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小包袱”小说《庆祝无意义》

米兰·昆德拉以85岁高龄出版新小说，且是10年酝酿之作，相信很多人同我一样，都还来不及去关心他写了什么就已经为之激动振奋甚至豪情万丈了。要知道这个年龄的很多小说家除了写回忆录已经不会再写别的什么了，要知道写小说是件多么耗体的事啊，而且往往吃力不讨好。你85岁了，写得好别人认为是应该的，否则对不住你的名声是吧;写得不好年纪那么大还要被人砸被人唏嘘，人家可不管你身体好不好心情舒不舒畅的。我不是阴谋论者，不觉得昆德拉此举和经济问题或者冲击诺贝尔有什么关系，我想他是真心热爱写小说的吧，或者只是因为不甘寂寞?那也是好的，有一个小说家，技艺功底胸襟视野都上佳，你又喜欢他，写了新作品当然值得高兴，如果你是出于这样的心态读这本新作，应该不会太失望的。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大呼不过瘾，觉得昆德拉并无突破。不错，这是事实，四年前的文论集《相遇》就已经给了我这样的感觉，完全可以说是《小说的艺术》的延续，只是延续而已，毫无更进一步的意思。《庆祝无意义》也是，哪怕你只读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部作品，都足以辨认出它们的模样有多么相似，且后者也未有超越之意。昆德拉式的主题一如既往，对刻奇(媚俗)的反叛，对苏联政治的讥讽，对传统的诘问，这些主题曾经如此迷人，有一段时间它们几乎垄断了所有严肃作家的作品，而他们的领导人便是昆德拉。人们感慨岁月的无情，把作家们都熬老了，熬烂了，也许是的，当你成了经典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已经过时了，所以还是识相点写写回忆录吧，这样才更识时务?

我想谈谈作家的标志这个问题。昆德拉的珍贵之处在于他的现代性，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始，他表现出来的反叛意识，剧烈的抗争性;他迷人的文本结构：碎片化，对照关系;他流亡作家的身份，敏感的国籍，对现代政治尖锐的思考，这一切都让他的小说一度成为现代主义的标杆，让他本人成为文学偶像。偶像的本质是高度的标识化，文学偶像本身可能并不肤浅，但偶像化却会使作品“被肤浅”，被不断强化的特性最终成为了一种时尚，丧失了它的先锋。这种情况在村上春树身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那么，作家有标志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这很难回答。像昆德拉这样在前作中已无数次树立了自己标杆的作家，一旦无法在后来的作品里呈现出对这一标杆的升华或超越，就非常容易落入自我重复的嫌疑，这就是风格独特的作者通常会面临的窘境。面对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85岁的昆德拉老先生显然已经不够前卫，他的先锋被定格在了已然成为了经典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想要在《庆祝无意义》中继续看到他急先锋的身姿，这样的期待注定会落空。

但我认为，这只是读者或评论家的心态问题，抛开作者及有关他的一切，只看作品，这个新作并非无甚可谈。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品式小说，篇幅不是太长，结构不是太紧凑，语言节奏从容不迫，没有大波大澜，只有作者抖出的小小包袱，一个接一个。通过这些包袱，作者抓住了三个点：肚脐，语言，和斯大林的笑话。肚脐一条线，探讨的是性与生育，与母性的关系。作者设置了两位全然不同的母亲。阿兰的母亲在他十岁时便抛弃他离开了家，她甚至后悔自己怀孕，想要通过自杀来反抗。夏尔的母亲却被称作“天使”，这是一个慈爱有趣的母亲，但天使是没有性别的，阿兰尖锐地指出。在这里，性别、生育和母性看似都是由女人承担，实际上内部却存在巨大分歧。作为女性(凸显性别特征)，生育和成为母亲(褪去性别特征)其实是对固有性别的一种背叛，但这种背叛又充满了必然性，或者说是必然导致的结果。夏尔的母亲顺应了这种必然性，阿兰的母亲却背叛了它，借此作者展开对意义的第一层质问，必然性是否确实是必然的?对母性意义的确立对女性而言到底是升华还是摧残?作者最后通过对天使坠落(夏尔母亲即将离世)这一情节完成了对意义的反诘。

语言部分的主人公有两个，一个是达德洛，另一个是凯列班。达德洛善用言辞，试图通过惊人的语言能力来博得女性青睐，虽然总是失败。为了在朋友面前突显活着的重大意义，他甚至谎称自己得了癌症。凯列班早年当过演员，为了让自己感受一个他者生命完整的存在，凯列班谎称自己是巴基斯坦人，并发明了一种谁也听不懂的巴基斯坦语，好把自己与众人隔离开来。达德洛和凯列班共同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都特别希望通过语言来对存在进行浓墨重彩的描绘，但最后都失败了，因为语言的意义是有限度的，与达德洛完全相反的卡格里克，一个语言平乏毫无惊人之处的人，反而因为漠视了语言的意义而成了著名的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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