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期《小说月报》看王蕴章和恽铁樵编辑思想的不同论文

《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后深受读者欢迎，一时间成为民初影响极大的文学刊物。正如杂志创刊前的广告所说，“识字者读白话可求通顺，粗解文理者，可期文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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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前期《小说月报》由于王蕴章和恽铁樵两任编辑所处时代和编辑理念的不同，体现出他们不同的编辑风格。他们编辑思想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编辑主张、编辑形式、对读者的重视、编辑意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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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正文：

从前期《小说月报》看王蕴章和恽铁樵编辑思想的不同

《小说月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从1910年创刊到1920年12期，后期从1921年第12卷第一期到1932年毁于战火。从1910年创刊开始到1912年由王蕴章主编，他留学南洋后，由张元济提议，让恽铁樵接替王蕴章成为《小说月报》的第二任主编。他从1912年至1917年间主编了《小说月报》的第三卷至第八卷，王蕴章留学归来后，又接着主编《小说月报》的第九、十、十一卷，至1920年被迫辞去《小说月报》的主编。由于两人的编辑观念和所处时期有所不同，体现出不同的编辑风格。

1、编辑主张不同

《小说月报》第一任编辑是王蕴章，字莼农，别号西神残客，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工书法，通诗词，词章名手，雅好楹联，擅作小说，曾发表小说《碧血花传奇》、《香骨桃传奇》、《鸳鸯被》《玉鱼缘》等，喜爱戏剧，其修养、嗜好与当时的读者有着较多一致性。他的编辑主张主要体现在《小说月报》创刊号即1910年第1卷第1号的《编辑大意》之中。他预想的《小说月报》是《绣像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是“以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为宗旨”“材料丰富，趣味浓深”的一份杂志，“广说部之范围，助报余之采撷”。但在实际编辑过程中并未能完全贯彻其中，由于他自身的喜爱与当时的流行风气导致他后期选用的作品多是“哀情”、“苦情”、“言情”的“礼拜六”小说与“拟酬和于西昆，风流末歇”的诗词。

第二任编辑是恽铁樵，别号黄山、冷风、焦木，他中英文功底都很扎实，在课余时间翻译英国小说，产生一定影响。1909年，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赏识其古文翻译才能，聘他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接手《小说月报》后着力改造，他在1912年第3卷第7号《本社特别广告》上表明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内容侧重文学，诗、古文、词，诸体皆备。长短篇小说及传奇、新剧诸栏，皆精心撰选，务使清新隽永，不落恒蹊。间有未安，皆从割爱。故能雅驯而不艰深，浅显而不俚俗，可供公暇遣兴之需, 亦资课余补助之用。”体现在《小说月报》内容中，言情小说比例大大降低，道德伦理题材大增，其中有些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劝善惩恶”的主题，将视野转向社会变革的宏大主题，像他自己创作的《血花一幕》、《工人小吏》即是明证，这种观点也确立《小说月报》纯文学的严肃立场。正是在这种关注现实人生、追求雅正的编辑方针指导下，他一方面刊登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尽量适应各个层次读者闲暇时的阅读需要，另一方面明显增多的古诗词又满足了一部分旧式文人和遗老的阅读，最终《小说月报》进入繁荣期。由此可见两者编辑主张的不同，王蕴章追求趣味性和娱乐性;而恽铁樵则追求纯正、严肃、简洁。

2、编辑形式不同

(1)杂志的封面和插图不同

就民初的杂志来说，像《小说时报》、《礼拜六》等都流行以时装美女甚至妓女照片做封面和插图。而《小说月报》主编王蕴章、南社成员，学识渊博，善骈文、书法，喜填词度曲，以词章写小说，尤善传奇、杂记，从一开始他就倡导封面要“选择綦严，不尚俗艳，专取名人书画以及风景古迹，足以唤起特别之观念者……”，在前2卷多采用典雅的中国画，以至于学生时代的郑逸梅拿到《小说月报》花蝶水彩画后，便觉得它“笔墨风华流畅，趣味盎然”，立刻“奉为至宝”，成为他阅读小说杂志的开始，这体现出《小说月报》独特的定位。但受当时风气影响，王蕴章也逐渐采用了诸如“北京之名妓谢卿卿、李银兰小影”做插图，他甚至发表通知：“如有将诗词杂著、游记随笔、以及美人摄影、风景写真惠寄者，本社无纫感动，一经采用，当酌赠本报若干册以答雅意，惟原件概不退还。”到他再次主编时，《小说月报》中插图又有所变化，出现了书法、古画、拓本等，体现出浓厚的士大夫审美意识，引起遗老们的强烈喜爱。

