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近代史论文
辛亥革命是一座历史丰碑。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推动了亚洲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辛亥革命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辛亥革命近代史论文范文一：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的丰碑
一百年前，在伟大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胡锦涛同志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一、哪些因素催生了辛亥革命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尤其是在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以后，列强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中国的势力。他们在华投资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提供高息贷款，而铁路、矿山的利权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目标。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在华利益竟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清政府却宣称“局外中立”。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攫得的在中国东北地区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在日、俄相斗之时，英国也派兵侵入中国西藏地区。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
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十几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激增4倍之多。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各种旧税一次次被追加，巧立名目，新税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中饱私囊，以致民怨沸腾。正是在中外反动派的残酷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同时，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2.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内外交困之时。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1905年明令废除科举制度。迫于内外压力，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君主立宪的方案，并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但是，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正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目的。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借立宪之名不断加强皇权。1911年5月，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责任内阁，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试图采取和平手段推进中国进步。1894年，孙中山本人就写过《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但被拒绝。这对孙中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后来谈到，自己原本也赞成“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但经过现实的教训，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同年，他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筹划发动反清起义。1904年，他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4.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
20世纪初，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歌颂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纷纷成立。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1.封建帝制的覆灭。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广州起义。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革命党人大部分牺牲。七十二烈士的遗骸被葬于黄花岗，故是役史称“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同时借此“劫夺”商股。这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反对最强烈。清政府在铁路利权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和反抗，加速了革命的爆发。立宪派本来主张把保路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之内，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造成“成都血案”。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在同盟会会员的参与下，掀起了全四川的武装起义。
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革命军在3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包括上海)及其他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2.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政治制度。
三、 革命党人反对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斗争
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3个月就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和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1.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以武力压迫革命派，并命其党羽联名通电，宣称“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帝国主义列强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弋，为袁世凯助威，并攻击孙中山“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在革命高潮中附和革命的立宪派、旧官僚等则从内部施加压力，大造大总统职位“非袁莫属”的舆论，力主袁世凯上台，以便早日结束革命。一些革命党人甚至也主张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就应该让他当大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袁世凯在得到这些许诺后，加紧“逼宫”。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袁世凯致电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2月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呈，但附以南京为首都、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袁世凯不肯离开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配合，以迫使革命派让步，革命派再次妥协。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随后，临时参议院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
⑴首先，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们大力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他们制定《暂时新刑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剥夺《临时约法》规定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种政治权利。1914年3月，袁世凯公然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不久，他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使大总统不仅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可以推荐继承人。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政权，而且还可以将其传子传孙。至此，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了。
⑵袁世凯统治时期，出卖路权、矿权，大肆借款，并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他未经国会同意，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用盐税作抵押，使列强实现了控制和监督中国财政的愿望。1915年5月，为了让日本支持复辟帝制，他竟然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
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第二天，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下令以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举行登基大典。帝制复辟活动遭到举国反对，袁世凯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3日只当了83天皇帝就被迫取消帝制。1917年6月，张勋率“辫子军”北上，拥废帝溥仪复辟。这一次复辟的时间更短，仅12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破产了。
