以，又有“茶禅合一”的说法，也有人将日本茶道称为“禅茶道”。由于日本茶道有一套严格的冲泡品饮程式，近年传入中国之后，产生极大的影响。以至于有些人竟不知所以地把它当作中国茶道了。这当然一种误区。日本佛教禅宗，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与中国本土的佛教禅宗，还是有很大区别。中国禅宗，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而这种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与承认儒家主流地位，与儒家思想同化的过程。离开了这一点，佛教在中国的扎根与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佛教佛寺，在茶业发展中起着相当特殊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发展了一整套独特的佛教茶礼，出现所谓“自古名山多名寺，自古名寺多名茶”现象。但不管怎样，都不能取代和超越儒家的主流地位和影响。
有人说，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思想，源于道家创始人老子。老子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发展成中国传统宗教道教。而中国历代统治者，推行的都是“外儒内道”;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比如汉初、唐初，老子和道教也曾被推崇到极高的地位。正因此，道教思想在中国人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中，同时也对茶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至于“天人合一”思想，是汉时儒家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来的，揉杂了许多阴阳五行谶讳迷信学说。但考其根源，还是源于道家思想。董仲舒以儒自据，力倡独尊儒术，但就这点思想来说，与孔子的原始儒家思想相去甚远。孔子不仅从“不语乱力怪神”，也很少论天。“不知人，焉知天”。
当然，这也许正是孔子以后的儒家学说特色，从董仲舒的经学起，到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总是吸收揉合了包括道家在内的种种思想观念才发展起来。但不管怎样，道家也与佛教一样，始终都不能像儒家那样，成为占独立统治地位的理论学说。
而儒家思想和文化，情况就不同了。尽管在先秦创始时，经历过许多坎坷，但最终取得了在中国社会和正统主流地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太伟大了。儒家有了“中庸，就成了包容性极大但又个性极强的学说体系。先是吸收道家、法家思想，后来又吸收佛教思想，但是不管怎样，基本的中庸核心没有变。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中国茶道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也许中国茶道不会有日本茶道那样严密的程式与规范，也不会以“茶道”名称出现，但无论如何，中庸思想都是茶事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
儒家与茶道的关系
茶品与人品
古人认为，喝茶是雅事，所以，一起喝茶的人亦不能太俗。因而就有了品茶、品人、茶品、人品之说。在这一方面，古人是丝毫不会含糊的。
明人屠隆在《考盘余事》中说：“有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
明人陆树声与徐渭都作有《煎茶七类》之文，二人把“人品”列在首位。陆树声说：“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徐渭也说：“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
同时代的许次纾在他所著的《茶疏》“论客”一节中说：“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辨，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汲水点汤。”
陈继儒在其所著的《岩栖幽事》中则说：“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由此可见，品茶时的人数是有严格限制的，否则就落下了“施茶”的话柄。张源在《茶录》中亦有类似的说法：“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入曰施。”
中庸、和谐与茶道
有人说，中国人性格象茶，总是清醒、理智的看待世界，不卑不亢，执着持久，强调人与人相助相依，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共同进步。这话颇有些道理。
表面看，中国儒、道、佛各家都有自己的茶道流派，其形式与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佛教在茶宴中伴以青灯孤寂，要在明心见性;道家茗饮寻求空灵虚静，避世超尘;儒家以茶励志，沟通人际关系，积极入世。无论意境和价值取向不都是很不相同吗?其实不然。这种表面的区别确实存在，但各家茶文化精神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即：和谐、平静，实际上是以儒家的中庸为提携。
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主张有秩序，相携相依，多些友谊与理解。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主张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无休无尽，破坏平衡。水火本来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相容相济。儒家把这种思想引入中国茶道，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的审已、自省，清清醒醒地看自己，也清清醒醒地看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过年过节，各单位举行“茶话会”，表示团结;有客来敬上一杯香茶，表示友好与尊重。常见酗酒斗欧的，却不见茶人喝茶打架，那怕品饮终日也不会抡起茶杯翻脸。这种和谐、友谊精神来源于茶道中的中庸思想。
在中国茶文化中，处处贯彻着和谐精神。宋人苏汉臣有《百子图》，一大群娃娃，一边调琴、赏花、欢笑嬉戏，一边拿了小茶壶、茶杯品茶，宛如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孩子虽多并不去打架，而能和谐共处。至于直接以《同胞一气》命名的俗饮图，或把茶壶、茶杯称为“茶娘”、“茶子”，更直接表达了这种亲和态度。清代茶人陈鸣远，造了一把别致的茶壶，三个老树虬根，用一束腰结为一体，左分枝出壶嘴，右出枝为把手，三根与共，同含一壶水，同用一支盖，不仅立意鲜明，取“众人捧柴火焰高”、“十支筷子折不断”、“共饮一江水”等古意，而且造型自然、高雅、朴拙中透着美韵。此壶命名为“束柴三友壶”，主题一下子被点明。
中国历史上，无论煮茶法、点茶法、泡茶法，都讲究“精华均分”。好的东西，共同创造，也共同享受。从自然观念讲，饮茶环境要协和自然，程式、技巧等茶艺手段既要与自然环境协调，也要与人事、茶人个性相符。青灯古刹中，体会茶的苦寂;琴台书房里体会茶的雅韵;花间月下宜用点花茶之法;民间俗饮要有欢乐与亲情。
儒家茶道倡导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主张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无休无尽，破坏平衡。水火本来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相容相济。儒家把这种思想引入中国茶道，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