而恽铁樵接手主编《小说月报》后，在《本社特别广告》中发表公告：“本报自本期起, 封面插图, 用美人名士风景古迹诸摄影, 或东西男女文豪小影, 其妓女照片, 虽美不录。”《小说月报》封面和插图更多的是中西各大文豪、名士像雨果、司各特、狄更斯和大汉报主笔张女士等人的照片，紧跟形势潮流，体现出现实性。前后两位编辑所采用的插图与封面的不同体现出一个偏向通俗与雅正之间，一个坚持雅正。

(2)栏目设置方面不同

王蕴章在《小说月报》1910年第1卷1号创刊号上明确指明“本报各种小说皆敦请名人分门担任，材料丰富，趣味浓深，其体裁则长篇、短篇、文言、白话、著作、翻译，无美不搜;其内容则侦探、言情、政治、历史、科学、社会各种皆备。末更附以译丛、杂纂、笔记、文苑新智识、传奇、改良新剧诸门类，广说部之范围，助报余之采撷。每期限于篇幅，虽不能一一登载，至少必在八种以上。”由于对戏剧的爱好，他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安排了“改良戏剧”一栏，并一直保持到他编辑杂志的第一个时期结束(第2卷第12期)。当他再次主编时，他在九和十卷里又设立了“小说俱乐部”“小说题画”、“小说补残”、“游戏文”等栏目，大量刊登鸳鸯蝴蝶派小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人指责他是属于鸳鸯蝴蝶派。

而恽铁樵所编辑的六卷《小说月报》在栏目设置上相比王蕴章编辑时出现了许多变化。他取消了“译丛”栏目，又先后增加了“传奇”、“附录”、“轶闻”、“游记”、“诗话”、“杂俎”、“棋谱”、“本社来函撮录”等栏目。到1916年，恽铁樵认为：“本卷体例，重新修整，实较前此为妥。先时分栏曰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其余则曰笔记、曰杂俎，此盖以长短篇小说为正文，余为附录也。然正文恒少，附录转多，阅者疑焉。杂俎、笔记分类亦复未允。且长短篇题曰小说，将谓后者非小说乎?标签曰《小说月报》，内容有小说有非小说，此不可也。”1916年第在7卷第1号将长短篇体裁归类名称调整为“琐言”，1917年第8卷11期小说栏“寓言”取代了“琐言”;1917年7月删除了“寓言”，“新著”和“丛译”开始出现，强调的是小说翻译和创作的分野。从两任编辑栏目设置来看，王蕴章的栏目相对比较庞杂，可以说范围很广;而恽铁樵的栏目设置相对较为集中，但他的栏目设置一直处在变动之中，这主要体现出他对小说概念的认识的变化。而这种栏目设置与变化也与编辑们的思想变动联系密切。从内容与形式来看，王蕴章编辑《小说月报》期间展现出编者“以杂志为百科式通俗教育的企图”，呈现“现代的知识与资询的消费化”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娱乐化”两种特质交错的画面，透露了编者个人怀旧品味的倾向;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期间呈现出关注社会现实人生与追求杂志的教化与雅正倾向。

3、对读者的重视程度不同

《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后深受读者欢迎，一时间成为民初影响极大的文学刊物。正如杂志创刊前的广告所说，“识字者读白话可求通顺，粗解文理者，可期文理进步”。 王蕴章主编期间，并没有太注意读者，他更注重《小说月报》的功用“灌输新理、增进常识”。在后期的编辑生涯中，受恽铁樵的影响，他注意与读者沟通，与“同志”唱和，并以“鼓励小说家之兴会，增进阅读诸君之兴趣”为宗旨。在第9卷第4号创设“小说俱乐部”，还推出续写小说等形式，在第9卷第9号还出现这样的通知：“本报自九卷九号起，增添史外、瀛谈、诗话、奕话、奁艳、杂俎，各门材料，以佐爱读诸君兴趣。”在第9卷第11号创办“寒山社诗钟”。如此以来通过一些栏目把一些作者、读者联系起来，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各自的积极性。