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
2.反对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斗争。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许多革命党人以为，推翻封建帝制、建成共和政体，革命大功告成，从而丧失了革命意志。他们中有的人热衷于追逐个人的官职和利禄，甚至投靠军阀，迅速蜕化为新的官僚、政客;有的人埋头经营实业，为自身牟取经济利益;有的人热心于搞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甚至主张劝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还有的人在革命受到挫折时，意志消沉，隐遁山林，或者移居海外，以逃避国内的政治斗争。孙中山起初也一度受到袁世凯的欺骗，表示“十年不预政治”，以修铁路、发展实业为己任。1912年8月，宋教仁为实现责任内阁，在北京正式组建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后，孙中山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毅然发动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由于北洋军阀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而国民党方面缺乏兵力和财力，内部意见又不一致，结果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失败了。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坚持反袁武装斗争。由于中华革命党提不出能够动员群众的革命纲领，入党者又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带有强烈的宗派性，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参加的人数很少，社会影响不大。
1915年12月25日，即袁世凯准备“登基”前一周，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很快形成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次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惧而死。
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这种局面下，孙中山举起了“护法”的旗帜,但“护法”的口号在群众中缺少号召力。由于孙中山既没有足够的实力，也不掌握军队，遂不得不依靠与皖系军阀有矛盾的西南军阀。而西南军阀则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对抗北洋军阀，扩大自己的实力。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并出师北伐。不久，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擅自实行停战，并且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去上海。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想依靠南方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是行不通的。
四、 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第三，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随后的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革命政府还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行跪拜礼;男子以“先生”、“君”的称呼取代“老爷”等的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列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
尽管辛亥革命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的业绩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永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辛亥革命近代史论文范文二：浅析一家出版社近代史出版的内在理路
奉命写一篇盘点我社关于辛亥革命历史图书出版的文章，心中略估算了一下，竟有些吃惊：除了探讨辛亥革命的图书，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关注从晚清到民国历史的图书相当之多，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对近代史发展规律、历史事件、关键人物的探讨研究，如张鸣著的《辛亥：摇晃的中国》，桑兵著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王尔敏著的《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政局》，陈舜臣著的《青山一发：从孙文崛起看大清日落》，赵焰著的《晚清有个曾国藩》，等等;第二类是第一手史料的，如“辛亥记忆”丛书中冯自由著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宫崎滔天著的《三十三年之梦》，林百克著的《孙逸仙传记》，珍稀文献出版尤其壮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情报资料》《满铁档案》《东北日本移民档案》《胡汉民日记》，等等;第三类是追忆和还原那个时代细节的著作，如《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民国女子》《花开花落》《民国达人录》，等等。
从数量和质量上来看，近代史图书出版称得上是相当可观了，这无疑是广西师大出版社最重要的出版版块之一。
因为有了这个小小的发现，我开始琢磨其中的原因，是出版社有统一的规划吗?以我掌握的信息所及，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该没有在全社的范围内做出这样的统一部署。熟悉广西师大出版社构架的朋友知道，广西师大社贝贝特公司“花开五朵”，桂林本部还有文献分社、社科分社等的划分。我们是由多个部门，许多独立思考的出版人，在切磋砥砺中形成这样同声相应的格局。社长何林夏先生是文献学专家，他要为研究者和后人抢救和保存第一手研究资料，近现代史是他关注的重点;总编辑刘瑞琳女士主持的“温故”系列，大众读者就更熟悉了，其中的“温故书坊”、“秦风老照片馆”丛书、“讲古堂丛书”都是脍炙人口的品牌。写到这，我突然想起我社不幸英年早逝的龙子仲先生，他在指导青年编辑开发“辛亥记忆”丛书选题时说：“谈辛亥不能只局限在辛亥，要往上溯，比如张之洞。”寥寥数语，切中肯綮，能让有心者豁然开朗。因辛亥革命的主力湖北新军，乃晚清重臣张之洞所创。如果将湖北新军与袁世凯所练的北洋新军做一比较，就能看到张之洞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联。袁世凯“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用权术将北洋新军驯成个人武装，官兵“只知道有袁宫保，不知道有大清国”;而张之洞以“身心性命之学”练湖北新军，多招募“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兵，所以“秀士入营者頗多”，并且他注重开启“兵智”，使之“明理”、“知耻”，对将士进行忠君爱国、御侮自强思想教育，所以湖北新军能独立思考，接受新的观念，并能急国家之难。所以湖北新军辛亥首义，其中是有内在痕迹可寻的。受到子仲的启发，编辑们前后陆续开发有《袁世凯大传》《书生襟抱本无垠——杨度传》《天朝的狂欢——义和团运动史》、丛书“戊戌前后的痛与梦”等等，内在的线索宛然可寻。
来自作者的影响也是一重要原因，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作者陈丹青先生，近年来尤其关注晚近历史，他的鲁迅研究，在数年中不同场合的讲座中逐步推进，结集成《笑谈大先生》出版，一时四座皆惊：陈先生虽不以鲁迅研究为专业，但其著作却跻身鲁迅研究最好的著作之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陈先生去年拈出“民国范儿”一词，来概括那个时代独特的气象，一时广为传颂，让人佩服他敏锐的感受和独特的表达。我犹记得去年9月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年度沙龙上，陈丹青与谢泳对谈，主题就是“今天为什么谈论民国”，座中数百听众，以青年学子居多，气氛热烈。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新周刊》的访谈文章指出：“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不错，正是如此，但我觉得还不止于此，民国范儿必然有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更深层次
的东西。我突然想起一个身历大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的、着一袭长衫的清隽身影，那是陈寅恪先生，想起他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脍炙人口的纪念碑碑文，最后几句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因此，如果要探寻广西师大出版社社近代史领域图书出版的“内在理路”,我更愿意这样来归纳：我们跟您及许多读者一样，想了解和思考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想对当下这个时代多一些反思：100年了，我们在哪些事情上取得了进步，又在哪些问题上徘徊?以史为镜,那是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让当代人纠结而焦虑。因为这个原因，思考和探求的轨迹就形成了图书出版的轨迹。
何林夏社长认为，出版社应该是一家“同人”企业，即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工作，当然，志同道合的还有读者和作者，因为他们的支持和嘉勉，我们努力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并为得到读者的欣赏和认可而高兴。这里或可提到另一套与那个时代相关，出版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抗战史丛书”，有读者说，这套书积极评价了正面抗战的国军，那正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我们因此对读者的嘉许心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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