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写给安德烈的信
借《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龙应台和21岁的安德烈共同找到一个透着天光的窗口，透过36封电子家书，两代人开始──“打开天窗说亮话”。下面是小编跟大家分享的给安德烈的信，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龙应台写给安德烈的信篇1
亲爱的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刚刚赛完足球才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天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大学的入学数据……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 “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家回民饭馆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脏脏的辫子垂到胸前。从她的眼睛，你就看得出，她其实很小。十六岁的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队小猪出来遛达。海风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海水的盐分掺杂在土里，所以，椰子树的树干底部裹着一层白盐。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二十三岁时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大道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灯。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二十三岁的我，还习惯人车杂踏、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里养着的鱼虾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死鱼的尸体。整条街飘着腐臭腥味。然后太阳出来了，炎热毒辣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艺术”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坐在凳子上扇扇子，小孩在庙埕上追打，中年的渔民成群地蹲在地上抽烟，音乐被劣质的扩音器无限放大。
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永远有一股尿臊，揉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不断地说黄色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脱啊脱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台湾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人们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噗”一下，一张肮脏的塑料袋贴到你脸上来。
龙应台写给安德烈的信篇2
MM：
信迟了，因为我和朋友们去旅行了三个礼拜。不要抱怨啦，儿子十八岁了还愿意跟你写信你也应该够满足了，尤其你知道我从小就懒。好，跟你报告一下我的生活内容吧，也免得你老
嗦说我们愈来愈疏离。
可我马上陷入两难：我们去了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和巴塞罗纳，但我真的能告诉我妈我们干了什么吗?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德语有个说法：
“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我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一个十八岁的香港女生问我时间是怎么花的，我读什么书、想什么议题、朋友相聚时讨论什么话题等等。我吓一跳，嘿，她真以为我是个虚矫的知识分子?我当然偶尔会去思考一些严肃的大问题——一个月里有五分钟吧，当我无聊得要死的时候……
好啦，我在夸张啦，但是我要夸张你才会明白十八岁是怎么回事。刚刚我才从咖啡馆回来;我们在咖啡馆里谈得最热烈的大半是身边的小世界、朋友之间发生的芝麻蒜皮。我们当然也辩论政治和社会议题——譬如我今晚就会去看《华氏 911》，朋友们一定也会各有看法，但是我们的看法都是很肤浅的，而且，每个人说完自己的想法也就够了，不会太认真。
周一到周五每个人都忙：足球、篮球、舞蹈，每个人疯的不一样。德国学制每天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下午的时间各管各的。我是个足球狂：一周三个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做教练，教六岁的小鬼踢球。每个周末又都有巡回球赛，所以我的生活里足球占了最高比例。功课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其它，就是跟朋友磨混，尤其是周末，我们不是在朋友家里就是在咖啡馆或小酒馆里喝酒聊天，烂醉的时候就用瓶子把酒馆砸个稀烂，或者把随便什么看不顺眼的人揍个鼻青脸肿……
怎么样，又吓到你了吧?(我知道你会真信呢， MM，你真的是“小红帽”，没办法!)好，说正经点，有些事，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小家伙想尝试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着你的老二菲力普)，而我们已经到一个程度，觉得酗酒而醉是难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时候会喝醉，譬如在马耳他，相处九年的好朋友们要各奔西东了，我们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非洲纳米比亚的某一晚吗?我认识一个华文作家，在纳米比亚的酒店里喝醉了，醉得当场敲杯子唱歌，还要把餐厅的杯盘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卷起来带走……那个人你记得吗?你大醉的那年我才十岁，可是至今难忘呢。
龙应台写给安德烈的信篇3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使你设法穿越这歌词，很触动 MM。在一个十八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十八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三十四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薄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一九七○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 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四十六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订?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以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
有一种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信义完全抛弃……所谓和平，指的是战争;所谓友好，指的是侵略，所谓民主，指的是奴役……这种主义实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为这么少的人所欺骗。可是，光明终可消灭黑暗，信义终可战胜虚伪。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瞭”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瞭”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订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瞭”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 MM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力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 iP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 iP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我们在厨房里，我在弄午餐给他吃，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先不要生气，”我说，“你先去弄清楚学校的规定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如果写的是‘上课’时不许，那么你有道理;如果规定写的是‘在学校范围内不许携带’，那你就没话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