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励志故事
韩愈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文学家，因为韩愈不仅只是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他在官场上也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韩愈的励志故事，供大家参阅!
韩愈的励志故事：1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评价自然是很有些夸张了。苏东坡还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其他暂且不表，单说这“忠犯人主之怒”，于韩愈确实不为过。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文中字字情真意切，流露出身为臣子的拳拳之心。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韩愈的乌纱得来不易。他考进士三次落第，考官时又三次碰壁，按说应该惜官如命。但他屡次犯上，逆披龙鳞，被贬之后也不吸取教训，一如既往。他傻吗?
当然不是。在提笔给两位圣上写奏状时，特别是在给唐宪宗反映迎佛骨的危害时，他早已充分考虑到可能的后果。可为什么还是冒着丢官甚至丧命的风险直言相谏?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在《龌龊》一诗中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有见辄言”，即使获罪也在所不辞。“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 这是韩愈用热血写就的心中呐喊。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除了个人理想，韩愈其所为还与历史传统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
“谏诤”是中国古代士人一向的传统。而在唐代，士人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而且在实践这个传统的客观条件方面，比前代士人更具优势。一是尽管唐代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凡是意欲有所作为的皇帝，大都比较鼓励进谏、注重纳谏。二来，除了廷议之外，唐代士人还可以通过多种场合和方式来进谏，如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或对策、上疏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唐代士人追求谏官身份、以谏官的思维方式对待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的社会风气。
所以，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文人，在发扬“谏诤”传统上表现得更加强烈和迫切，这正是中唐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和中唐文人的社会使命感两方面因素的驱使所致。
韩愈的励志故事:2
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819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所谓“文死谏，武死战”。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并说：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就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12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韩愈自己也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着名的诗。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孙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还算富庶，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
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
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
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
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
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抗拒，争长为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阴雨连绵不开，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一片拳拳之心。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13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文如其人，文如其心。
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
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韩愈的励志故事:3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评价自然是很有些夸张了。苏东坡还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其他暂且不表,单说这“忠犯人主之怒”,于韩愈确实不为过。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文中字字情真意切,流露出身为臣子的拳拳之心。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韩愈的乌纱得来不易。他考进士三次落第,考官时又三次碰壁,按说应该惜官如命。但他屡次犯上,逆披龙鳞,被贬之后也不吸取教训,一如既往。他傻吗?
当然不是。在提笔给两位圣上写奏状时,特别是在给唐宪宗反映迎佛骨的危害时,他早已充分考虑到可能的后果。可为什么还是冒着丢官甚至丧命的风险直言相谏?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在《龌龊》一诗中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有见辄言”,即使获罪也在所不辞。“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这是韩愈用热血写就的心中呐喊。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