相比较而言，《小说月报》的编辑恽铁樵更注重读者的参与性。他在《小说月报》第7卷第2号刊登了《答某君书》一文说：“弟思一小说出版，读者为何种人乎?如来教所谓林下诸公其一也;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其二也;男女学校青年其三也。”正是注意到学生是刊物的读者，所以格外要求严格，“可供公暇遣兴之需, 亦资课余补助之用”。在他主编期间，特设了“本社来函撮录”，方便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交流，增进刊物的改革。

读者还就栏目设置提出了建议，“故宜创设别体之言情小说，务在救正流行诸本之弊”，“宜注重国学的科学小说”，“宜增设滑稽史也”，《小说月报》“宜扩充篇幅也”。“短篇小说宜兼收并蓄，弗宜专持一体”，栏目“分门别类宜有定则，尤不宜过多。”原因在于“近时各小说杂志，每喜多分门类，夸多斗靡，自诩丰富，最易令人生厌”。正是在读者的主动参与下，《小说月报》的内容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也正是由于恽铁樵特别重视读者的意见，根据读者的意见改革栏目设置，小说月报的销售量大增。这也成为后期《小说月报》学习的一个重要经验。

4、编辑意识不同

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严把质量关、奖掖后进。他从选稿、编辑、复信、批稿费，事无巨细，一丝不苟。恽铁樵特别重视文学的质量, “佳者虽无名新进亦获厚酬, 否则即名家亦摈而勿录”,他认为“小说之为物, 其力量大于学校之课程奚啻十倍。青年脑筋对于国文有如素丝, 而小说力量伟大又如此, 则某等滥竽小说界中者, 执笔为文, 宜如何审慎将事乎。”他依据为学生选择国文课本的认真和严格来进行编辑, 以致读者感觉到“《小说月报》自先生主持笔政后, 文调忽然一变。窥先生之意, 似欲引观者渐有高尚文学之思想, 以救垂倒之文风于小说之中。”这是对鸳鸯蝴蝶派的陈词滥调、无病呻吟小说的反拨，对提高小说价值，繁荣小说创作，是很有贡献的。

此外，他在来稿中发现人才，无门派观念，除把稿件决定刊用外，很快复信进行鼓励。对于青年的创作都给予大力奖掖, 鲁迅的第一篇古文小说《怀旧》就曾得到他的多则批语, 予以高度赞扬;叶圣陶、张恨水等作家在创作中也都曾受到他的鼓励, 成为名家。可见恽铁樵的文学伯乐慧眼之才，突出了他具有鲜明的编辑意识、较强的职业道德情操。

当然这两任编辑风格的变化与时代和编辑的理念密切相关。王蕴章主编《小说月报》时的主要创作者多是一些纯粹的旧派文人、南社成员和小说家，读者多是一些封建遗老，他们的文化思想相对保守，因而《小说月报》的装帧设计、编辑内容更多体现出传统文人的逸趣与闲适，以及向外学点洋玩意的自得心态。正是意识到时代的发展、读者群体的变化，创作者以恽铁樵为核心，以管达如、孙毓修、张毅汉等人为成员，多是些关注现实的倡导者，恽铁樵才严格把握质量关，主张著译小说要以“变国俗”为宗旨，取舍稿件以“雅洁”为标准。正是考虑到《小说月报》“可供公暇遣兴之需, 亦资课余补助之用”，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把消遣与教化、审美性三者并重，这也体现出两位编辑不同的编辑风格。

参考文献：

[1]王蕴章《编辑大意》,《小说月报》1910年第1卷第1号。

[2]郑逸梅《从首订稿约谈到王蕴章》，《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227.

[3]王蕴章《本社通告》, 《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2号。

[4]恽铁樵《本报特别广告》,《小说月报》1913第4卷第1号。

[5]恽铁樵《编辑余谈》，《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1号。

[6] 胡晓真《知识消费、教化娱乐与微物崇拜——论〈小说月报〉与王蕴章的杂志编辑事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年(即民国95年)第51期，55—89。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